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演变历史

一、民族融合与民族民间体育变迁：

以“五胡内迁”为中心民族体育的变迁发展是民族民间体育变迁史的首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历程,仔细搜寻和体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诱因及其影响。从纵向的时序发展上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体育变迁是以“游牧化”为主线的。华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同时期或稍晚长江流域亦有中华先民的印记，最新的考古发现更是将这些时间节点不断前移。由于中国南北东西走向绵长，国土地域辽阔,在非主流的边远地区一直有游牧部落和小型聚居族群的身影。到秦汉时期，这种中原大国与边陲族群的交流、战和成为历史发展的添加剂，影响或改变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生动地表现了赵国统治阶层深受周围戎狄部落的服饰文化影响，进而借鉴胡服优点改进骑兵作战装备,这成为中国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先声。两汉时期，中原汉王朝与周边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终以“和亲”为主流的和平交往方式替代了战争，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到东汉末年，由于中原王朝统治根基动摇，战争频频,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南迁，开始大规模与汉族原住民杂居相处,民族融合空前加速。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晋书》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这一时期,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内涵，调和了胡汉文化。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如后赵石虎曾发男女16万，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西晋以后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亦肇基于此⑴0在长期和战交错的历史图景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风气与骑兵作战的快速机动优势大大影响着中原汉人的生活、心理和军事。《晋书?庾阐传》有载：“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较。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久而久之，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涉猎与格斗技击习气深深影响和融人了中原汉民族的生活场景之中，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具有复合化特色的中华体育风气。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以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射箭、角抵、打猎等为特色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加速融入中原体育活动之中。中原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开始受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少数民族基于宗教崇拜和祭祀而来的舞蹈、射猎等宗教体育活动也开始影响中原民族的日常体育活动。胡汉人民一起开展体育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娱乐消费选择。射箭、马术、摔跤、柔道等竞技体育项目，都留下了中华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身影。

二、国都迁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

以“两宋移都”为例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各阶层体育娱乐休闲活动开展层次和频率的重要依据，尤其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有无足够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各阶层人士参与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因素。政治格局则是决定体育活动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体育话语权。从古代封建王朝体育活动的开展背景看,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和官僚贵族的穷奢极欲,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自娱自乐,形成r不同的消费层次和体育活动选择等级。同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将导致体育娱乐活动的迁移和兴亡。统观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变迁和经济重心移动，往往以国都迁移为重要依据和根源,是内外部复杂多样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影响和决定的,进而影响和决定了体育活动和体育理念的变迁。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变乱频仍,尤其是不愿接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和压迫的中原汉人，逐渐开始了南迁步伐’在中原汉人南迁的过程中，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蛮”人群发生过较为普遍的族群冲突和斗争，最终妥协、融合在一起，部分不愿融合妥协的南人则开始继续南迁，乃至播迁南洋诸国。上述南迁的汉人群体,又以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具代表性,如《晋书》卷65《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沧凉，衣冠南迁”。他们的先进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和体育文化理念也因此逐渐向南方转移,南方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心和经济重心。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在两宋之际的都城迁移及其所引致的风气变迁具有代表性。两宋之际，原来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北宋遗民，扶老携幼，千里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受战乱时局的影响以及对命运等问题的消极理解，虚无消极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形成一时之社会风气，对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市民追求现时体验,注重当前享受的风气与南宋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当地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如赵升在《朝野类要》记载有：“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习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今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辈。”路歧即是在广场街市、偏远乡村流浪卖艺者。《西湖老人繁胜录》也有载：“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考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阔所在，扑赏并路歧人在内作场，行士圣法……相扑，王宣弄面,打一丈方饼。喝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在这种汉人南迁的进程中,北方中原地区的官僚士族与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南方土著居民相互接触和影响,呈现出颇具中国特色和地域复合特征的“南地(蛮）化”现象。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了南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变迁,南方体育日益中原化和统一化。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运动在南宋有了充分的发展，四水潜夫的《武林旧事》、灌园耐得的《都城纪胜》和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等，都对这一时期的相扑记载非常详尽。另一方面，南方土著的体育形式如耍龙、溜索（怒族）、独木舟、抢花炮（侗族）、爬花杆(苗族）等，逐渐影响了中原南迁人口的体育形式和活动习惯,这个过程又是与复杂的宗教冲突、生活习俗矛盾及民族和战相交叠的，其融合和接纳可谓来之不易。在长期的共处格局下,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间，要么选择和平共处,要么选择规避远迁,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南地生活场景和体育格局,即相对于古代地域特色鲜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体育”，逐渐凝练出具有中华民族整体特征的全新现当代民族民间体育格局。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还有多次类似的经济重心变迁图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变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分布与资本流向，以致改变了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从而成为影响社会潮流、教育理念和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诱因。例如，在中国古代民间体育发展进程中,风筝和弹弓的发展曾经深为历代研究者所重视，世居江南的满族贵胄后人、文学巨匠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和放飞名家，其关于风筝制作的专书流传后世，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性、迁移性和家国特色。

三、社会变革、文化分野与体育风气变迁：

以“唐宋变革和文化内向”为着眼点在讨论民族民间体育融合变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关注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分野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这一重要话题，认为体育风气变迁与社会变化、文化分野具有重大而密切的关联。在此，初步从钱穆先生的《唐宋变革与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和刘子健先生的《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1."唐宋变革论”与古代社会的平民化走向对民间体育的促动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历来为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学者所重视和推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即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唐宋变革论”。根据李华瑞、葛金芳、牟发松等学者的译介和研究,所谓唐宋变革论主要是指唐宋2个朝代，虽然是先后继起和互相关联的，但从社会风气、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国际交往等因素分析，唐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截止期，而宋代是近世中国的开端。内藤湖南试图通过其历史分期方法的解析和透视,说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革性发展。著名国学大师和史学泰斗钱穆先生曾总结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主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第37卷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当代著名史学家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均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由此可见,随着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到来和民族、阶级压迫的相对减轻，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到了宋代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及其相应的消费、娱乐和休闲活动，人们的教育、宗教和文学艺术真正得到了普及和张扬,大众平等意识初步得以确立。这些情况无疑为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竞技娱乐活动的广泛开展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此外，由唐入宋的古代市民社会和富民阶层逐渐兴起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社会体育娱乐与运动休闲风气,健身养生活动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作品仅有2幅：一幅是为海内外所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北宋东京汴梁的市民社会场景；另一幅是《金明池争标图》（一般认为此图为张择端早期作品，另一说此图为南宋摹本），描绘了宋太宗赵光义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在皇家园林琼林苑中的金明池与民同乐，共同观赏军士龙舟竞渡、争夺锦标的胜景,这种统治者与市民共同参与观赏性体育活动的情境，充分体现了宋代开启的市民社会与市民体育的崭新图景。

2.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对民族民间体育的抑制

美国早期汉学家普遍把中国宋代类比欧洲近世社会,得出了与上述中日学者相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宋代市民社会的真正形成成为影响和改变后世中国文化社会面貌的基本依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刘子健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所谓宋代工商业的兴盛和富民阶层的崛起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表象,与欧洲近世社会“形同实异”，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尤其是两宋之际出现的文化分野更是决定了后世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发展脉络渐行渐远。北宋前中期,皇权受到以宰相为核心的廷臣团队的制约,皇帝和臣下形成了互为拱卫、相互掣肘的稳定格局；然而北宋后期屡被北方少数民族渗透侵扰’直至“靖康之变”的严重局面。这种情形极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的心理和军队、百姓的士气,进而对既有的宫廷制度和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皇权极大膨胀,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文化倾向于由“外王”而“内圣”，强调文化内向，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转向封闭和保守。自此以后，以科举为主导的文人社会掌控了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话语权，传统武术和民间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习武之人被视为粗鄙之辈,民间体育项目多被讽作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这种文化对体育的压抑传承良久，危害不小,马球运动在南宋时期的式微便是一个例证。此后，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的传承成为民族民间的自发行为，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政治支撑和足够的文化支持。

3.中国特色民族民间体育的曲折、独立传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社会变迁和文化分野对古代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出现了内在矛盾的一面，即“平民化”和“文化分野”交叠的局面。这种民族民间体育变迁进程中的自在矛盾一方面内耗了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动力，使得中国民族民间体育发展落后于西方体育文化和项目的演进，造成了近代体育的西化;另一方面,矛盾又是事物变迁发展的动力，正是在矛盾斗争中，中国民族民间体育顽强地生存和传承下来，成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宝贵体育遗产,为中国体育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平台。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演变,也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变迁进程一致，曲折而激扬，永远保持着鲜活动力和独有个性，百折不挠，历久弥坚。

四、小结

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变迁背景的初步探究，指出了历史变迁对民族民间体育融合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项目来源、竞赛规则和组织形式上,更体现在文化层面和体育参与、体育消费选择层面;因此,相关领域的史学研究既与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文化、传统的研究密切关联，也与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经济和社会属性的研究不可分割。在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变迁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游牧化”为主线的民族第3期融合提升了民族体育的播迁与融合，以“南地（蛮）化”为基本走向的区域体育交流得到极大的浸润与统一，以“平民化”和“内向化”交叠为特征的民间体育文化在自在矛盾中实现了保存、传承与曲折发展，这些情形共同影响和造就了当代中国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与赛事活动。由于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且资料积累的短促性，本文还停留在外部、宏观的把握阶段，尚未深人到传统体育赛事研究的诸多核心环节。随着相关研究的深人开展，对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历史考察必将更加深刻和多元化,视角更加丰富，方法更为综合，这也是本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和目标。

作者：宋昱单位：上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