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报告文学特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与开放的大潮中，儿童报告文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长起来，并迅速得到读者的关注，因此，儿童报告文学虽然在儿童文学的队伍里很年轻，然而，它却以一种敢于直面现实的态度关注少年儿童的发展，赢得了广大小读者的热爱。然而，近几年来，儿童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日益减少，发表阵地逐渐萎缩，儿童报告文学的精品也越来越少，可见，儿童报告文学这只小小的队伍在人们的视野中有点备受冷落了。如今，重提儿童报告文学的特征，以期引起作家与同行的注意。说到儿童报告文学，首先要界定一下称谓即“儿童报告文学”问题。在儿童文学研究界有些研究人员把她称为儿童报告文学，有些称为少年报告文学，实际上，这只是按照年龄阶段侧重不同，在此，笔者沿用广义的儿童文学的概念，把所有少年儿童的读者范畴均纳入讨论范围，因此称之为儿童报告文学。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儿童报告文学？儿童报告文学就是用文学的笔法及时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对儿童有深刻影响的真人真事的作品。也就是说，它运用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动人的情节和细节的真实，及时、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儿童的所作所为和儿童所关注、所向往的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儿童报告文学在文体特征上与一般报告文学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具有时效性、真实性与文学性，然而，由于儿童报告文学的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主要是少年儿童，所以，它还不同于一般的报告文学，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儿童报告文学的特征。

一、热情关注并反映儿童生活的责任感

一般来说，报告文学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的叙写，必须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因此，作家创作时，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所写的人和事之中，表明态度，披露现实，揭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为其奔走呼号。佘树森、陈旭光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说：“一个作者在创作一篇报告文学时，他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呢，还是想着要创造出一件艺术品，传之不朽？我想，多数作者属于前者，否则，他何必来写报告文学呢？去写小说或传记文学不是更加从容吗？”[1]这就道出了报告文学创作与小说创作在情感、态度、投入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报告文学创作要求作家必须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只有具备这种责任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报告文学。儿童报告文学作家更是如此。他们正是凭借对少年儿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热切地关注和反映儿童的生活的。当天真无邪的孩子站在儿童报告文学作家面前时，他们充满热情地为孩子们呼喊；当赤裸裸的现实呈现在儿童报告文学作家面前时，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暴露现实。作家韩青辰如是说：“每每我想改弦更张的时候，心底就会响起另外一种吵嚷———那些受伤被害的盲流孩子、歧路上挣扎的失足孩子、病灾吞没的艾滋孤儿、畸形阴影下孑然跋涉的少年、不堪重负执意选择放弃和沉沦的孩子———我听得见他们的呐喊，这是无法回避和放弃的。”[2]这是作家真实的心声，也是作家义无反顾作出的选择，正是在良心与责任的驱使下，儿童报告文学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摹少年儿童的多彩生活，关注并反映少年儿童的赤裸裸的现实。

这种关注是多方位的，从儿童生活的表层透视到儿童心灵的深处；从热情讴歌典型人物到沉痛鞭挞丑恶现象；从儿童生活的角角落落到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儿童报告文学作家首先涉及到的是弘扬新人的题材。当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少年儿童的生活，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儿童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值得张扬、宣传和歌颂的许多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他们有的智力超群，聪明智慧；有的意志顽强，在逆境中奋发；有的某一方面的能力超常，不同凡人……如此等等。这种生活海洋里后浪推前浪的势头，是新时期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如新时期以来孙云晓的《穿猎装的小指挥》、《沃土———小书法家徐忠厚的故事》等，刘保法的《希望》、《新的追求》等多篇，均表现了现实生活里的小童星形象。[3]生活呈现给作家的，和作家介入生活所获得的，不仅仅只有光明的一面，还有全方位改革所牵动的一切，首先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举步惟艰、难于完善。[3]例如孙云晓以独立的观察视角，鲜明的问题意识创作的《夏令营中的较量》，一经发表即引起轰动。《夏令营中的较量》选取了1992年八月中日少年儿童在内蒙古举行的一次草原探险夏令营作为素材，作家以敏锐的眼光，纪实的手法，从中日少年儿童的自理能力、吃苦精神、意志力、公德心、家长的表现等方面进行对比，暴露出中国孩子在生存能力方面和中国青少年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又出了什么问题？如何培养独生子女？由此，引起多家媒体报刊的关注，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孙云晓本人也说：自1993年秋冬以来，《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被广泛转载介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公众话题，尤其是《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和《羊城晚报》的报道影响很大，对推动教育改革和优化孩子成长环境起了积极作用。[4]后来，随着媒体的引导，北京、上海、山东、黑龙江、辽宁、广东、浙江、江苏等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教育大讨论。一篇报告文学，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和关注，由此所透出的报告文学的思想穿透力和震撼力，可见一斑。作家孙云晓对于儿童的关注力度可谓深厚，作家的责任心亦可见一斑。还有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家长的传统观念、陈旧意识和罚难处境，给孩子造成束缚、扼杀和烦恼，造成价值扭曲，从而使孩子忧郁和忿懑，而作家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考虑，为培养新的一代而呼号和呐喊，这样的作品有《“小爱迪生”的失落》、《七月的思索》（许金华）、《“邪门大队长”的冤屈》、《相信自己的眼睛》（孙云晓）、《星期日的苦恼》、《迷恋》（刘保法）、《作家与少年犯》（胡景芳）。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1989）一文，从宏观的角度，以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父母望子成龙却又不得法的教育正在使孩子走向愿望的反面，从而将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摆到了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高度，引起了社会的较大反响[3]。正是由于作家们拥有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才会把笔触伸向我们的少年儿童，不仅写出少年儿童的所作所为，也写出作家的所思所感。

二、深刻思索并剖析儿童成长的报告性

儿童报告文学在创作原则上认真恪守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性。在进行报告的同时，渗透其间的是浓浓的作家对现实深刻地思索，在反思中剖析少年儿童的成长。而且，从儿童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作家在创作中较之以前更加注意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关注他们人格的成长，个性的成长，情感的成长。这不仅仅是儿童生活的现状使然，也是儿童报告文学的使命使然。儿童报告文学以及时而敏锐的触觉感应着青少年生活的变化，像路标一样鲜明地引领着成长中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报告文学是孩子们的良师益友。所以儿童报告文学对小读者的成长起着很重要的引导作用。由此，儿童报告文学的选题开始拓展，首先由开始的“社会、学校、家庭”扩展到“孩子们感兴趣的”、“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有益的”更加广阔的领域。例如董宏猷创作《王江旋风》的缘由：彼时吴官正同志任武汉市长，华师一附中的初二女生王江给吴官正市长写了一封信———《假如我来当市长》，对武汉的改革开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封信见诸于媒体后，在武汉、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董宏猷创作了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在上海《少年文艺》上，结果，许许多多的学生纷纷给王江写信，表达对她的支持，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许多学校，开始盛行“假如我来当……”的热潮。因此，董宏猷认为，少年报告文学受欢迎的程度，和其反映少年所关注的热点、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关注热点，思考成长；关注成长，思考成长中的烦恼；关注现实，思考生存现状，形成了作家们书写儿童报告文学的常态。当代少年儿童面对色彩斑斓的现代化生活时，他们也面临着种种的人生难题，例如教育制度的弊端造成的种种问题，诸如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升学压力过大；少年儿童的失学现象；不良风气对少年儿童的思想侵蚀；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生活失助、亲情失落、学业失教、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等。少年儿童所有的困惑使得作家“从社会广阔的地平线上或正或负的大量现象”中“对少年儿童群体或个体的命运、遭遇作充满社会学、心理学的思考”[5]，并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积极的作用。比如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韩青辰在其报告文学集《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就对现实生活状态下的少年儿童充满了关照：当下中国社会一群未成年人生存状态的另一面，他们如同在飞翔中折断翅膀的小鸟一样，他们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他们的扭曲人生与不幸命运令人同情。[6]《碎锦》中的翠翠孤苦无依，母亲杀了父亲，她在冷眼中度日并最终在年老的奶奶病危以后踏入了盲流的世界，以死亡告别世界；《蓝月亮红太阳》关注了离婚家庭的孩子的成长，10岁的涛涛最终在不健全的心灵中跳下了五楼的平台；而在《遥远的小白船》里作家却反映了抑郁家庭里成长的孩子，患有抑郁症的天才父亲掐死了患抑郁症的天才女儿……作家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和事件的叙写，为我们展开一个现实的世界，进而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关注孩子的身体成长和心理的成长。当作家面对少年儿童时怀着一颗爱心去触摸孩子的心灵，我们眼睛里闪烁的是一颗作家真诚的心；当作家用心去还原和复现当代生活中的原型或典型时，细节的真实性与情感的倾向性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流泻于笔端的却是作家看到的喜欢的或不喜欢的赤裸裸的现实，热点与热情碰撞，良心与爱心夹击，理智与激情融合产生了深刻的主题，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轰动一时的社会反响等等。新时期以来，引发作家思考、轰动较大的报告文学还有很多很多，诸如庄大伟的《出路———当代农村少年心态录》、刘保法的《你是男子汉吗？》、黑鹤的《中考日记》、韩青辰的《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长篇报告文学王灵书的《失落的小太阳》等等。另外，近几年来作家又把焦点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上，如2008年7月，《文学报》介绍了三篇报告文学：聂茂、厉雷、李华军撰写的《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人民日报出版社)、阮梅走访3年写成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邱易东创作的《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这三部报告文学各有不同的视角切入，《伤村》以实录调查和现状分析见长，《世纪之痛》聚焦留守孩子的成长问题，《空巢》更像一则则启迪青春追求的文学报告。虽视角不同，但写作者皆深怀忧心和责任感，通过对一些典型人物和事件的细致入微的描述，让我们不由得感到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境况令人堪忧、让人心痛。

三、极力彰显并体现儿童特征的文学性

儿童报告文学不管是对现实的反映，对生活的思索；还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还原与复现；甚或对典型的当代少年儿童形象的塑造，儿童报告文学作家都在努力地寻找一个契合点———与少年儿童心灵碰撞的契合点，以此达到作家创作的目的，即最能展示少年儿童的锐气和朝气，最能使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最能展现孩子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一句话，儿童报告文学还要体现儿童特征。这就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创作要求，儿童报告文学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审美需求和接受心理，达到美与真，情与理的和谐统一。首先在题材选择上不光要契合少年儿童的心灵，有时还要表现他们成长中的力量，以期引起成年人的关注。这就要求儿童报告文学作家对作品题材进行恰当的把握和审慎的选择。儿童报告文学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题材，这是引发作家和研究者深思的问题，《文艺报》曾就儿童报告文学创作组织讨论，其中作家董宏猷的看法独树一帜，他认为，首先“少年儿童喜欢看的。即使是少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其着眼点也应该是让孩子们去看，去想，去思索，去认同，去潜移默化，”他又接着说：有没有“社会反响”并不是关键。[2]在他的观点中，认为把“社会反响”和“成人社会的关注”作为儿童报告文学的评判标准，是一种误区。然而，笔者以为，儿童报告文学首先是给少年儿童看的，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这是无庸置疑的，可是，生活的海洋里还有他们注意不到的点点滴滴、角角落落，这些也需要儿童报告文学作家去关注和书写。如王灵书的长篇纪实报告《失落的小太阳———拐卖儿童纪实》以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拐卖儿童的滔天罪恶，这样的报告文学不仅对少年儿童有警示作用，也对成年人起到教育与警醒，引起的社会反响很大，从而达到对儿童的关注。其次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要适合少年儿童的接受心理，注意细节的真实性和情感的倾向性。儿童报告文学在报告真人真事时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儿童报告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少年儿童的形象。如较早的理由的《访神童》展现了第一代少年大学生的风采；钱景文的《小星星》、刘保法的《输与赢》写的是在国际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的中学生车晓东等。值得一提的是孙云晓的《“邪门大队长”的冤屈》，通过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孩子赵幼新的形象塑造，揭示出严重禁锢少年儿童个性发展的严峻现实。作品中孙云晓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个性的却被叫做“邪门大队长”的孩子的形象，他在磨难面前对未来充满憧憬，体现出坚韧的个性。作品中作家极力渲染了孩子头上的阴云、阴影，给读者沉重的感觉，然而，作家的本意却并不是为了渲染而渲染，他是为促使驱除这阴云、阴影而写的。象赵幼新这样活灵灵的个性，这决不应被压抑的，眼下却仍然时时处在被压抑之中。作品所揭示的，正是如此严峻的现实；少年读者乃至我们这些成年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心弦的颤动———有共鸣，也有自省。作家展现的这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塑造赵幼新这个少年的形象来体现的。不仅如此，作家还着力刻画了主人公赵幼新在磨难中体现出来的对光明的憧憬、坚韧的个性，这些，对小读者有着无穷的力量。儿童报告文学在塑造人物形象和再现事件时，作家尤其注意细节上的真实性和情感上的倾向性。儿童报告文学从总体构思到具体表现，一方面要求作家运用细节真实生动地再现事实，塑造生活中的典型人物，表现生活中的典型事件；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家在表现生活时让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还要求作家以“报告员”的身份时时表明自己的观点与立场[7]。值得一提的是陈丹燕的力作《请你牵着我的手》，文中，作家以真诚、开放、浓情、细腻的描写赢得了小读者的喜爱和大读者的称道。这篇报告文学选取了29省市盲童夏令营为题材，以敏锐的观察力把盲童的生活带入人们的视线，在细腻秀气的文思、风趣含蓄的语言中藏含着女作家入木三分的意蕴。作品中作家用一串串细节、细腻的笔触描摹着盲童们的感觉。女作家“第一次看到为了普普通通的中国孩子，武警拦住了外国人”；广西的一个盲男孩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折了一斤斗，也许，这是大会堂最温柔的时刻”。“世间梦都做不到的美好的事，像手掌轻轻抚摸着被人冷漠的眼刺伤的地方。”这里，盲童所接受到的是同情和爱！心理描写细致入微，把盲童的心态传神地刻画出来。作家不仅运用细节真实生动地再现事实，还在文尾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你要上台阶的时候，必有人对你说：请你牵着我的手。从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一定会有的，因为同行的都是人。将来也一定会有一天，你站在台阶上，有人想上台阶，那么请你也一定说一句：请你牵着我的手。等别人上了台阶，你再接着走。陈丹燕用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这样一个道理，对盲童夏令营这一善举的意义作了生活化的然而却是其妙无比的概括，将其镶嵌在文尾呼应标题，使作品增色不少[8]。所以，儿童报告文学在塑造人物、表现事件时运用细节描写，同时笔锋之间还挟着浓厚的情感倾向性，旨在引导小读者积极健康地成长，追求前进向上的力量。值得提出商榷的是近几年来儿童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小说化倾向。文艺报曾就此问题指出过，说：“近几年来，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小说化倾向、思想性的缺失、对当前青少年生活中突出矛盾的麻木等等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文艺报也就此问题专门做过讨论，许多作家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此，我们也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儿童报告文学在创作时到底能不能采用小说的笔法？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作家一定要把握好度的问题，既不能把报告文学写成了小说，又要具有文学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这个尺度把握得好不好，可能使得我们的报告文学的发展有所变化。对此，孙云晓曾这样说过：“现在‘小说化’泛滥成灾。泛滥到什么地步？一些编辑跟我说，现在约不到好的报告文学了，只能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作品标上纪实文学，混到报告文学中来发表。我认为这是个倒退。”[9]儿童报告文学如果没有了真实性和报告性，何谈报告？近几年来，儿童报告文学的小说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看看近几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获奖作品（报告文学类）就能感觉得出来，报告文学的评奖实属不易，好作品不多，评委会权且把奖项颁给了介乎于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的作品，如果报告文学创作的小说化趋势发展愈演愈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儿童报告文学的变质，最终的结果可能走向小说。所以，儿童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小说笔法可以采用，但是还是要坚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思想性和时效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