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行政启迪综述

一、反对“过和不及”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不能恰到好处。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中，只有适中才是最好的。“过”和“不及”就是孔子所说的“两端”，它们同样都是不好的。在孔子看来，过，犹不及，两者是等价的。“过”、“不及”可以划上等号，这是放在“中”的标准下来说的，这种将“过”与“不及”等同起来，认为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现代领导者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因为决策权过于分散容易出现目标冲突、各自为政的现象；而在管理方面工作量又比较大，需要整体把握，适当放权。所以领导者对于决策权要相对集中，对于管理权则可相对分散。领导责任就是领导职位所赋予的任务，也可称之为职责。责任比权力能较本质地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官品”。

同时，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权力和责任成正比例关系，责任是一个制度、法律性的规定，它还与道德相联系，是一种道德的自觉。法律制度意义上的责任只是出于对人的邪恶的一面而做出的限制，是一种作为基准而存在的最低限度的责任，它对于弘扬真善美的一面来说就无法发挥作用。致使领导者仅满足于履行最低限度的责任，甚至尽可能地回避这种责任，缺乏主动性，甚至促使领导者为获得个人利益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出现。这是一种被动的责任。道德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补充，更是法律责任的提升，并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是一种通过不断完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来提高其道德责任的。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主张德治、仁政的政治家、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派从各个方面对官吏道德做了大量的阐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德治、仁政思想。这种德治、德政思想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强调“内圣外王”，以“内圣”为根基，以“外王”为目标，并将道德修养贯彻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去，以主导人的思想和行为。

二、提倡“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在其《论语集解》中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君子内心虽然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心怀天下，有的人出仕为官，有的人则教书育人，但由于他们内心都遵守共同的法则，这种“不同”反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由于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彼此相争，这必然会使他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同”反而最终导致了“不和”。“和谐”、“以和为贵”的“和”文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中庸思想中的“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概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甚至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法则和基本条件。“过”和“不及”是我们所反对的两种错误倾向，我们提倡“和而不同”。“和”是矛盾对立基础上的协调，有条件、有原则的，不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无原则和条件的随声附和叫作“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看到了客观事物或认识主张即存在差别，又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领导者应严格区分“和”与“同”，做到“和而不同”。凡无关原则的小事，重和谐，要协调；凡事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不应苟同。适中地把握和运用，进行全局性的指挥和协调；不能盲目服从或献媚、附和，违背客观事实，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提出不同的建议。现代领导者在其管理活动中，可以借鉴中庸“和”的思想，提高其管理协调能力。以帮助领导者用来协调、调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孔子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管理者，多与属下接触，关心其工作生活，爱惜、激发其才能，上下一心，这样的组织又怎么会倾呢？解放后，人们对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甚至出现了“两个凡是”，后，又对其全盘否定，在这种情形下，邓小平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著名论断，引领了新时代“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意味着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时时处处持宽容的态度，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艺术化的沟通策略。在纠纷处理时采取调停的办法，在合作时采取共赢的主张，在学习与交流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等等。现代领导者应借鉴儒家德政思想，不断增强道德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力及自身的道德修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注重自身的示范作用。廉洁奉公，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甚至做得更好；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当前，人类正快速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领导者要经受的考验也越来越多，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日益复杂。因此，现代领导者若要符合新时代对领导者的道德要求，就应要不断地学习钻研最新的科学技术。

三、强调“权变时中”

儒家提倡的“中”随着条件、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在不同的时机上审时度势。“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权也。”是说，虽然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一个原则和要求，但若嫂子掉入水中，弟弟则应当伸手把她救上来。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会因情势之异而权变。在现代领导工作中，领导者运用中庸思想也不能死板，要随机应变、因势制宜。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解决问题。在权力运用时也应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领导决策和执行方法。领导服务的实质是为人民排忧解难，谋取利益。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者的权力是广大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用来服务于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曾强调干部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邓小平也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民本”、“重民”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其中儒家的“民本论”思想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深远。“亲亲而仁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的这种“立君为民”和“载舟覆舟”的认识较孔孟爱民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可见儒家在论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相关问题时，始终把人民放在关键地位。由此可见，领导服务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本质属性，正是在服务的基础上才界定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工作的职责、任务和内容。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思想来强调领导的根本宗旨。每一位领导者都应以为人民用好权、服好务、掌好权作为自己的天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