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

时间:2022-06-12 08:27:00

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我们通常所称谓的唯物史观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以新“历史观”(Geschichtsauffassung)的概念出现的。这一称谓上的差异或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新历史观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以教科书中的解读模式为基础,这种解读模式很容易将唯物史观中的“物”机械地解读为不包含人的因素的“物”,而将人的因素排除在这一“物”的因素之外,从而产生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历史观简单化和教条化的解读倾向。将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解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且因此激发了人们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研究热情,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①的陆续出版,为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理解和认识其历史观又提供了一个更加坚实的路径。本文尝试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借助于考证版提供的最新文本文献资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历史观做初步的分析。

一、新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定稿中的集中呈现

无论就马克思或者恩格斯来说,新历史观都萌芽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产生之前,正因为两人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才决定借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联手对当时德国的激进批判家、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并且同时厘析自己的观点。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任务,他们留给后人的仅仅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看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以苏联版为基础,而苏联版又是以MEGA1、①阿多拉茨基编辑的版本为基础的,为了表达上的完整性,该版本对第一篇即费尔巴哈篇进行了剪接拼贴。由于手稿文献的复杂性,MEGA2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至今没有出版,《2003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②发表了包含零散手稿(未定稿)和费尔巴哈篇的历史考证版试行版。我国1988年出版的《费尔巴哈》章单行本和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所发表的该章《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以重新根据手稿编辑的德文版为基础的。这些零散手稿的原始位置或许无从考证,年鉴版将其置于主要手稿之后,我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将其置于主要手稿之前。这部分手稿形成于主要手稿产生之后,其中一部分是序言修订稿、一部分是正文修订稿,基本内容都已经在主要手稿中有所体现。从其内容的成熟性来看,这些手稿形成于主要手稿完成以后,这本身就体现了其重要性,它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认为是重要的前期思想在反思基础上的再一次提炼。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些未定稿中凝结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路。现在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些未定稿的基本内容。这些未定稿共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誊写稿,这一部分内容写于费尔巴哈篇形成之后,也就是第一卷三个部分即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的结构形成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部分手稿中对当时德国的批判者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德国的批判,仍然是哲学的批判,是黑格尔体系范围内的批判,并且进一步揭示德国哲学的批判局限于宗教的批判,认为这些德国批判家们的哲学批判将矛头指向宗教,并将宗教看成是世俗世界一切罪恶的终极原因,于是,宗教本身成为现实世界的罪恶之源。不过对于哲学与宗教,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二者的分歧在于是回归黑格尔的逻辑范畴,还是批判宗教观念,是对现实世界本身进行辩护还是对其进行批判,至于是普遍的东西(黑格尔的逻辑范畴)还是宗教观念统治着世界这一基本观点,二者之间并没有分歧。在揭示了这一现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将德国哲学与其现实、他们的批判与其自身的物质环境联系起来思考问题。”

于是,与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仅仅从观念上、从哲学中寻找批判现实的出路,例如将现实世界的问题归咎于绝对观念、普遍的东西的统治,或者是宗教的颠倒等,而是从现实本身、从现实的物质环境中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同样是批判,路径不同,由对观念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的批判,这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区别开来的第一步,这一步已经展现了新历史观的端倪。在未定稿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修订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德国思想界史无前例的剧烈变化和空前变革,在他们看来,以施特劳斯为开端的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来去匆匆、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的思想纷争。与其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进一步从现实社会的具体前提入手:“这一现实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既有的和由他们的活动所创造的条件,这一前提本身是能够通过人们的纯粹经验得到验证的。”④这一新历史观将激进批判家的批判指向由宗教、普遍观念等转向现实社会。在未定稿的第四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进入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提出了生产力和交往关系这两个基本概念。又从分工的形式中理解生产力发展水平,分工被看作是一种与生产力直接相关的交往关系,进而在分工基础上讨论了财产或所有制概念。⑤在费尔巴哈篇的主要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研究思路进行了这样的概述:“这种历史观(dieseGeschichtsauffassung)从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一生产方式相联系并由此产生的交往形式的发展,和各个不同阶段存在着的市民社会作为理解整个历史的基础,并且同样将市民社会的活动作为国家的基础进行描述,对意识的不同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进行说明,并且从市民社会追溯其产生的过程,当然,这样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同时也能够描述事物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①在未定稿的第五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分工形式、生产力水平、所有制形式为依据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几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后,进一步对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进行了区分:“事实是这样的: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verhltnisse)。”②至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在这些未定稿中得到了比较清晰和简洁的阐述,至于这些基本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相应的正文部分或者不同的文本中有所体现。

二、新历史观中所包含的基本要素

从这些未定稿及相应的正文和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中,我们看到这一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主要由以下这些基本要素所构成:第一个层次的概念框架是人们的生活,包括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上可以统称为人们的社会存在,与此相应的概念是人们的意识,这又形成了一对范畴。于是第二个层次的概念框架可以由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这两个基本范畴构成:社会存在→人们的意识。意识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篇的陈述中,意识包含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社会意识”这一为教科书所采纳的表述方式是列宁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原则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方式进行的概括时的用语。然而,社会意识概念与人们的意识概念是存在着一定区别的,前者可以是脱离个体主体的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的统称,后者是个体主体的意识,含观念因素和非观念性因素,例如个体的自我意识等。当列宁用“社会意识”取代“人们的意识”概念时,从表述上来说是更加规范了、明确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意识”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仍然以马克思与恩格斯使用的人们的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这对范畴来分析两者的内容,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来对其加以进一步分析:社会存在包括政治生活(交往关系、国家)和经济生活(生产关系、市民社会),人们的意识包括观念性(理性)因素(哲学、观念、思想、自我认识等)和非观念性(非理性)因素(信仰、意志、欲望、自我意识等)。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认识,产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对黑格尔由国家概念到市民社会的认识方式进行了由市民社会到国家的颠倒,揭示了在市民社会存在着分裂的情况下,国家成为在经济地位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统治工具。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对所有这些基本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从结构上进行了梳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我们可以在这段阐述中得到新历史观第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现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述层面主要是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内容,马克思对第三个层次的内容认识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概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从更加抽象的意义上来看,我们还可以概括出新历史观第四个层次的概念框架:人们的主观(主体)能动性→客观规律性。这一对范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有着非常宽泛而深刻的内涵,对于他们来说,改造既成世界的原动力,正是人所能够发挥出来的能动性。严格说来,这一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仍然有着渊源关系,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人的能动性更加是从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方面来理解和认识的,人类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借助于对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认识而左右这一形态发展的进程是这一对矛盾关系的焦点,人类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借助于对自身的认识而左右自身的行为是同一问题的微观层面。以上这四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历史观中由不同的矛盾概念所构成的基本内容,这里的箭头指向没有确定的涵义,或者说在不同的矛盾概念体系那里有不同的涵义,不可一概而论。

三、新历史观基本要素的相互关联性

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已经是马克思在系统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阅读和批判性研究基础上,再一次用最清晰和简洁的语言对新历史观的陈述,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这样一个通过不同层次来表述的、结构分明的新历史观理论体系。然而,陈述的清晰,同时也就为批评带来了便利。这一理论体系不断受到还原论、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等等的质疑和诘难,并因此而引发了各种争论。这些质疑和诘难并非产生于纯粹的理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在马克思去世后不久,恩格斯在晚年的一些书信中,用反作用一说对这些质疑和诘难进行了反驳。不过,这些质疑和诘难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反作用的强调,在一定的政治历史语境下,同样受到人们的批评、诘难,它构成了与决定论相反的政治诉求方向,两者在复杂的政治历史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在不同意义上被解读。如果我们暂且撇开复杂的政治、历史语境,仅仅从哲学的层面来看,究其原因,我们或许对此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反作用是相对于作用而言,这是一个解读问题的思路,这一思路由既成的结构出发,以事物两端(作用与反作用)既成的存在状况为前提,一端对于另一端发生决定作用,由此而产生另一端对于这一端的反作用。对于该问题,还存在着另一个解读思路,这就是建构说。建构说从事物的生存过程中去理解事物的形成,例如社会存在本身是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而并非外在于并且仅仅决定人们的意识,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对两者之间内涵和具体内容的分析,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反作用和建构说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前者侧重于既成事物的相互作用,后者侧重于既成事物的生成过程。如果我们回溯马克思早期的文本、文献,能够看到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早期更加侧重于建构说,或者说更加关注人在社会历史生成过程中的内在能动作用。所谓的内在能动作用,是对社会关系的形成本身从人的能动性方面进行理解,这与借助于对社会历史客观进程的认识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在层次上是不同的。后者是认识论层面上的,前者是存在论层面上的。两者所涉及的意识内容并不相同,恩格斯晚年针对决定论所提出的反作用,是以认识论为前提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涉及的意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例如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意识内容同时包含非观念(理性)性因素、自我意识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的《费尔巴哈》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作品,虽然书写笔迹是恩格斯的。该篇所涉及的意识内容主要是观念性因素,而在马克思独自撰写的第1卷第3章《施蒂纳》篇中,所涉及的意识内容包含非观念性因素。马克思对激进的批判家、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是针对其将人们的意识(观念性因素、非观念性因素)作为谴责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观念性因素是颠倒的、虚幻的,而这些非观念性因素(自我)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人们实现自我的方式(损人利己的方式),因此,需要批判的是这一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是针对其所认可的经济交往关系中的普遍原则(如果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观念性因素)而来的,为什么这些普遍性原则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走向自身的反面?例如普遍的、平等的原则,导致的是分裂和不平等的结果?这一分裂的现实,不仅使得所有权的原则发生了悖论,也使个人彼此之间劳动价值相互交换的平等原则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到对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分析工具是剩余价值理论。

显然,马克思对激进批判家的批判与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所涉及的意识内涵并不完全是相同的,不借助于这一仍然非常初步的区分,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中所涉及的社会存在与人们意识关系的认识就只能满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层面。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人的能动性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的作用,生产关系由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关系所构成,生产力既是物的因素,又是人的因素。从既有的客观条件来看,侧重于物的因素,例如剩余价值的异化是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前提条件的,从发展的潜能和动力来看,生产力又是通过人的因素体现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满足,正是通过人的因素体现出来的,不过在这里任何具体的分析同样要借助于对人的意识中不同要素的分析。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都涉及这些问题,但是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主要是沿着对剩余价值的论证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认识这一思路发展的。无论从历史条件还是个人精力来说,马克思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对于这一新历史观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事无巨细的分析和认识。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又不是无章可循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境遇下,针对一定的历史语境而形成的,理解这一历史境遇和语境是准确地解读这一新历史观的前提。从这一角度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所呈现的文本文献资料向我们呈现了新历史观是如何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针对当时其他理论的弊端而逐步形成的,同时客观真实的资料也呈现了这一理论在当时条件下难以解决或者没有穷尽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历史进程会逐渐呈现出来并且被人们所认识、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人们所思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本身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内容和形成过程,同时更能够展示它的当下意义,或许这正是阅读历史考证版所具有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