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和税收研究

时间:2022-05-30 02:49:46

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和税收研究

根据地内,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行流通券的同时,仍然准许“法币”流通,但禁绝伪币使用。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流通券市场信用已经超过法币。随后边区和各县建立“地方银号”,总核法币及统一各县流通券的发行,以巩固与提高边区银号钞票的信用。“1940年秋,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空前扩大,各地分散的小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具备了统一发行货币的条件。为满足迅速发展的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便于管理,1940年10月,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停止发行各县流通券,由边区联防委员会统一印制发行豫皖苏地方银号币,在全边区流通并以此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4]。为保证市场稳定及流通券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任何破坏流通券发行及贪污行为都要受到严惩,那些拒收流通券的商贩也要受到严惩。1940年4月,日伪曾伪造伍元、拾元两种中央“法币”和永城贰角、伍角两种流通券,由奸徒带入根据地收买粮食,扰乱金融秩序,且有部分群众受骗。为此,边区政府和永城县抗日军民一面组织查禁,一面在报纸上载文予以揭露,领导边区开展防伪反假斗争,指明伪币纸张低劣、印色易褪,号码不明等假钞特点,号召边区人民提高警惕,大胆揭发检举并送政府查办。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对根据地货币市场的捣乱与破坏。根据地流通券的发行,老百姓对边区政府的信任,堵塞了日伪和法币的流入,对于繁荣根据地经济,防止物资外流,打击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服务战时经济,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地向根据地进攻。进犯豫皖苏根据地的国民党队达10多万,当时已改编为新四军的官兵在师长彭雪枫的领导下与边区民众经过3个月的自卫斗争,在成功阻击东北之敌后,奉命战略转移,撤离了豫皖苏地区。撤离前,“边区银号用大量物资回笼边币,在大敌入侵之时仍用银元和生活用品换回边币,以尽量减少人民损失”[5]。后来,彭雪枫率新四军四师主力挺进津浦路西,收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建立了淮北二地委、淮北苏皖边二专属。在淮北地方银号第二次发行纸币,名称仍为“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对于百姓剩余的边币,新四军四师重返路西时,用带去的大量法币和淮北抗币给予边区百姓兑换,以此减少百姓损失,保证边币流通。为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经济,打击伪币,保证市场流通,发行货币是必要途径,不少根据地都有自己的货币。如陕甘宁边区初期发行光华券,光华券在边区发行流通后,“尽管法币仍然是边区流通的主币,光华券是当做法币的辅币流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币仍是一种挑战”[6]214。然因诸种因素,其在与法币的斗争终告失败。而晋察冀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则坚决禁止法币、伪币流通,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9月,晋察冀行署决定开展统一市场货币工作,规定“抗币”为本位币,严禁伪币和法币在边区流通。到1943年秋,在边区中心区终于排除了法币,肃清了伪钞,建立了统一的抗钞市场,稳定了根据地经济,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豫皖苏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包围、封锁之中,财政十分困难。开辟财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939年11月,刘少奇在淮北新兴集视察,指示可以征税解决财政困难。税收工作是边区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合法身份,解决财政的一种办法。各种税收工作开展情况不一,较早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区、县、乡最先进行税收工作,主要由区、县、乡的财政机构负责,后来又专门建立了税务局;在中心区,税收进行正常,开展较好;游击区则采取突击缉私和收税。根据地以征收商品贸易税为主。为扩大税源,根据地主力转向贸易繁荣的淮上发展。日军占领蚌埠、怀远、徐州后,东边控制了津浦路,北边控制了陇海路,南边封锁了淮河,对淮南和淮北路西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华中地区需要的工业品进不来,土特产运不出去。淮上地区南有淮南根据地,北靠豫皖苏边区根据地,西接国民党防区,内地货物集散运输方便,东靠津浦路,工业品“走私”方便,因此淮上地区贸易发展很快。上海、南京等地的商人,把禁运的食盐、布匹、百货、西药、纸张等货物经过津浦路偷运到淮上的河溜、龙亢等集镇出售,买走内地运来的“土货”。阜阳、涡阳、蒙城等地的客商把内地的土货运到河溜、龙亢出售,买走工业品,龙亢、河溜成为货物集散地。但是,这些地区税收很乱,不利于贸易的健康发展,边区政府对其尤为重视,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协助淮上税收工作。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后勤供给部200余人前来,帮忙加强淮上税收工作。边区政府分别在怀远的河溜、龙亢和蒙城的板桥设立税务检查处,开展税收工作。为搞好税收工作,首先进行了市场整顿,加强了市场管理,并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新的税收政策,简便了税收手续,客商满意,使其贸易更加繁荣。由于贸易繁荣,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仅河溜、龙亢两处,月收入就达50-60万元,占整个豫皖苏边区全部税收的72%”[7]89。边区税收还有农业税,即救国公粮,它是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农业税,具有土地所得税和农业税的性质。救国公粮的征收,开始采用劝募形式,弊病很多。以后或将自上而下分配与民主评议相结合,或按照条例以率征收,既考虑了负担面,又保证了征收任务的完成。还有农业统一累进税。“194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决定。指出累进税是应向区内一切人民税收的税则”[8]127。农业统一累进税具有土地收益税及土地财产税的性质,它以土地的常年产量为标准定税率,同时降低了下层标准,提高了上层标准,便于各阶层负担更加合理。它的实施,扩大了纳税面,保证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边区税收还有营业税,即凡在边区境内开设工商业,从事营业者,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均需缴纳营业税。抗日战争时期,关税(指边区与敌伪顽占领区之间贸易往来所征的税)是与敌人进行经济斗争的有力武器。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控制粮食、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流入,而设法将对根据地用处不大的物品打入根据地。根据地政府则针锋相对,当时的关税原则是:凡我根据地急需之物,鼓励进口,限制出口;凡是根据地无用之物,则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利用税收杠杆开展对敌斗争,以保护根据地军民的利益。根据这个原则,淮北根据地的规定是:“在进口方面,属于人民生活必需品基本免税。一般日用品的税率为5%至8%;非生活必需品为10%至15%;对于禁止进出口的货物,采用高税率为20%至30%。”[9]176-177此外,边区还有盐税、烟酒税、屠宰税等。征税使用边区财政统一印发的税收票据,纳税者纳税给予票据后,一律不再重征。所有税收全部上交,主要用于抗日军费开支,其次是发展教育和生产,征税单位不得擅自支用。豫皖苏革命根据地根据抗战形势,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了有效的货币和税收政策,通过边发行边区货币、边禁绝伪币流通等方式,保障了边区经济的顺利发展,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威信。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保证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突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巩固、发展、壮大了根据地势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作者:刘宸工作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