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赖派作家文学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文坛上出现的重要文学派系之一的无赖派文学，对日本战后文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赖派文学中的“无赖”一词，从其字面意思上来看，是指人的行为无章乱序，放荡不羁，有无赖，无用之意，但其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即有反叛，反抗，蔑视，反对传统之意思。而无赖派文学的作家有的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是他们持有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特征均具有“无赖”的特点，因而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也正是由于以其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集中反映了当时二战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文思想，体现了与“正统文学思潮”完全相反的文学理念，因此促进了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而日本无赖派文学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家是坂口安吾，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石川淳等。根据日本文学史家的划分，也将田中英光，檀一雄，伊藤整，高见顺，北原武夫，三好十郎列入无赖派文学作家的行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赖派文学作家要属太宰治，而太宰治的《斜阳》、《维扬的妻子》、《人的失格》是日本无赖派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作，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轰动，与日本国民产生了共鸣。因此，太宰治可以说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无赖派文学作家，同时其与坂口安吾一起被日本文坛称为无赖派文学的两大泰斗。

一、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

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于1909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担当国家贵族院议员，母亲长期多病静养，因此太宰治从小由保姆和姑母抚养长大，缺乏母爱。由于这种经历使其对他人有戒备感，对现实生活有着憎恶反感的思想倾向。1923年其父亲因病去世，对其影响颇深。1930年太宰治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科学习，后中途退学。在东京，曾拜井伏鳟二为师，并参与左翼运动;1930年的11月，太宰治与东京银座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员相约殉情自杀，后其获救，而女招待员被水淹死;1931年与艺妓小山初代同居，并没有专心致力于创作;1932年发表了其处女作《回忆》，同年还发表了《鱼服记》;1935年因参加报社记者考试落第郁闷而上吊自杀未遂，同年其小说《逆行》被选为首届芥川文学奖候选人候选作品，开始引起日本文坛的注意，以此同时《丑角之花》也相继问世;1936年太宰治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出现，同年发表了《虚构的春天》和《狂言之神》;1937年他与艺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成功，两人不久后便分手;1939年经老师井伏鳟二的介绍，太宰治与山梨县的教师石原美知子结婚。此后，太宰治便更加专心致力于文学的创作，不断有新作问世:1939年《富士山百景》、《女学生》、《皮肤与心》、《八十八夜》、《黄金风景》;1940年《快跑吧，梅罗斯!》和《女人的决斗》;1941年《新哈姆雷特》;1942年《正义和微笑》;1945年《潘多拉的盒子》;1946年《苦恼的年鉴》;1947年《维扬的妻子》、《斜阳》、《叮咚叮咚》;1948年《樱桃》和《人的失格》陆续发表出版。1948年6月，太宰治和一个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投河自杀。从日本文学史的习惯划分来看，将太宰治的文学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32年至1938年期间，为其文学骚动，苦恼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在沮丧，生厌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少许滑稽和欢快之事。第二时期:1939年至1944年期间，为其文学创作安定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描述对艰辛困境中的颓废经历，对新生的重新认识和追求，该时期是其文学艺术上的飞跃时期。第三时期:1945年至1948年期间。该时期是太宰治文学思想创作得到充分发挥的时期。其三大无赖派文学代表巨著《斜阳》、《维扬的妻子》、《人的失格》均在该时期创作并发表问世。从太宰治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文学创作过程均体现了颓废堕落的生活状态，都充满着悲观厌世的情绪，其现实的生活阅历是其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和潜在背景。此外，太宰治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其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具有“无赖派”特征，而且对于无赖派这一文学流派的树立，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关于“无赖派”一词，最早就是由太宰治提出的。1946年1月15日，太宰治在给当时的作家井伏鳟二的书信中提到:“因为我是无赖派，所以我要反抗战后的风气。”而且，太宰治又在《东西》杂志上论文强调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我要嘲笑挂着一副得势面孔的人。”因此，日本文坛把太宰治的这些关于“无赖”的言论称为“无赖派宣言”，这一流派也就这样被称呼得名而来。简而言之，太宰治的生活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紧密相关，其早年丧父的深刻影响，以及堕落颓废的生活状态均构成了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二、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内涵

作为日本战后出现的无赖派文学作家，太宰治是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派别中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其文学作品具有一定鲜明的特点。第一，反叛天皇制度的精神内涵是其文学作品的内在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了非正义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大多数日本国民意识到战争是由日本天皇为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在心理意识上极大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权威和日本天皇制度的神化。而日本战后在谈及政治的价值，伦理，权力等，均要涉及到日本天皇制度问题。当时日本文学界就战争责任问题的论争，其核心也在于继续维持或者完全否定绝对的天皇制度。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其文学作品均体现着反抗天皇制度和集权主义的思想和意识。第二，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来对抗当时社会思想以追求思想的解放是太宰治文学的又一特点。在无赖派文学研究会编著的《无赖派文学》的第36页中就提到了太宰治的《自由人问答》一文，其中论述到:“自由思想的本来姿态，就是反抗精神，是破坏一切的思想，是作为压迫，束缚的一种反应，与此同时发生斗争性质的思想”［1］。但是旧有的天皇制和战后美军占领的社会体制下，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的反抗和呼吁却显得虚弱无力和无助，于是其就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为创作主题，通过国民生活的颓废和堕落来衬托社会体制的堕落和颓废，以期进行抗争，以期求得自由和解放。第三，文学创作的手法以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方式进行，这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在太宰治文学作品中充满着颓废的人生哲学和虚无主义理念，通过抛弃道义和人情的虚伪面具，以期揭示人性在情感和肉体的阴暗面，在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中追求自我的“人性解放”。通过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创作手法，来对战争时期的封建伦理，陈旧道德的反叛。太宰治的文学作品无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无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非标准，而以自我解嘲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其作品中均留下了作家自身颓废堕落的痕迹和映射。第四，对日本近代传统的反叛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太宰治在文学创作理念上反对传统文学观念，以一种自我意识，随意性强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上，反对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反对日本的私小说，对原有的惯例和规则全然不顾，摒弃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观念的约束，以自我的随意性为创作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理念上，将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创作割裂，塑造无赖派文学的“虚构世界”，极力反对日本传统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一致性的文学观念，采取反客观的描写方式和反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无赖派文学特点，“创作题材大多是和无业流浪汉，穷人，酒鬼，妓女联系在一起的。在写作手法上，他们反对传统的自我小说模式，问题简洁明快”［2］。其文学作品除了有上述具有的独特的文学特点，还具有其内在的各种文学思想意识，如“颓废堕落”意识，“自杀”意识，“罪”意识，“孤独”意识，“基督”意识等各种文学思想意识。

1．“颓废堕落”意识“颓废堕落”意识是无赖派文学的重要特征。作为无赖派文学泰斗的太宰治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着无赖派文学思想的“颓废堕落”意识。例如在其小说《斜阳》中，描述了贵族家族的没落和主人公直治、和子的颓废堕落心态。主人公之一的直治从军队复员回来与入伍前认识的文学老师上原整天酗酒，并贪念于女色，极度放纵自己，吸毒，到处借债，无所事事，极端虚无，全面否定了日本的一切传统精神文明，对生活产生了虚无感。在小说《维扬的妻子》中，阐述了贵族出生的穷诗人大谷的落魄生活。大谷整天酗酒，并抢了酒馆子的钱，后被人追迫到家里。其妻子因此去酒馆当女招待替大谷还债，被客人奸污后还自甘堕落地说:“这算什么。现在我们只要活着就足够了”。显然，在该小说中深刻刻画了大谷和其妻子的颓废堕落的心理世界。中篇小说《人的失格》是带有作者青少年自传体色彩的重要之作，文中的主人公叶藏从小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人带有不信任感。其长大后，对自己身边和周围的一切更加不信任和不理解。生活的放荡不羁，参加左翼运动后的沮丧心理，妻子被奸污的无奈心态，沉溺于酒色的堕落心境等等都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自杀”意识“自杀”意识是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重要内容，而太宰治的生活经历也明显带有“自杀”意识的色彩。1930年，太宰治与东京银座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员相约殉情自杀，后其获救，女招待员被水淹死;1935年因参加报社记者考试落第郁闷而上吊自杀未遂;1937年与艺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成功，两人不久后便分手。最后的生命结束方式是给其妻子留下遗书后，于1948年6月16日和一个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在玉川投河自杀。1930年到1948年这一期间，是太宰治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而该时期也是太宰治自杀行为和意识最为频繁的时期。“文如其人”，其小说《斜阳》中的主人公之一直治由于二战结束后从军队复员回来，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陶醉于酗酒和娼妓的生活，作风堕落，最后以自杀身亡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其中篇小说《人的失格》的主人公叶藏由于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人带有不信任感，以堕落的方式来解脱痛苦和恐惧难以奏效，最后想以自我毁灭的自杀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叶藏便与一女人一起跳海寻求自尽，而一起跳海的女人死了，叶藏活了下来。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均于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和反抗现实，一个死亡，一个侥幸存活，都充满着一种自杀的凄惨悲观格调。

3．“罪”意识“罪”意识是太宰治文学的又一重要特点。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对主人公的放荡不羁，反世俗反传统的描述，以颠倒的方式来阐释其文学价值观，也就是以堕落来代表上进，以颓废来代表健康向上等方式，摈弃陈旧的价值体系的虚伪性，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来重新论述，因此在对颓废堕落的主人公的描述的时候均带有强烈的“罪”意识。日本著名评论家平野谦在其《太宰治论》一文中论述到:“本来太宰治就是一个天生背负着种种负罪感的人。无论是出生于他的那种家庭，还是生来不是长子而是第四个儿子，也无论是被赋予了那种充满自恃与矫饰的纤柔感受性，还是被负罪感所折磨以致于三番五次企图自杀并将女人卷入其中，这对于太宰治来说，作为原罪式的自卑感都是刻苦铭心终生难忘的。或许正是这种罪恶意识变成了解决太宰治文学的钥匙”［3］。在太宰治的小说《斜阳》中，其主人公和子为了实现与其情人上原的爱情，在其母亲死后只身一人来到东京，并违背当时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与上原生下了私生子，凸显了主人公和子深深的“罪”意识。在小说《维扬的妻子》中，大谷的妻子为了归还大谷欠的债而去酒馆当女招待替大谷还债，被客人奸污后还自我解嘲似的认为:什么样都可以，只要活着就好，显示了其内心的“罪”意识。在其小说《人的失格》的结尾部分论述到:“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显然，“罪”意识是太宰治文学作品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基调之一。

4．“孤独”意识“孤独”意识的深入刻画是太宰治文学的重要印记。通过对小说中主人公的孤独心理状态来阐释整个社会的孤独和虚无。小说《斜阳》中的主人公之一和子的母亲是孤独的，这位母亲是一位从战前的富有生活急剧转变为战后的无地位无追求，只能靠变卖财产来维系战后颓废生活的孤独贵妇人。其生活的急剧没落，其身体的逐渐衰亡都充满着孤独的格调。而主人公姐姐和子也是孤独的，对母亲的病故，对弟弟的自杀，对情人上原的失望，对生活的叛逆，使其内心感到十分无助和孤独。主人公弟弟直治也是孤独的，其整天酗酒，并贪念于女色，极度放纵自己，吸毒，到处借债，生活毫无目的和追求，以至于最后的自杀方式也是孤独的。小说《维扬的妻子》中贵族出生的穷诗人大谷是孤独的，整日昏昏沉沉，酗酒无度，毫无人生追求和目的。其妻子更为孤独，替丈夫还债而自愿作女招待，被客人奸污后还满不在乎地认为只要活着就足够了，显然其内心的孤独超越其对道德伦理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中篇小说《人的失格》中的叶藏也是孤独的，其孤独得对自己身边和周围的人、事物都极度不信任，其孤独得自能用自我沉沦和自我毁灭来发泄自身的痛苦。太宰治的小说不仅体现了太宰治作为作家的内心孤独和文学意识的孤独，也体现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孤独心态，更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独和虚无。

5．“基督”意识太宰治的文学作品除了上述的文学思想意识以外，在其作品中还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意识。在其小说《斜阳》中在阐释日本战后国民颓废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隐含了太宰治对基督教的无限憧憬，在该小说中直接引用的《圣经》的经典句子也颇为多见。在阐释主人公和子时候，大量引用了基督教的内容，如《旧约圣经》的箴言第25章第11节第516页的“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马太福音》第10章第19节第11页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等等。可以看出，太宰治将主人公和子的恋爱和基督教耶稣所提倡的爱相结合在一起，将基督教耶稣宣传爱的思想内涵融入到小说主人公和子的恋爱过程。此外，在其回忆随笔《讲述我的半生》中引用《马太福音》的第19章第19节的“爱人如爱己”的基督教精神。在其小说《人的失格》描述到:“我不可能相信神的宠爱，而只相信神的惩罚……。信仰，我觉得它只是为了接受神的鞭挞而低着头走向审判台而已”。显然，太宰治对基督教中的神持有独特的信仰方式，借助其特有的基督教信仰方式使得自己的文学意境得到提升。而对于太宰治的自杀，同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坂口安吾在其《不良少年与基督教》一文中论述到:“不良少年不想负罪。即使死了也要让人觉得他很伟大……。太宰治是根据基督的权威来进行自我主张”［4］。显然，太宰治的自杀与其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看法有着很大的关系和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基督意识对于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

三、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评价

1．西方的评价西方的文学界对于太宰治的评价不是很多，这与在西方文学界中介绍日本太宰治小说的状况比较少紧密相关，但是总的评价和反映还是比较好。大多西方文学评论家将太宰治小说看成是战后日本社会集中反映的重要文学作品，认为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将作为日本现代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学遗产而流传后世。西方的评论家一般将太宰治与加缪，卡夫卡放在一起评论，对太宰治文学有着很高的评价。美国日本文学研究DonaldLawrenceKeene是这样评价太宰治文学的:“太宰治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现代作家代表之一。但是，其在短暂的生涯和经历中做出了巨大的功绩。其展示给我们的是魔术式的笔法，变化多端的小说场景，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物和氛围。对于西欧的读者来说，可以通过太宰治的作品理解到现代日本生活真正的内涵”［5］。另一位美国作家JamesT．Farrell谈及太宰治文学时，是这样评价到:“太宰治给我们留下了带有受伤人类的灵魂的魅力作品，他是一位有着敏锐透彻洞察力和写作手法的作家”［6］。西方的文学界对太宰治文学评价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比较高的。

2．日本的评价在日本，对太宰治文学的评价褒贬不一，各种评价都有。宫本显治在其《“人的失格”以及其他———关于太宰治的感想》一文中把太宰治的文学评论为“违背道德者和生活落寞破产者”的作品，对太宰治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否定和贬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学理念的变迁，对于太宰治文学的肯定评价越来越多。日本评论家鸟居邦郎在其论著《太宰治文学精神的形成》中论述到:“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稳固。在此11年间始终有新的崇拜者不断涌现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7］。另外一位日本评论家奥野健男在其论著《文艺读本•太宰治》中指出:“喜欢或厌恶姑且不论，太宰文学无疑给予了战后文学以非常大的影响”［8］。日本的作家田中英光，开高健，武田泰淳，安冈章太郎等均曾认为自己是太宰治文学的忠实读者，多多少少接受过太宰治文学的影响。近年来，在日本学界否定太宰治文学的声音日益衰微，肯定太宰治文学的呼声越来越大。

3．中国的评价在中国，对于太宰治文学的研究并不多，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对于太宰治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并不多的缘故。而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对于太宰治文学持有肯定态度有之，持否定态度也有之。在1998年第1期的《外国文学》中的《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一文中这样评价太宰治文学的:“太宰治文学已不仅是属于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注目”［9］。此外，黑龙江大学教授曹志明在其论著《日本战后文学史》中，是这样评价太宰治的:“作者太宰治虽然对现实世界感到失望，但是他憧憬着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王国和现实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他对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对异性)充满着许多幻想。太宰治是‘无赖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在日本文坛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他那独特的‘自我毁灭’式的文学，反映了日本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绝望及厌世情绪”［10］。叶渭渠教授在其论著《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第392页中对太宰治及无赖派文学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反叛精神的出发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又深深地打上了虚无主义的烙印，往往从个人反抗的角度，采取‘堕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乃至追求肉欲与卑俗，来作为对旧的道德价值观的挑战。这是从恶俗中沦落的反叛精神，是畸形的病态的反抗。这种思想和行为，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所以这种反抗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因为这种办法既无助于批判战后的社会现实，也拯救不了个人所面临的命运”［11］，认为太宰治及无赖派文学有着反叛精神的积极一面也有着其固有的消极一面。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于太宰治文学的评价也是不能一概而论。

四、结语

太宰治作为日本无赖派文学派别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曾在日本风靡一时。虽然其文学创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对战后混沌的日本社会以及徘徊在虚无和绝望的日本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唤起了日本国民心灵深处的共鸣，而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太宰治以无赖派的无赖方式“自杀”结束了其文学生涯，太宰治的自杀也标志着无赖派文学的终止。在对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进行探究的时候，一定要客观地分析其文学思想意识的内在背景，详细探索其独有的文学特征和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想意识，并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审视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不同方面的历史评价。同时在研究太宰治三个不同文学创作时期的时候，应与其左翼运动崩溃时代，战争时代，战后迷惘时代相呼应，其前期的错乱，中期的迷茫，后期的败北，都是由其本人的性格天性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所决定的。只有系统地、整体地、客观地从其三个不同文学创作时期的背景入手，才能全面地理解、分析和研究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