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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地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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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三大地域中心的形成

自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图书馆学知识与理念的传播,以及大批国人走出国门后对西方国家图书馆的考察,近代图书馆的理念逐渐为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实践操作层面[3](林家有的序言)。在一些开明地方官员与图书馆学人的共同推动下,公共图书馆在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进入民国以后,从海外留学的图书馆学人纷纷归国,更为图书馆学界增添了新鲜血液。正是他们归国后所发起的“新图书馆运动”,抨击传统中国藏书楼的局限,使得西方世界公共图书馆的理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接受。也就是在“新图书馆运动”的推行过程中,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三大地域中心逐渐浮出水面。北京以其千年古都的特殊地位,一直是全国学术与政治的中心,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第一个地域中心首先也是在此出现的。1909年,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京师图书馆筹备成立,并于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它并非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公共图书馆,但由于大批大学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人聚集在此,使得北京迅速成为了全国图书馆学界力量联合的中心。1924年全国第一家地方性的图书馆专业团体,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带动了各地图书馆协会的纷纷出现。图书馆学界强烈认识到,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团组织,才能更好的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1925年4月,由56名国内知名的教育家和图书馆学家共同发起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陶知行、袁同礼、余日章等人被聘为董事,袁同礼担任董事部书记。协会成立之初,开始委托各地方图书馆着手调查全国书店与定期刊物出版情形,以扩大协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到1927年6月,协会已经拥有了机关会员132名,个人会员217名[4]。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图书馆学界学人力量集中的一次体现,为全国图书馆学界的联合互动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北京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图书馆学界联合的中心。就在协会成立之后的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京政府教育部签订协议,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原来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上合办国立北京图书馆,1928年改称为北平图书馆,袁同礼任馆长。次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蔡元培为馆长,袁氏为副馆长。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组建的第一家国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袁同礼在1931年新馆落成之时,着重谈到了它的三大使命:一是广泛收集中外新书,“其志在成为中国文化纸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二是谋求国际合作,“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三是开启民智,“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5]。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的第二个中心出现在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这与来自美国的韦棣华女士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1898年,首次来到中国的韦棣华,便深深地被中国文化吸引,决定留下来从事传教事业,后又在美国教会创办的文华书院教授英文。在任教之余,韦氏鉴于中国民众教育的缺乏,开始投身社会教育。1910年,她独力创办了文华公书林,将文华书院中西文图书提供给市民自由阅览。为加快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韦氏还亲自资助文华大学毕业生沈祖荣远赴美国研修图书馆学课程[6]。1920年,她在留学归国的沈祖荣的协助下,创办文华大学图书科,这就是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简称为“文华图专”)的前身。1929年,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从文华大学独立出来,成为民国时期全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以培养图书馆学人才为职志的专门学校,担任校长的正是曾经留学美国的沈祖荣。在长达20多年的办学生涯中,武昌文华图专成为了国内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无可替代的重要基地。从文华图专毕业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在国内形成了知名的“文华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使得图书馆学界的另外一个中心也逐渐开始显现出来。早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聚集了一批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学人,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小缘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191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李小缘,1921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之后,李氏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馆长兼图书馆学系主任。同年他还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备工作,并在协会成立后担任副执行部长,编目委员会委员等职。早在1927年5月,李小缘就撰写了《全国图书馆计划书》,提出了全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庞大计划。该计划书中提出了组织成立国立中山图书馆的规划,全国分为南京、北京、武昌广州与成都五处,并以南京为总馆,国立中山图书馆隶属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急于要建立起全国图书馆学界新的中心,因之李氏的设想在1928年5月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得到了王云五等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他们要求从速设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并由该馆负起指导全国图书馆的责任。王云五等人的提议在1933年得以进入筹备阶段。此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国立编译馆职员蒋复璁负责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筹备工作。蒋氏利用时任交通部部长朱家骅的关系(朱家骅是蒋氏的浙江同乡,同时又是蒋氏当年在北大时的德文老师),由交通部每月拨付筹备处2000元,以作为办公及采购图书之费。是年7月,教育部经费较为充裕,增拨经费为每月4000元,开始奠定筹备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基础[8]。

2三大地域中心在图书馆学学术转型中的不同功能

北京(北平)、武汉与南京三大图书馆学地域中心的出现,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三大地域中心形成的过程中,它们以各自不同的特色,承担着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差别的功能,共同推动着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学术转型。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把握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潮流与方向。在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起步阶段,北京因为一大批高等学校的存在,无疑成为了图书馆学需要学术转型的最为迫切之地。北京(北平)的图书馆学人们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从一开始便把握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方向。正如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在讲话中所提出的,如何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传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相结合,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分类和编目”[9]。在分类与编目方面,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掌门人,同时也一直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袁同礼,一直在为如何做好图书的分类与编目四处奔走。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其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藏书量(据1935年许晚成编写的《全国图书馆调查录》统计,该馆当时入藏书图书为70万册),因之在书目索引的编制与研究刊物的发行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10]。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重视,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北京政府时期,图书馆事业处于任其自生自灭的阶段,各届政府均无暇顾及。南京逐渐成为民国图书馆学的政治中心后,图书馆学界与政府关系开始逐渐密切起来。这种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的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图书馆学人们的努力推动下,一大批图书馆法规相继出台,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令上的保障。二是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筹备工作进展很快,从而开始奠定南方图书馆学的中心地位。蒋复璁依靠与国民党中央的元老之间的私人交谊,使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筹备工作迅速进入实施阶段。蒋氏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关系,无疑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与图书馆学界之间联系的纽带。在担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期间,蒋复璁正是借助官方的力量,通过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推动了对各国出版品的交换工作,这也就奠定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的基础。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筹备工作过程中,蒋复璁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了《新出图书呈缴规程》的修订。原来的出版法规定新书出版后,应缴一份予当地政府教育局,再由各地方送缴中央后,由中央再发交中央图书馆,但地方政府是否转缴,缺乏专责单位。1935年,蒋复璁通过代表教育部出席行政院召开的修改出版法审查会议,通过了改为由各出版单位直接送达中央图书馆的决议,且增加了“如不送缴则内政部将予以行政处分,可处五年有期徒刑或罚金”的条款[11]。通过以上措施,中央图书馆也由此确立了中央图书馆在全国特有的地位。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第三个难题,是解决图书馆人才的极度缺乏的困难。急需图书馆服务需要大批从事图书馆为职业的群体,同时也迫切需要大批具有近代图书馆学知识的技术专家。在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诞生以前,尽管国内先后也出现过一些大学开办图书馆科,但大多未能持续多久便相继中辍,国内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机构有限。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科以及随后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向图书馆学界输送人才。徐家麟在回忆文华图专的办学经历时,曾提到“抗战前文华图书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来说,其分布到高等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图书馆的比重较大;其次为其它各类大中型图书馆,有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有属于洋机关和华洋混杂机关的。虽然他们所担任的多是技术业务工作,可有的也不止于图书的整理工作。如燕京大学图书馆前后二十多年曾起到为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窃夺我国古代珍籍的转运的作用,主其事的就是文华图专的毕业生。”[12]不过与北京(北平)不同的是,文华图专一直是在韦棣华的影响下办理。在长达20多年的办学经历中,校长沈祖荣一直将沿用的美国式的办学方针。无论是课程设置、教课内容和教学方法,无一不是照搬美国图书馆学校。从美国照买过来的课本和工具书,讲授内容也是美国图书和美国图书馆工作,甚至实习用品也必须是从美国购置来的才够标准。在学校开办之初所开设的课程中,注重的是图书馆技术和外语课,连一门继承有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或结合当时中国图书馆实际的课也没有。即便后来增加了一些中文图书与中国图书馆工作的内容,也只是附带的东西,未能更好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12]。

3地缘形态的形成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影响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三大地域中心以各自不同的职能与使命,共同促进了民国图书馆学的学术转型的实现。正是在图书馆学学术转型过程中,全国图书馆学界的地缘形态逐渐显现出来。三大地域中心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对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一平台,图书馆学界展开了非常好的合作,促成了学界力量的大联合。同时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协会通过年会这种组织形式,也有力促进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界的交流,各地图书馆建设经验得以迅速普及与推行。与此同时协会在协调与促进图书馆界与官方之间联系方面的贡献不小。在1937年以前,协会在南京、北平与青岛举办了三次年会。这些年会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对于“图书馆经费之确定,法令之颁布,专门人才之培养及保障,图书馆专科学校课程之拟定及增设,省立图书馆辅导工作之推进,县立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工作之标准”等方面内容,“或呈请政府采择施行,或通告全国各馆办理”[13]。这些决议不仅大多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响应。二是共同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进步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提升。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十多年间,图书馆学学界不同的职能分工,使得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图书馆学应用理论方面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的。1936年7月,李小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中,集中探讨了自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来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概况。李氏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图书馆事业不仅表现在各类图书馆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而且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仅图书馆学理论与学术技能的书籍就有20多种,国内出版的图书馆学杂志更是高达23种[14]。一大批图书馆新式建筑拔地而起,一批批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纷纷走出校门,图书馆学事业正呈现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三大地域中心形成过程中,涌现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发展进程中的三位关键人物———袁同礼、沈祖荣与蒋复璁。在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之初,三位代表人物有着良好的合作,但随着地域中心的逐渐形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北派与南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聚集在南京一带的图书馆学人们便与北京的学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北京作为近代以来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首善之区,从一开始就集中了一大批从事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学人,他们是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南京逐渐在政治上取代了北平,成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治中心。北平方面则因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存在,一直占据着图书馆学界的主导权,而文华图专的学生则成为双方共同争取的对象。正如徐家麟先生回忆所言:“在解放前的图书馆界里,文华图专的毕业生人数较多,所占据的位置也是较高的。他们形成了‘文华派’,与人数少得多、但也具有实力的‘金陵派’(指金陵大学图书科系的毕业生)相角逐。”[15]文华图专的校长沈祖荣曾规定,学生尚未毕业出校,就得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成为会员,而协会理事长袁同礼,也乐得接受一批这样的“会员”,为北派取得新生力量的支持。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袁同礼一直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因为有大帮“学生军”的支持,加上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全国第一无二的地位,故袁同礼在图书馆学界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12]。南北两派之间的斗争也必然影响到图书馆学科资源的分配与布局,甚至引起国内学术界对之的关注。南京方面由于有官方的强力支持,使得北派也不得不有所顾忌。战后的北大在计划开办图书馆学专修科时,便遭到了这种纷争的困扰。1946年3月1日,王重民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是否办图书馆系的问题时,特别指出:“袁先生去年十月及今年一月两次来信,别纸钞呈。依重民推测,孟真先生不赞成太职业化,固然很中肯,恐里面还有一点别的小文章,大概是顾虑到蒋复璁和袁先生个人的问题。文华经蒋之联络与鼓动,已树叛袁附蒋旗帜,在这个当儿北大来办图书系,未免是助袁压蒋,或孟真先生有见及此,有意躲避蒋慰堂将来闹麻烦。”[16]当然北大在王重民等人努力下,还是在1947年成功开办了图书馆专修科,但其中南北两派之间的斗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综合所述可知,在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过程中,三大地域中心也逐渐开始出现。尽管三大地域中心在图书馆事业发展上存在一些分歧,甚至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冲突。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三大中心以其各自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们为1925年梁启超所提出的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使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是在三大地域中心图书馆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才使得这一使命逐渐成为现实。

作者:曾凡菊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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