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反映受动性

一、文学活动及文学反应的慨念

文学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接受、研究等活动的总称。文学活动既是一个包含诸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同时又是作为人类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子系统而呈现出来。[1]文学活动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审美的精神活动。它由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而文学的一般性质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的话语活动。体现了文学与反映的关系。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表现了文学反映的受动性与能动性。马克思主义从从哲学的存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理论出发，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一种人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与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马克思所阐述的这种观点广泛应用于文学活动性质的解说。列宁首先用“反映”一词说明文学是对于生活的反映。列宁在著名的论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3]其次文学反映的观点在那里，得到了更直接和更鲜明的表述。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5]把文学看成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认识。

二、文学反映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阐释

受动性指的就是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的创作一般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能动性表现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还是可以根据其个人的思想认识、艺术趣味、生活经验，来选择他所要表现和能够表现的生活、主题、题材和体裁，还可以选择他所熟悉的艺术技巧和方法。

三、《藏獒》这一文章中反应的受动性

作者杨志军1955年5月出生于青海西宁，当过兵，务过农，上过大学，做过记者。1982年春天，杨志军大学毕业进入《青海日报》社当记者，与草原藏族牧民、草原灵犬藏獒共同经历荒蛮而温暖的草原生活，获得深厚真实的荒原体验，成为与荒原休戚相关、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在《藏獒》序中，杨志军说：“一切都来源于怀念——对父亲，也对藏獒。”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犬演变而来的高原犬种，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它曾是青藏高原上横行四方的野兽，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驯化，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是对一个特定群体的反映，它是源于现实生活的。

四、《藏獒》这一文章中反应的能动性

1、写作手法和写作风格在写作手法上，《藏獒》适应现代人的欣赏情趣，更流畅耐看。《藏獒》努力在狗身上做文章，狗上升为名副其实的绝对主角。外部环境、藏传佛教、解放军入藏、部落冲突、藏族习性风俗等，一切围绕藏獒划圈子，伸延婉转在藏獒运行的导轨中，突出表现藏獒的生命历程，人与环境成了辅助和衬托。因而《藏獒》闪耀的狗性、狗情，逼真人类，甚至比喻成人类的化身，恐怕一点不为怪不为过。在作者精心打造下，藏獒完成了形式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瞬间和完整故事。

2、《藏獒》体现出的主题这本书的脉络，沿着一只叫刚日森格的狗和主人公“我”双线在展开。既有我所目睹的西藏草原原生态的种种高原雪域的浪漫与神秘，又有一只世界上最雄伟的狗——藏獒——争作獒王的传奇生涯。本书的思想上的主题是刚日森格要得到西结古草原獒群的认同，要获得属于自己的爱情，而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来挑战现任的獒王。而主人公？“我”也同样为了获得爱情，为了获得西结古的认同必须去向汉藏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挑战。

3、《藏獒》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当今的社会由于现实和市场化，而使人的物资享受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精神却处于相对孤独，相对寂寥的状态。《藏獒》中的“我”，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与现实中的我，似乎都一样，处在一个或者现实或者精神上的“荒原”，既在享受一种孤独，又在逃避一种孤独。《藏獒》中是靠我与刚日森格来完成，而现实中的我则既羡慕又崇拜。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则是以艰苦的生活在催逼着我们去直观的看待穷困地区人民的生活。《藏獒》一书所描绘的孩子们，衣不蔽体。赤着双脚即使在雪山，又或者在满是石子的荒原奔来跑去。这本书不论主人公的境遇或危险，或安逸。他们却始终肩负着自己的责任，并且决不轻易的使自己随波逐流。

五、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

文学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即作家作为主体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生活。作家在艺术创作活动都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的创作一般也不能超过一定的历史关系即作家的受动性。再创作过程中作家具有能动性即创造主体受到时代的社会性的限制，又有个人的主动性体现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