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蕴涵社会理想

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必须确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价值追求目标。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奋斗目标，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精神支撑，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准则。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价值进行评价的一种精神活动及评价行为，是人类精神文明和人文价值的重要载体，担负着塑造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承载着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奋斗目标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批评史证明，文学是人类社会基于对现实生存发展需要和理想追求及其精神探索而产生的。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结晶和观照，也是人类理想的提振和升华。人类社会发展在理想追求中不断超越现实而发展，同时也在文学的理想世界中获得精神自由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理想目标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化和更新，但其基本内涵和终极价值意义始终未变。由此可以说，文学精神的实质就是对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文学批评对文学的阐释和评价就是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掘和弘扬文学对理想追求的自由精神。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时代选择，也是当下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形成文学批评的评价取向，构建了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

一、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扩大、不断发展、不断自觉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主要基于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依托现实而观照理想，才会产生改造现实以实现理想的动力；依托理想而观照现实，才会使现实呈现出理想的光辉，现实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现实有了理想引导才能不断发展，理想有了现实基础才会成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会具有追求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这说明现实与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对而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也是人类立足现实、追寻理想的必然结果。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结晶，更是不满足现状，是超越现实、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实现愿望的心灵产物。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价行为事实上已扩大到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评价，确立评价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一，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就具有人性、人类性及其类本质、类特性，从而使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有本质差异。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显然，人类活动具有三个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动之前就已设定目的，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过程与结果统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基于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表现方式；二是自觉性，目的在实现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观念意识中存在，并指导和支配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从而表现出人类意识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自觉性；三是主体性，人类无论作为意识活动主体还是现实活动主体都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现实或基于现实而实现理想，人类主体性发挥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依赖于自然和现实的馈赠，以满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图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现实、改造对象以满足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马克思在此集中讨论到人与动物生产的不同特征为：“全面的”生产、“真正的生产”、“再生产”、“自由的”生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生产、“内在尺度”生产、“美的规律”的生产，突出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和主体性。第二，人类活动具有对象化、人化特性。人类意识观念中的目的性，通过人类活动与行为在其目的实现中对象化在结果上，从而使结果带有人的本质、本质力量以及人的意识、观念的目的性对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的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个情况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对象化”也好，人的意识观念及其理想目的对象化体现出人类活动的本质和特征。人类在改造对象从而使其“人化”与“对象化”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不断提升人类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意识和能力。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显然，人类活动的结果不仅是在对象身上体现目的性，而且也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自身上体现目的性，也就是说人类自身的提升、完善、发展也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因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发展，人类也才会不断完善和提升。这实际上表明从现实到理想、从理想实现到回归现实，形成现实—理想—改造现实—提升理想的循环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由此不断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第三，人类活动的人文精神特性。人类活动主要分为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看，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同时，意识和精神对存在、物质具有反作用和独立性。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需要，精神生产才分离、独立出来，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但毫无疑问，这种分离和独立是相对的，不仅存在两者相间和界线模糊的生产活动形式，而且也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兼容、包容和互渗。因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包含着意识、观念、精神、思维等因素，也都与生产力、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物质载体相关，因而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协调辩证关系应是人类活动特性的重要支点。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缘起和发生，并随着分工而分离、独立为精神活动形式，精神性应是其本质规定，也决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形式，突出其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指出文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悬浮”性，文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性，等等，突出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特征；提出批评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突出文学评价的真、善、美价值取向；提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突出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前苏联文学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主张，在强化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倾向性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学的理想性。邓小平在新时期纠正“文学为政治服务”偏颇的同时，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而言，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目标。这并非仅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对文学提出要求。文学历来都是人类理想追求、信仰支撑、精神支柱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国当代文学应义不容辞地肩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奋斗目标。文学批评的人类共同理想评价取向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

二、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构建的依据

翻开古今中外文学史与批评史，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永远是文学的主题和文学精神之所在。人类从原始荒蛮时代走出来就依靠理想的支撑和信念的鼓舞。古希腊神话和史诗，无论是《伊里亚特》还《奥德赛》都旨在表现人类及其族群在神祗和英雄引导下追寻理想的历程；中国古代神话，无论是女娲补天，还是羿射九日，也无论是愚公移山，还是大禹治水，都旨在对光明幸福的追寻和美好理想愿望的实现，以达到强化族群凝聚力、向心力和群体力的目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几乎是理想地聚合人类所有最为美好健全的体魄和灵魂。中国先秦时期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成为中国文学最为理想的范本和经典；《楚辞》将最富于浪漫色彩和理想光环的文学想象和夸张发展到极致；屈原《离骚》高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文学对理想“求索”的主题一直延续、发展至今。此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将进酒》、陆游的《咏梅》、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如群星闪烁、百花绽放，编织成中国文学史绚烂的理想画卷，激励和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相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执着的信念、坚定的信仰、美好的理想在文学中薪火相传，文学也成为人们最为美好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寄托，成为“诗意的栖居”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境界。

人生在世，除物质需求之外还应有精神需求，除在现实存在中生存之外还需寻求更为合理、更为美好的生存和发展，除现实人生追求外还需有理想人生追求，从而使人生和生活具有意义。人类是个性存在与群体存在的统一体，个体只有在群体中生命才会永恒和延续，群体也只有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和系列中生命才能显现。因而文学对典型化个体生命的具体描写，都依托信仰和理想将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融为一体，呈现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立足于现实、执着于信仰、依托于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在信仰与信念的激励下以有限生命不断奋斗拼搏、不断探索追求美好理想和永恒生命价值的结果。古今中外文论批评史也充分证明，以文学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认知为基础，构造文学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以及知识谱系，确立文学评价的人类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维度及其真、善、美批评标准。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提出“理式说”，他指出：“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因此“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创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6]。他认为文学摹仿的对象是“理式”，现实只不过是摹仿“理式”的结果从而是“理式”的影子而已。显然这一带有客观唯心主义色彩的“理式”是对现实抽象化和超越化的理想王国，故而柏拉图提出“理想图”是文学始终追寻而又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亚里士多德也提出文学“摹仿说”，在文学摹仿自然和现实的前提下，他进而区分“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8]；“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从而立足于现实的同时也立足于理想。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孔子以实用理性精神将其理想定位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其目的是针对当时的诸侯混战乱象匡正救弊，提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10]，将“礼乐”制度作为“成人”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道家庄子则以“自然无为”的自由精神将理想定位于“至德之世”，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柿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1]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2]的理想境界。不论是儒家的和谐进取精神还是道家的自然无为精神，都开辟了中国古代批评的“和谐”与“自然”评价取向及其人类共同理想发展取向，都殊途同归地指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协调的和谐理想境界，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梁朝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旨在发掘文之道的源流、本质、本体、本原，直接指向道家的“自然之道”和儒家的“征圣”、“宗经”之途，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3]的道、圣、文之关联，将其“为文之用心”推向儒道佛统一和“天道”与“人道”一体的理想境界，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体大虑周”的宏篇大著，引导和影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发展。其“原道”的评价取向成为文学理论批评讨论文学的原点和出发点，更成为文学评价的重要观测点和价值取向，将文学对理想的追求从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的整合中推向现实人生、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引和鼓舞人类改造现实、实现理想，也使文学成为人类从现实走向理想的启明星和航标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代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

中国文学从“五四”前后进入现代化进程，从而也进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影响及中国化过程，并且也进入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民族解放到民族国家独立、由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由改革开放到进入新世纪的过程。这一百年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建的过程。20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但已包含社会主义的萌芽，社会主义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的继续和发展结果，其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和探索的结果。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从抗战文艺到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和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文学潮流。新时期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整了生产关系、转换了生产方式、改革了生产体制，使当代文学事业与产业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导和影响文学发展，文学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构建。因此，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是历史必然和现实必需的合理选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理想追求的必然结果

任何理想都是基于现实需求和改造现实提升现实的需求而提出的更高愿望，因而理想总是分为现实理想和终极理想两大类，或者说相对理想与绝对理想；同时，理想也是在不断实现后又提升和发展的理想，也就意味着理想永远是在追求探寻中，理想在于人类改造现实和改造人类自身的不断追求探寻的奋斗精神。此外，理想也总是由个别到普遍、由个体到群体、由分别到共同的不断聚合、集结中形成民族及人类共同的理想，其实质是民族及人类群体凝聚力、向心力和统摄力的表征方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与中华民族千百年追求的和谐社会理想有着紧密联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发展源远流长，先秦典籍《尚书》曰“协和万邦”[14]；《国语》曰：“和实生物”[15]；《左传》曰“和与同异”[16]等，成就儒家文化的“中和”说、“和谐”说和“天人合一”说思想，并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特征，推动历代仁人志士对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其次，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和创造的结果，也是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继承革新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超越也通过对“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同社会”式的“桃花源”世界来表达对理想社会的愿望和追求；历代不同时空的人们也总会殊途同归地共同向往理想化的和谐社会，这体现出社会主义理想的某些特质和特征，是使中华民族选择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础和条件。再次，与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相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科学”、“民主”以及启蒙、救亡和反封反帝的大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影响显而易见；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言而喻；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延安文艺”也直接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衔接；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与新时期改革开放文艺繁荣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铺平道路。最后，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联系。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文化转型期的探索追寻中最终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改造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振兴的理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崛起，才能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中国的责任和使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艺“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贯彻实施的必然结果

中国文艺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实质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人民文学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使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贯彻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形成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双百”方针既符合文艺与批评发展规律，又符合社会时代需求及人民群众的需求；既提供文艺更为自由和更大发展的广阔空间，又体现出文艺多样化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形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构成中国文艺多样统一、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与和谐状态，在多样性、多元化发展潮流中凸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主潮、主流的地位，从而也凸显了文艺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基本价值立场、态度和观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文学批评也在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基础上确立核心价值取向和评价取向，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核心价值取向和评价取向，以此衡量和评价文艺作品得失优劣，成为文学评价标准的重要维度。以此作为“香花”、“毒草”的鉴别尺度。他认为：“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7]这一标准虽然时过境迁，但其精神和主要内容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文学、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实质的贯通上。这对于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文艺乱象的辨识，对于文艺作品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及错误倾向的批评，对于正确引导文艺发展的方向，都是非常必要的。文学需要评价机制推动，批评需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中国历代批评的作用并不限于择优和推荐，而且还包括识伪和批判。先秦儒家孔子批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道家老子批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庄子批评“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20]的人为造作艺术；梁朝刘勰批评“离本弥甚，将遂讹滥”[21]的浮华文风；唐代陈子昂批评“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22]的文坛弊端，等等。这些批评家面对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潮，敢于批评、善于批评，对文坛拨乱反正、辨伪存真、扬善抑恶、褒美贬丑，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的文论批评建设仍不失借鉴启迪意义。因此，文学批评应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立足当下文坛的现实实际，面对社会时代及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确立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和评价取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健康良好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构建以及促进对这一理想目标的不懈追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学批评“现代性”、“世界性”价值取向构建的必然结果

文学批评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和人文活动，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关于世界文学及其文学的世界性、人类性问题，歌德、黑格尔早就有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3]批评不仅是因为以世界文学作为评价对象而具有世界性，而且也是因为批评的视域、观念、方法以及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和原则具有世界性。再加之“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媒介的跨时空生产、传播、流通、消费的优势和特点，更使文学与批评具有“全球化”的世界性特征。因此，批评在构建“现代性”、“世界性”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必然构建人类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人类共同理想是人类共同追求目标和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古今中外文学与批评对真、善、美的追求其实包含有人类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取向因素。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实也与人类共同理想密切相关，具有民族性和人类性的个性与共性统一关系。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而且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理想。西方早在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之前，就曾有“理想国”、“自由王国”、“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等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马克思主义将这些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化遗产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这表达了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愿望，也表达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揭示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趋向。因此，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应该是人类共同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文学及其批评不仅应有利于推动民族文化发展及其民族性特色和优势的建立，而且应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及其世界性、人类性共同理想的构建。文学及批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理想的表现形式和表征方式，更是人类进行思想情感交流和跨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径。文学通过虚构、想象、象征创造出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理想世界，凝聚人类共同智慧和理想，表达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探寻的精神，成为鼓舞、激励人们改造现实、实现理想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因此，古今中外理论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文学的作用和影响，更注意到发挥文学的审美、娱乐、表现、休闲、消遣等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掘文学教化、美育、认知、净化等作用。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抵制“异化”，人的复归，人的全面性、完整性实现的更为广阔的视域中发挥文学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文学启蒙、审美革命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将其作为“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内容。中国近现代以来，也不断提出“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国民性”等主张，强化文学的思想启蒙和治国安邦的功用，扩大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无论文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文学批评如何努力发掘和延伸出文学的各种功能和作用，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和基本特征是不能忽略的。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就应该努力发掘文学中隐蔽的倾向性，从而使其在实现文学功用的同时实现社会综合功用。因此，文学批评应确立人类共同理想价值取向，确立文学评价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使文学作为人文精神和人类共同理想体现的价值意义得以实现，并通过文学评价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推动全社会共同理想的构建。

中国面对“全球化”和“多元化”语境及其现代媒介发展，应确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努力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将其置于世界格局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和共同理想中来看，确实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闻逸在《现代传播格局下的价值发展》一文中提及世界一些国家和民族也在思考价值问题：“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经过国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后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念’。”[24]中国尽管与新加坡国情、民情不同，但核心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精神实质则有许多共同点。这说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价值观应是个性与共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不仅需要民族共同的价值观，也需要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将中国文学及批评置于世界格局和人类共同发展背景下来看，作为世界文学及批评构成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批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无疑也包含有人类共同理想的因素，也应是人类共同理想的构成部分，体现出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