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文学创伤叙事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创伤的理论性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主要目的是为揭示创伤隐含的文化与伦理意义。凯西•卡鲁斯主编的《创伤:记忆的探询》和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与恢复》被视为创伤理论的经典著作。目前，创伤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个人心理创伤的动因探寻与防治向文化研究层面转移，发展为涉及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一战前后崛起的现代主义小说见证了第一波创伤叙事的兴起。它不仅在主题上表现创伤，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意识流等全新手法潜入人物内心，书写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战争带来的创伤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涌现了新一波的创伤叙事，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不遵循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因为创伤主体受暴力、难言的身体和精神苦痛折磨，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可怕的经历;(二)违反传统的情节设置模式。创伤叙事打破时间顺序，故事情节不连贯，支离破碎;(三)叙事主体受创伤困扰，陷入无力自拔、难以控制的重复讲述状态;(四)叙事中充斥了幻觉、鬼魂、暗示性梦幻、与死者的会见等内容。卡鲁斯本人强调了创伤叙事中对历史的间接指涉，创伤历史的指涉性与它在发生时被理解的程度相仿，一个创伤性历史事件在其发生之时并没有被理解和体验，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里面了。这种经历是在之后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才被体验的，正是创伤的滞后性决定了创伤者历史体验的特殊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在创伤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不断地侵袭现在，在这种侵袭中现在和过去的界限被模糊了。〔2〕创伤叙事小说，作为间接指涉历史的叙事作品，不仅能为读者抵达创伤历史和记忆提供途径，也能在重复创伤体验的历史叙事中帮助个人和整个族裔记忆创伤、消解创伤。

《骨》(1993)是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取材于个人亲身经历的一部处女作。在这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中，创伤气息贯穿始终，不仅小说主题与人物塑造涉及创伤经历与记忆，而且作品的意识与结构也映射出创伤的节奏、过程与不确定性。小说从梁家长女莱拉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的美国华裔家庭的悲情故事。在作品中，作者不仅呈现了个人及家庭的种种“创伤”经历，还将个人、家庭与族群的历史用记忆连接起来，谱写出一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创伤叙事。小说《骨》中没有完整的、连贯的叙述，许多分离散乱的细节以看似偶然或混乱的状态并置在一起。伍慧明通过这种断裂式的创伤叙事手法，突破了时间、空间、因果等逻辑关系的限制，使小说叙述者莱拉的意识可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往返穿梭，将过去生活片段的回忆与当下家庭生活中破碎的现实有机融合，连成一体。通过莱拉对妹妹安娜自杀事件的回溯，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带有创伤记忆的家庭事件，使读者感受到了叙述者的强烈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在这些创伤性经历中，父母的婚姻不幸、洗衣店的生意失败以及安娜的自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创伤经历，它们贯穿小说家庭创伤叙事的整个过程。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小说中，利昂和妈妈达尔西的关系极不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斥着争吵和矛盾。莱拉认为“他们的婚姻就像服苦役，是两个人一起服苦役”〔3〕。为了便利而非爱情所拼凑的家庭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痛苦和创伤的种子。父亲利昂总是游离于家庭的中心，只是家庭生活中的陪衬角色，而母亲达尔西虽为女人却因丈夫时常漂泊在海上，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既要在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养育三个女儿。因为生活的困顿和情感的空虚，妈妈达尔西曾一度投入雇主汤米•洪的怀抱。利昂出海归来，无法面对妻子的背叛，大发雷霆，搬进三藩公寓以逃避婚姻失败的现实。

利昂和达尔西婚姻的不幸给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创伤记忆，这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三个女儿带来了心理阴影。大女儿莱拉夹在利昂与妈之间，总是感到很累，尤其是担心“妈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里，而梅森还在那里苦等着我”〔4〕。因为父母的不幸婚姻，莱拉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婚姻有排斥情绪。与莱拉和尼娜相比，二女儿安娜在父母的争吵和冲突中似乎感到最为痛苦。当父母激烈争吵时，莱拉会紧闭心门，任他们大喊大叫。尼娜则会对争吵的父母大喊大叫，然后离开。只有安娜总是会想方设法从中调停，维持父母的关系。在利昂发现妈的出轨而爆发的家庭危机中，年仅十岁的安娜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用她的耐心和爱心感化了离家出走的父亲利昂，使其放下心中的芥蒂，重返家庭。安娜在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和勇气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她在扮演调停者角色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创痛与伤害也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儿尼娜虽是家中最我行我素的一个，但是她“没心没肺”的外表之下其实隐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与姐姐在纽约享用大餐时，她问起父母近况，当莱拉直言父母因婴儿店的灯再起争执时，尼娜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她的双目“突然低垂下去，嘴巴像是吃到了什么味道很苦的东西一样扭曲起来”〔5〕。家庭不和使三个女儿的童年记忆充满苦涩，成年后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逃离这个创伤之家，希冀在新天地中寻得一份解脱，但家庭创痛显然是“逃避”无法消解的。如果说不幸的婚姻给梁家两代人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创伤和持续的心理压力，那么翁梁两家因洗衣店生意失败而睚眦相向、相互交恶则是梁家遭受的最为惨痛的经济打击和情感伤害，而且也是导致梁家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的导火索。利昂将自己的失望和挫败感化作怒气全部发泄到无辜的安娜身上，逼迫安娜与翁家的儿子奥斯瓦尔多分手，因此关系一向最为亲密的父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人愤怒的争吵不仅惊动了鲑鱼巷的左邻右舍，还使安娜不得不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而离家出走。在这场轩然大波之中，父女二人都伤痕累累，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留下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一向乐观和聪慧的安娜自童年时期便在家中扮演着父母矛盾的调解人，她用自己对家人的热爱努力维系着自己珍视的创伤之家，然而在她的恋爱问题上，父母前后态度矛盾，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和立场，这令一直忠诚于父母的安娜感到无尽的失望。年仅20岁的她变得更能隐藏自己，总是一个人闷着，把心里的秘密瞒着家人。过往的创痛使她产生了无法战胜的心理障碍和困忧，最终感到绝望的她选择了纵身一跃，逃离了她所厌倦的世界。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小说《骨》中作者伍慧明通过“莱拉”这个人物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美国华裔后代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使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其他华裔的真实生活，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也是伍慧明为自己以及其他华裔后代书写的创伤记忆。

个人心理创伤与集体心理创伤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集体是由个体组成，集体的凝聚力是通过倾听个体讲述创伤故事来获得的。记忆的社会性使某一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联，他们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本族群的历史。族群对历史的记忆具有相同性，而这意味着他们将共同分享、承受集体记忆，他们具有了共同的身份并共同面对未来。美国当代创伤研究的先驱朱迪丝•刘易斯•赫曼认为，“理解心理创伤始于重新发现历史”〔6〕。无论是承受创伤的个人还是共同体，都需要理解过去，这样才能面对现在和未来。伊•安•卡普兰教授坚信，文学叙事是转化并愈合创伤的有效途径，“创伤的痛楚如果呈开放式，那么苦痛可以通过艺术转化而愈合”〔7〕。尽管《骨》中的自传性故事看似简单，但它隐含的却是两性、家庭及民族的兴衰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8〕。《骨》中的梁爷爷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代表和排华法案的牺牲品，是早期华裔移民在主流压抑下的集体失语与集体创伤的象征。从莱拉的追溯和回忆中可以看出，梁爷爷像早期华人劳工们一样，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来到美国，先是开采金矿，之后在西部农场干活，“当他步履蹒跚跟不上工作的时候”，搬回旧金山唐人街，最后孤独地死在单身老年公寓里。梁爷爷虽然经历了西部淘金和美国西部开发的英雄壮举，但其经历被湮没在美国官方历史中无人言说，和早期华裔劳工移民群体一起被主流社会压抑和排斥成为失语者，默默忍受着离散的创伤和辛酸寂寞的边缘生存状态。赛义德深刻地认识到移民的“离散”特性及其影响，他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9〕。在这个不被认同的社会，梁爷爷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求养子在自己死后将遗骨送回家乡，让自己的灵魂回归朝思暮想的“家园”。然而，利昂未能完成他的愿望，梁爷爷的遗骨最终还是散落在美国这片客乡的土地上，成为华裔后代心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幽灵。莱拉在梁爷爷凄凉寂寞的葬礼上通过一连串的假设和想象，勾勒出梁爷爷的正常家庭生活图景。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批判了美国种族和文化的双重歧视与排斥造成的华人悲惨命运和屈辱历史;另一方面，巧妙地呈现出美国华裔祖辈所经历的历史创伤以及华裔后代所不得不继承和面对的族裔集体创伤。与汤婷婷塑造《金山勇士》(又译《中国佬》)掀开被美国主流社会严密掩盖的史实，把“失语”的华工英雄形象从历史的裂缝处显现出来不同，伍慧明有意模糊梁爷爷的生平经历，隐喻梁爷爷这批早期华人劳工在美国官方历史中的“销声匿迹”，借此表达对美国传统历史的质疑，从而揭露早期华人移民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及其引起的集体心理创伤。

种族主义和主流社会对华裔历史的“阉割”给华裔群体造成的“集体心理创伤”，主要“症状”表现在利昂身上的自我身份意识的丧失。利昂15岁时以五千美金买得“契纸儿子”身份进入美国，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但因为使用了假身份，利昂的一生都建立在“谎言”之上。利昂的红色手提箱里装满各种文件和信件，对一个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冒名顶替来美的契纸儿子来说，“纸张就是血液”〔10〕。利昂的假身份在隐喻层面上否定了华裔男性的整体存在意义，使华裔男性在美国社会中失去了自我身份意识。正因为这种难以言喻的自我丧失，利昂选择游离于社会和家庭之外，长期在海上漂泊，以此逃避集体创伤记忆的折磨。总之，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主义权力话语下，华人作为弱势族裔，在白人主导文化中承受着历史失语症，成为一个充满创伤记忆和断裂历史的民族。对于这个突然的历史断裂，莱拉姐妹这些华裔后代必须揭开被隐没在无意识的黑暗中的记忆，直面集体创伤历史，从而斩断苦难在家族中的传递，避免陷入已在重复的族裔苦难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