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困惑与思索

一、当代文坛的现状和双簧戏

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时进入了一段新的发展期，学术界一直把现代文学和其后的发展贯穿一体，称为“20世纪文学史”［1］的文学史观，这种文学史观打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间观念，整体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体系、精神理念、审美系统、内向线索等一系列问题的第一次学术尝试。这一观点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然而我们在承认这种文学史观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依然可以从另一种文学分期观角度予以清晰的梳理和分析，因为无论从文学指导思想还是从文学创作主体来看它都与前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所以我认为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时文学应该发展到了一段新的历程，我们称之为当代文学。这段文学历程大致经历了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十年（1966—1976年）和新时期文学（1976年至今）三个历史阶段，综观这段文学发展历程，客观地说确实出现了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矛盾，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的优秀作品；还有些作品突破人性的禁区，细腻地描写了人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然而成就更为明显的却是诗歌，当代诗人在诗歌内容上对历史反思和艺术个性化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在有关个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凝聚了历史的沧桑，从自我与历史的寻觅中进行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到足以让我们为之膜拜，为之大唱赞歌的时候了。当我们将当代文学史放在世纪百年的层面上看待文学演变时，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当提及现代文学时我们脑海中总能够闪现出那世人皆知的熟悉的名字：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那是一段特殊的年代，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够嗅到文学的芬芳，是典型的文学时代。

当代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坛又为我们的大众奉献了一场什么样的文学盛宴呢？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冕教授忧心忡忡地说：“我不希望当代文学成为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文学必须承担一些什么。正如鲁迅、巴金、曹禺为他们那个时代留下与时代相称的文学巨著一样，我希望当今文学界的同仁们也一起想一想文学的责任问题，用自己的作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精彩的注释。”［2］诚如谢老所言，我们放眼环顾当代文坛，却惆怅满怀，古人所说的“淘尽黄沙始得金”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大浪消退后留在沙滩上的依然是满目黄沙。或许是吾辈愚拙，“目不识金”，但是到了普天之下民众都无法确认文学的存在时，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有位老一辈的文学研究者沉痛地说：“当代文坛就如一台戏，台上，来来往往，锣鼓并响，你方演罢我登场；台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嘻谑声满场，夹杂其间的还有那些声嘶力竭地喊号子的报场者。”听后甚感形容之妙，惟妙惟肖，音容笑貌传神之极。把我们文坛上的一位位“文学明星”请上台去，请他们各显其才。这是一群所谓“80后”的年轻派，齐声高喊，我手写我口，说尽风花雪月之事，再现才子佳人之天赐良缘；又一群文学才女登台开始鼓吹“身体叙事”、“私人话语”；那是一派文学大家故作沉思状掀翻历史，仰天长叹，叹时不予我。喧嚣之中还不时有评论者加入其中，眉开眼笑，慨叹才华横溢，实属难得。作为看客的我们莫名其妙，瞠目结舌，进而脑海中打一问号：这不是鲜活的“文坛双簧戏”吗？我们的文学究竟怎么了？面对目前的文学状况，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是随波逐流与大家一起高唱颂歌，还是勇于突破文学者自我设置的漫天迷雾呢？这是文学者之惑，更是对每一位文学研究者心灵的拷问。

二、当代文学研究者及文学批评家的缺失

三十年的文坛，不仅文学巨匠辈出，而且挺立着一群令后人肃然起敬的评论家，他们并没有被大师之名困扰，而是竭尽全力诠释作品的得失，不媚不躁，尽心尽责地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甚至双方在多种媒介上你来我往展开论战，哪怕面红耳赤，哪怕终生相持，也在所不惜。作为一位后来者，我总会被他们的执著所感动，这一切都源于文学的职责和来自心灵的关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敢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评论家，现代文学才在短短三十年里巨匠频出，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震撼心灵的经典作品。既然当代文学界并没有出现那么多真正的文学大师，那么我们的那些研究者和批评家又是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呢？回顾以往文学批评界的言论和所作的文学评论来看，恰恰是研究者和批评家的缺席给本已充满遗憾的文坛披上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皇帝的新装。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文学循环过程中，文学研究和批评应该担任一个传播媒介的角色，它可以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说，对内能够启示作家随时保持和校正自我创作的姿态，对外可以使大众能够拥有一种欣赏和了解文学作品及现状的渠道，从而在文学创作者、文学阐释者、文学接受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那么当代文学的现状又是如何呢？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文学大师，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缺陷。我们可以努力，可以期待，这样至少我们还有期待和想象的空间，而不是让本来应该清新如水的文坛被各种媒介编造的文学谎言所充塞。而这些评论家进行阐释的意义又在何处呢？我们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更多的应该担负起文学传播者的学院派研究者，又在研究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尽心演绎自身角色的呢？仔细审视之后，更是为之喟叹，他们的身影和关注的视野与文学本身渐行渐远。这并不是说没有研究，而是过度究其细枝末节，停滞在文字浅层面上。毋庸讳言，对待文学研究，究其本末有益于我们了解特定作家作品的意义和内涵。问题在于当我们将这种求真、求实的执著精神仅仅局限应用于文学作品本身研究时，对于文学的发展和广大受众而言又有多少价值可言呢？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研究界正在走向另外一个误区。很多研究者坚持认为，目前的文学研究领域基本上已无研究价值，那些大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都被其他研究者穷尽各种资料，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先机。

转而将关注的视角移向了生僻、晦涩、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细节，这种转向与其说是研究者无可奈何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文学研究终极目标的偏差，因为文学研究者主要担负的责任应该在于解决文学研究对象本身存在形式、文学研究对象的古典意义、文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三大课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研究本身对于当代文学发展和普通大众的借鉴意义，而不是仅限于还原某种文学形式。明确了这一目标，我们就应该对自身角色进行恰当定位，你，作为一名教师，目的不在于使你的学生必须背诵什么诗篇，何种思想，何种艺术特色，也不在于带领学生回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学历史，更不在于照本宣科仅仅作一个“传话筒”，而应该传递给学生这样一种信息，从中你应该吸取些什么，借鉴什么，而且这些知识点对于学生未来的人生、事业，对于国家、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前进是起到有益作用的。这才是我们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完成的职责。功利化的社会氛围对文学研究者产生的发酵效应，也是研究者角色偏差的一个原因，表现在文学研究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文学研究者的“独语现象”。研究者搜集资料，进行文学探索、研究，其目标仅局限于自身功利化，忽视了接受者的需求，文章发表后即进入本已浩如烟海的资料库，除了后来者作论文参考外别无意义，没有争论，没有意义，仅充当了研究者本人的门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的悲哀。自然，究其根源，并不能归咎于研究者本身，恐怕要和当前社会的社会氛围和教育体制相联系。所以改革目前的教师教育评价体系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否则当前这种现象就无法得以根本性改变。

三、希望，还在民间

尽管文坛上热闹非凡，“乱花渐语迷人眼”，但热闹并不属于更广泛的真正的接受者，试问究竟有几部真正的经典作品能够给人们以心灵的启示，究竟有几篇名作使人铭刻心怀。文学的魅力已经被一拨拨流行风消磨殆尽。市场、金钱和名望的奴隶，暴力仇恨和欲望放纵是作家们最感兴趣的主题，在这些所谓刻画自我，映射社会现状的作品背后文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已经被销量、名利磨灭了。期盼我们的文坛能够静心听一些刺耳的言论，倾听民众的心声。假如这些言论和心声真能有一些倾听者的话，那么我会为之庆幸，因为这样毕竟还有期待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