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进步

一、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权利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保障体系，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自2010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将“图书馆社会责任”作为分会场的主题以来，关于该主题的讨论就备受关注。由于“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本身定义并无明确界定，因此近两年关于此主题的研究始终处于定义多元、界限混乱的局面，对国外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我国图书馆界将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含义界定为: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在社会中需要承担的有助于解决关乎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非图书馆问题，如经济、种族、就业、环境、战争与和平、宗教等社会问题的责任。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除了是一种自愿行为外，更是一种自觉行为;现代图书馆服务特点使图书馆必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图书馆并非单纯借阅图书或获取知识信息的地方，更是满足人们学习、娱乐、休闲、交流等多种需求的公共空间。”白君礼从图书馆本质的角度解读了图书馆社会责任:图书馆社会责任与图书馆基本责任都是为了实现图书馆社会价值(利益)最大化，图书馆社会责任也是全面实现图书馆基本责任的保障。针对当前理论界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认识分歧严重的事实，蒋永福分析了责任与义务、责任与权利、等诸多概念之间的区别，界定图书馆社会责任可归纳为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纯义务性责任三方面;图书馆社会责任属于有限责任，应遵循“职责优先原则”和“量力而行原则”。洪伟达根据德鲁克提出的“组织”概念和目标管理理论，提出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包含分内责任与分外责任、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图书馆应该在履行自身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有条件、有选择地承担社会责任。宋显彪从理论研究、对策研究、案例研究等方面入手，提出图书馆社会责任研究应关注中外社会责任比较研究、社会责任与核心业务的整合以及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含义、底线、内容、激励机制等方面。于良芝等通过系统梳理和介绍美国图书馆界对社会责任问题的争论，探讨了社会责任之争的缘起和演进过程，总结图书馆社会责任之争为图书馆职业所积累的职业遗产，从而来促进国内的相关研究。与图书馆社会责任相对应，作为西方图书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基石之一，图书馆权利直到21世纪以后才在我国受到重视，并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重建的重要主题领域。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更是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的道路，在推动我国图书馆理念变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图书馆权利的定义，早在2005年中国图书馆新年峰会中就作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即:公民通过图书馆这一社会制度，平等地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其实质是公民平等、自由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免费获取图书馆资料和服务的权利等。从这一观点出发，近两年专家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屈文认为“图书馆权利”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规定或隐含在与图书馆有关的各种法律、规定和规范中的，并实现于其中的种种方式和手段。通过对中、日、美三国图书馆权利的文本分析，他进一步提出对于图书馆权利的系列研究和图书馆权利的理论体系的创建。针对图书馆权利冲突日益泛化并为学界所关注，曾瑛从微观视角出发，指出图书馆权利冲突的实质其实是利益和价值冲突，应采用利益衡量的原则来解决图书馆权利冲突。丘柏林、王本欣、陈立刚、尹培丽等则分别从著作权、信息公开制度、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分析等角度展开对图书馆权利的研究。从杭州“乞丐入馆案”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之事，郭晓敏、冯继强等指出目前作为图书馆权利主体的公民却对图书馆权利知之甚少，在“普遍均等”服务理念下，图书馆要保障弱势群体的图书馆权利，推动权利意识的普及，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十二五”期间，图书馆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行使权利是一个大课题。沿袭世纪之初发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在正义与公平的社会文化认同机制中，图书馆社会责任逐获认同，图书馆权利思想获得传播。整体来看，近两年图书馆社会责任和权利的研究开始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层面的问题，它将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图书馆学人文和技术

“十一五”期间学界对于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成效卓著，而人文与人文精神的讨论则贯穿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与其一脉相承的“图书馆精神”的研究，更是深入扎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之中。尽管“人文”与“技术”之争似乎仍然是近两年图书馆学发展进程中绕不开的话题，但学者在理性争鸣的同时，更多的是将两者“从对立走向统一”。“图书馆研究的最大弊端是没有很好地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的统一，结果仅仅在工具理性和科学价值内部转圈子”。“图书馆应用信息技术的历史早已表明，信息技术从来就不是与图书馆人文理念相冲突的东西，相反，信息技术一直在帮助图书馆实现其人文理想，采用新技术的服务比手工服务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储流杰认为图书馆学面临的当代境遇的根本原因不是科学理性精神的缺乏，而是图书馆学术传统中技术理性畸形的单向度发展，对技术理性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傅荣贤在文化观视野上，从技术维度角度指出，所有的工具技术都体现了人的目标、意义和价值。图书馆要促进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图书馆学则要揭示双重建构原理和可能路径。“技术本身就包含人文特性。从技术的产生看，它是人文追求的目标之一;从技术的影响看，技术产生后会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技术与人文不是两种事物，而是一个。”陈莹指出虽然“技术”与“人文”之争是现代社会背景性的问题，但二者不足以构成绝对的对立关系。技术是图书馆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工具，人们对其有更多的关注、重视和投入，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才是导致二者之争的根本原因。王雯琦提出构建人文技术，技术发展有利于图书馆人实现人文理想。人文与技术的整合，是社会信息环境下满足人及人类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图书馆作为人类社会知识宝库，具有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技术变革研究开始影响理论图书馆学研究，一度使技术由手段变成了目的，甚至使作为目的的人文相形黯然，并逐步使人文技术之争升级。从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分析，学界已经认识技术与人文之争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人文追求给了人类前进的永恒动力，而新技术对图书馆学研究产生的持续影响也有目共睹。当然，要实现人文与技术的完美融合，还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三、图书馆学体系

学科体系的研究，既是图书馆学系统内在联系的综合反映，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终极走向。传统的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划分主要有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三(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四(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分的局面。长期以来，这种划分由于基本概念混乱、缺乏逻辑性等固有弊端而面临质疑。随着21世纪网络环境的日益改善，图书馆学体系朝着深度分化、边缘综合、层次拓展、日趋完善和趋向统一的方向发展，现实中理论框架体系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日益明显。图书馆学和传统图书馆学是否已然断裂?传统的学科体系面临着重构与继承的两难选择。孙玲玲、杨文祥分三个阶段对1979－2010年间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研究进行了归纳和述评，在对每一个阶段代表性观点进行简要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对其中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体评析。文章观点清晰，是近期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成果。张爱桃认为随着人文图书馆学、制度图书馆学和技术图书馆学的逐渐成熟，图书馆学层次性日渐明显，学界要注意营造多元化的学术氛围，但必须尊重理论与应用的各自特征。王宏鑫提出基于学科论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包括著作体系和教材体系，两者都是沿着研究者认识逻辑展开而形成的有着严密逻辑范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教材体系是建立在著作体系之上的。陈大辉则提出以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构筑公理化图书馆学体系:以“文献信息是为了用的”为公理，得到推论一“人人享有利用文献信息的平等权利”和推论二“在文献信息的采集、组织、保存、传播与利用活动中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并以此为框架，总结图书馆学的三个特征。张梅等提出构建“图书馆应用知识学”;熊伟提出了要建立一个“面向与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体系”，从而把图书馆学真正推向成熟阶段。构建现念的图书馆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图书馆作为民主政治中保障公民文化信息权利的重要机构，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范畴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而由于学科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加之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冲击，图书馆学的学科整体建设将仍有很长一段路程需要迈过。

四、图书馆学方法论

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途径的再探索是规范图书馆学研究和完善学科理论的重要保障。与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不断扩展相呼应，近两年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理论视野开阔，在延续以往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繁衍了新型的研究理论，且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图书馆学方法论的认识，以刘伟的两篇评述尤为突出。作者通过对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发展轨迹的梳理，指出现有的层次论、过程论、三维论等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已不适应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并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应分为思维方法、实证法、现代科学方法、专门研究法体系。梁灿兴提出哲学能给具体学科提供的主要是跟价值观有关的认识框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习惯将哲学归入方法论中，于理不通。邱景华从哲学层面，指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位一体，知识论从属认识论，在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进程中，知识论比方法论更重要，方法论向知识论转移。傅正以“层次说”作为评论的起点，指出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局限;认为“图书馆学方法论”的提法欠妥，应统称“图书馆学研究法”，可分为“图书馆理论研究法”与“图书馆工作方法”。刘思杨对近五年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指出“重视定量分析，忽视定性分析”、“不善于借鉴其他学科方法”等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对于图书馆研究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图书馆学专属方法是目前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经过新世纪十年的长足发展，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进入了理性的反思阶段，从经验描述到批判、诠释与实证，尽管仍众说纷纭，但随着实证图书馆学成为学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实证研究方法的使用及规范也成为近两年的研究热点。徐建华等认为，规范化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科走出困境、整体提升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强调目前图书馆学领域中实证研究缺乏，大规模推行规范化实证研究的时机业已成熟。叶飞提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对象外以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来观察与描述研究对象。魏辅轶认为实证研究的缺失并不是实证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根源不在实证的数量或方法，理论与实证是科学研究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阶段，只是在科学研究中研究的起点不同而已。付雅慧则针对实证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过度推崇实证研究将导致的弊端;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应从方法一元论走向方法多元论，从方法专制走向方法民主。郑学军认为实证方法只是探索了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解决图书馆学研究科学化的问题，决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唯一出路。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化应从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上寻找路径。图书馆学方法论既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长期以来，思辨研究和规范性范式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如前所述，近两年实证研究的论文数量保持了稳定增长，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科学的图书馆学方法论是指导图书馆实践的重要保障。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图书馆学方法论应该在方法多元和方法民主的思想指导下，不断学习、借鉴和吸收信息科学、实证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才能为图书馆学研究构筑开放和科学的方法论。

五、图书馆职业的研究

图书馆职业研究肇始于2003年于良芝《图书馆导论》一书的出版。该书首次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内容构建与图书馆职业理念联系在一起。作为新世纪新形势下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亮点，图书馆职业的研究一直是近两年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前些年“图书馆学研究是面向职业还是面向学科”，知名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解析，成为近期一个瞩目的亮点。图书馆职业的倡导者于良之认为，图书情报学的使命是支撑图书馆职业解决人类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围绕二者而发展形成的理论、技术及其哲学基础就构成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知识体系。也有学者认为，面向职业与面向学科之争，从根本上分析，其实就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争。“图书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联系实践本身并没有错，但基础理论研究要和实践工作适当‘分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一定要有‘形而上’的追求，追求‘大道之行也’的境界。”俞传正指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是图书馆职业活动的传统基石，图书馆职业的后现代认识论为图书馆职业实践提供了更多的解读视角，包括对图书馆职业的批判和反思，这些是图书馆职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研究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职业精神的文献众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杨萍认为图书馆职业道德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社会道德，它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专业性和时代性。沈光亮反思了我国图书馆职业伦理建设，指出我国图书馆界对职业伦理的功能定位不准，职业伦理建设主体不明，造成图书馆员职业责任不清，缺少坚定的职业信仰，加上伦理建设制度安排的严重不足数使图书馆职业伦理建设效果不佳，影响图书馆行业形象，阻碍了图书馆事业发展。在图书馆职业教育方面:刘兹恒认为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当今环境下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的核心，目前图书馆学教育要以增强学术的职业竞争力为导向，用长远和战略的眼光看待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贺德方认为目前我国图情专业研究生职业教育正在由知识本位的职业能力观向岗位本位进行迁移，图书情报人员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兼有服务性和专业性的社会职业人。因此，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的职业核心能力构建应在实战中完成。沿袭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强劲势头，加之国家文化和社会发展为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机遇，近两年学者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投入了较多的热情。一方面，无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选择上，抑或是其他问题，理性切磋争鸣的态度与以往有了显著不同;另一方面，各种“说”、“论”、“观”层出不穷的表面繁荣背后却难以发现能统领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建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图书馆人的使命之一，笔者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来寻求创新的动力，在不断吸收相关学科的新思想、新发现和新思维的基础上，来推动完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并实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与世界的接轨。

作者：黄筱玲单位：湖南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