王了望的文学思想与学术思潮的转变

［摘要］王了望为明末清初陇上文坛、书坛的一位大家，然史载阙如。纵观其文学创作，受明代中后期文艺思潮的影响较大，表现出抒写性灵，表达自我，追求个性，崇情尚趣的特征。其在明末清初的学风巨变中既有坚持又有反思，摒弃了明末文风的流弊而选择了以风雅精神表达性灵的文学观念。

［关键词］王了望;文学观;性灵;风雅精神

王了望(1605－1686年)，甘肃陇西人，原名家柱，字胜用，后名予望(字荷泽)、了望，晚年自号绣佛头陀，是明末清初文坛、书坛的一位大家。清代吴之珽《襄武人物志》评其诗曰:“天分特高，每成一篇，独有生气。”“思风言泉，飙发湍流，虽不必上拟陈思《豆萁》、正平《鹦鹉》，要亦自能倚马可待，成不加点，使观者色飞绝倒。”［1］638－639“熊师旦、陈名夏称为陇西才子，至以长吉(李贺)目之。”［1］640

一、作品留存情况

王了望诗文总量估计不小，他享有82岁高寿，18岁时考取秀才，博览群书，自视甚高，保守地算，如果其文学创作从此时开始至寿终，约有六十余年漫长的创作期，这在古代并不多见，他曾言:“的是获麟宜绝笔，尼山何处睹残红。”(《夜读野史》)似乎表达了自己应该学孔子71岁时获麟而停止著述，然而并未如此，今仍可见其耄耋之年的诗作，看来该诗中所谓“绝笔”只是表达如孔子志不获酬的感慨而已，并未真正停止创作。尽管其更大的兴趣在书法上，并自谦云:“余于文不能落纸，如万花谷，仅寥寥数篇，犹盆中之小景，夜径之凡卉，岂足娱人意哉!”(《菏泽自序》)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位才思敏捷、自视甚高的古代才子型文人，在长达八十余年的生涯中创作数量应该不会太少，然而，时至今日，其大部分已经散佚，不幸其诗句竟为谶语:“可惜笔花多未整，却成零碎落人间。”殊为遗憾。据莫建成《王了望遗墨选辑》所录，现存文约二十余篇，且一半为篇什不过300字的小品文，诗三十余首。《菏泽自序》云:“人生终不可无文，……故文亦不问人间喜与不喜，而自为存之。……但不为当门之锄幸矣，故手抄以存之。”可见王了望生前曾自结集存录，现可知有《风雅堂稿》、《小蚩冷集》、《一笑册》等，今皆不存。嘉庆年间，翰林院庶吉士武静山曾付梓《王荷泽先生诗文集》，道光年间陈玫尚有疏于集端，今已不存，从陈时夏序可以看出，大部分诗文来自陈在民间画轴屏障间访得，估计数量不多，亦可知一百余年后王了望的诗文已大量散失。咸丰年间，伍尚仁蒐集陇西诸贤诗文名曰《搜珠集》，自称未寻得王了望遗稿，所收其作来自遗墨，该集现存部分散篇。此后诸如光绪年间莫沛霖《陇西艺文集》等皆本此增删而已。

二、王了望的文学观

王了望一生屈居下僚，于明天启年间中秀才，虽在陇上文名显称，然此后二十余年，一直未得中举，直至顺治五年(1648年)，43岁时以岷庠拔贡身份被州学荐到京城国子监就读，不久，就被晋升为文林郎(散官，正七品)，此后未得擢拔，在京十年之久，53岁时(1658年)授予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令(正七品)。可想其在京城求学并不如意，远赴当时还为郑成功与清廷对峙的前线泉州为官，实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在1653年的诗作《癸巳都门腊月又春》中有此感叹:“日驭劳今古，忙如流水回，东风歇不住，年里又吹来。”他每天奔忙于琐碎公事，眼看着时光飞逝，理想渐远，便发出无奈的感慨。而此时他已在京五年之久。当他晚年回忆起这十年时光时，不禁感慨万千，发出“可惜十年梦，萧然此夜灯”(《宿岷州紫寰宫僧院》)的喟叹。我们不禁要问，即使是在国子监这样的平台，为何有“才子”之誉的他在明清两代屡屡不得进学呢?除了其“不喜攀附的狂狷”［2］30个性之外，或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文学观念所致。王了望的文学创作开始于明天启年间，此时王阳明心学方兴未艾，文艺思潮大变，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受到了士人的排斥与质疑，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顾炎武所言:“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3］王阳明心学以其对人的价值的高度肯定和主体意识的充分弘扬，实现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反驳。“致良知”将士人从烦琐的章句中解放出来，士人以求个性解放，摆脱朱注的束缚。流风所及，出现了崇尚自我体悟、轻视读书穷理的流弊，文风空疏。影响到文学潮流，则随之出现了标举自我个性的“性灵”派文学。“文变染乎世情”，王了望的文学观也受到这一文艺思潮的影响，大体而言，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崇尚至情，独抒性灵。其《风雅堂漫画》云:“风雅”二字，谈何容易?唯忠臣孝子，劳人思妇，情到不堪忍处，始淋漓悲愤，而发出一段感慨流连之辞，使千万世有情者，读之而亦唏嘘，不禁为之流连感慨焉。故龙子猷谓宋人谈多少“理”字，不如唐人说一“情”字。乃真学问，人体贴到十二分至处，非浅人可仿佛其意绪也。余有志而未逮，偶欲为同志者鼓此一段事，而性情之唱和殊少，笔墨之缠绕无已，愈知天下之有情者不多也。因与谦若为之浩叹!他认为，“情”与“理”是相对的，文学作品应该以情感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非有真情不可，而此情须“体贴到十二分至处”乃佳。这一观念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1598年)中的“至情论”为同一论调。所不同的是，汤显祖的“至情论”站在以情反理的立场，更为激进。实际上，王了望的文学观念更接近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论调，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叙小修诗》中的一段话被认为是“公安派”的文学纲领: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赍怒，截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有何疑焉!

［4］对比袁、王这两段文字，实为同一文学观点的不同表达而已，相对于王，袁更强调表达至情不加或较少节制。除了对“情至”推崇之外，还表达了穷愁著文、缘情而发的观点，显得更贴近文学的本体。其二，不平则鸣，提倡风雅精神。如果说“至情”和“性灵”为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的话，那么穷愁著述、不平则鸣则为外在因素，王了望认同这一观点，其在《菏泽自叙》中说:文犹花也，花之开落荣枯因乎时，风雨阴晴任其遭，花故不能自主。且金谷平泉之植，穷岩僻径之生，花又不能自择，杜子美谓“文章憎命达”，与花之不能自主、不能自择者何异?然世间终不可无花，人生终不可无文。而在表达方式上，王了望提倡风雅精神，这一点截然区别于汤显祖“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表达，也不同于袁宏道动辄“若哭若骂”、“峭急而多露”的率意之谈，显得温如玉德，文质彬彬。如其《读小戎诗》，称赏其有秩秩之音。其晚年筑室“风雅堂”，大概用意正是如此，可见其对风雅精神的推崇。陈时夏评其诗曰:“菏泽之诗，用得其正。置身题外，识距题颠，风骚温雅，气味在汉魏六朝之间。”［1］641王了望所倡导的风雅精神，在继承了《诗经》以来的风雅传统的同时又有发展，扩大了风雅的内涵，他认为李贺“文心高于陵谷，风雅深于循良”(《跋刊长吉诗》)。这里的“风雅”，已不单纯是文学创作的风格和抒情方式，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动机、内容和意义。可见其在晚年对明末过分张扬心性的学风与文风有深刻的反思。其三，追求“别趣”，不落俗套。“趣”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审美概念，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变为诗歌审美的一个核心概念”。诸如高棅、杨士奇、李东阳、屠隆、李维桢、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胡震亨、胡应麟等人均在诗歌批评中广泛运用并阐释“趣”，“将我国古典诗学中以‘趣’评诗的批评实践推向了顶峰”［5］。袁宏道云:“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为童子也，不知有趣，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人生至乐……山林之人，无拘无束，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去趣愈远矣。”［6］(《叙陈正甫会心集》)可以看出，他是从反理的角度谈趣的，认为人一旦为理所缚，趣则远矣。而竟陵派代表钟惺则进一步夸大“趣”与文的关系，认为无趣不成文:“夫文之于趣，无之而无文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则死，人之能知觉运动以生者，趣所为也。能知觉运动以生，而为圣贤、为豪杰者，非尽趣所为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7］(《东坡文选序》)如果说在“趣”的表达上公安派之末流失之于“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公行”的话［8］，那么力矫其弊而起的竟陵派则走向奇僻险怪，深幽孤峭的反面，同样不免于很快地销匿于晚明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之中。在文学创作上，王了望亦主张“别趣”，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翻案出新，不落窠臼。主要体现在其论说文的立意上，吴之挺评其文曰:“其为文往往翻案见意，所著《雪秦》、《千古恨》、《洗玉环》诸篇，为好奇者所流布。”［1］638－369如《雪秦》一文，独赏始皇之一统、阡陌、郡县三大事，立意翻新，识断高明;而《千古恨》则直接抛出“忠臣之于国家，非吉祥善事也，辄为千古事，国家于忠臣，多慷慨死人也，辄为千古人，总之，非幸也，直千古恨耳”的论断，新人耳目;更遑论其千古奇文《冤辩》，以其辞气凌厉得到在上者的激赏而得以活命。正如仁承允《直隶秦州新志续编》评曰:“其文刻传十余篇，峭洁爽目，不落恒谷，议论亦出新动人。一望而知为非凡之士。”［1］641其二，在自然山水间领略天地之真趣。陈继儒《田园有真乐》云:“田园有真乐，不潇洒终为忙人;诵读有真趣，不玩味终为鄙夫;山水有真赏，不领会终为漫游。”［9］显然王了望是一个懂得自然真趣的人，他一生壮游天下，至老弥笃，即使因年老无法登高临远，也不忘神游一番以抒情怀(《忆往事》)。其作品中有关记游的小品文和诗歌占了大部，其小品文情高趣真，不拘长短，行于当行、止乎当止，随意点染，着手成篇，为晚明小品文复兴的余绪。其三，提倡“禅趣”。暮年的王了望，常常盘桓寺院，说禅论道，并自号“绣佛头陀”，这既是其“经历了官场倾轧，宦海浮沉的一种逃遁”［2］30，同时也是其心性的真实回归。此时的作品，渐渐渗入禅理机锋而显得淡泊玄远，富有高趣。他认为，文学与禅有着天然的关系:“文近禅，故禅多为文人喜，然裴韩诸公亦多禅，而印师与子瞻人独津津者，已仰多别趣耳。禅自翛然远矣，远则别趣，趣故与人亲也。”(《颂证一上人文》)时人评其“文宗南华、太乙”［1］640，皆本于此。纵观王了望的文学思想，受王阳明心学思潮影响较大，崇尚表达自我，追求个性，崇情尚趣，与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所倡导的文学观念一脉相承，这既是社会思潮熏染的结果，也是其心性所向。虽然后半生四十年生活在清代，然其交往的士人也多为明代遗臣，故其文学思想承明末文艺思潮余脉也是必然。另一方面，在清初，经历了社会巨变的士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等反思历史兴废时，将明王朝的灭亡归结为明末空疏不学的时风:“嘉靖以前，士习淳厚。房稿坊刻，绝无仅有。……万历之末，武林闻子将始建立坛站之帜，然用以招朋徒，广声气而己，未及乎牟利。启、祯之间，风气益变，盟坛社坛，奔走号跳，苞宜竿犊，与行卷交驰除目邸报，与文评杂出。妖言横议，遂与国运相终结。”［10］进而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清代初年，整个社会学术风气为之一变，王了望在这场学风巨变中既有坚持又有反思，摒弃了明末文风的流弊而选择了以风雅精神表达性灵的文学观念，其诗“风骚温雅，气味在汉魏六朝之间”［1］641的韵味，正缘于此。从王了望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自明代“公安派”到清乾嘉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文学表达性灵的潜流从未间断，只不过时显时隐而已。

作者:焦福维 王 峰 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兰州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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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谦益．牧斋文学集:下册卷四十五［M］．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