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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代两广货币流通

一、两广地区货币的支出

(一)军费支出。在中国古代的财政支出中,军费是一个大项。汉代的军费主要有:对士兵的的给养,包括月粮、食盐、衣服等诸项;战争期间的费用开支,包括粮食运输;军功赏赐;军粮消耗;修筑道路和城池;武器装备、安置俘虏等。“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说明政府通过大司农直接支出军费开支。西汉自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岭南各郡每年几乎都会发生小规模的叛乱,《汉书》记载:“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进入东汉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据《后汉书》等记载,从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至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的150年间,东汉政府与南方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小近40次战争,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这频繁的战争背后,是汉朝中央政府巨大的军费支出。关于士兵的军饷,史书中记载,永和三年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反对征调荆、杨、兖、豫四州的军队去平定日南郡的叛乱时说“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可知每个士兵每日需米五升,另外每月还需盐三升,两项一年消费约三千钱。国家每年供给每个士兵一袍、一袭、一单衣、一袜、一履,按汉代的物价水平,总计约两千钱。就是说国家每年给一个士兵的军饷约五千钱,汉朝军队动辄出动数万人,其花费军饷的巨大不可想象。另外,国家对于战死沙场的将士也有善后费用,对于普通士兵,通常给予棺材和葬衣。《汉书•高祖纪》记载:“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在《汉书•成帝纪》中亦有:“已葬者与钱,人二千”的记载,说明安葬一个人的费用为两千钱;衣衾费用约为百钱,故安葬一个阵亡士卒的费用约二千多钱左右。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庭,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补偿。两汉征战岭南频繁,每次都死伤惨重,对于这项安葬抚恤费用应该也为数不少。在两广地区的军事行动必须使用战船。两汉时期的楼船高度已达十几丈,有的甚至可以建楼橹到四层,并已在海战中广泛应用。至东汉时期的战船规模更为庞大,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就一次征调了2000余艘战舰,可见造船业的发达和军费支出的巨大。在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一方面说明两广地区造船业出现之早;一方面也说明在岭南地区作战使用的战船应都为本地制造。(二)官员俸禄支出。两汉时期在两广地区官员的俸禄也是货币支出的一大方面。汉朝在两广地区的官吏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由内地相同的守、令、长等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二是与其同等的王、侯、邑长等,虽也由中央任命,但都是由当地原民族首领充当。在广州番禺汉墓曾经出土过一块墓砖,上面刻有“番禺都亭长陈诵”的铭文。都亭始设于西汉,是西汉基层统治体系中乡、亭、里的一部分,通常设置在城市里或者周围用来维护治安,也为来往官吏提供住宿。其职责既要管理一定数量的居民,还要兼为旅社、驿站、治所。这说明汉代已在岭南建立了完整的统治体系。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有关于郡县官员设置的记载,可知岭南诸郡皆隶属交趾刺史部。交趾刺史俸禄六百石,成帝后改称为牧,俸禄提升至两千石。两广地区有四个郡,每郡设郡守、郡尉,俸禄两千石,其副官、长史皆六百石。西汉时四郡共下辖有三十三个县(南海郡辖六县、郁林郡辖十二县、合浦郡辖五县、苍梧郡辖十县),东汉时四郡下辖共三十四个县(南海郡辖七县、郁林郡辖十一县、合浦郡辖五县、苍梧郡辖十一县)。这些县都设有县令或县长,俸禄从三百石到一千石不等,下设丞、尉辅佐,俸禄二百石到四百石。这些都是主要的官吏,而一百石以下辅助官吏,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亭长、里长、什长、伍长等。估计整个两广地区约有官吏数千人,具体的官员俸禄无法计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记载全国的官员从佐史到丞相,共十二万零二百八十五人。而东汉时期的桓谭认为,从宣帝时期(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起,汉朝政府每年征收的赋税总数超过40亿枚钱,其中的一半20亿是用于支付给整个国家官吏的俸禄,由此可见费用之巨。(三)赈灾和移民支出。“保境安民”是任何一个政府的职责所在,“保境”需要军费,“安民”则需要民政支出,解决民之困苦。在中国古代除了战争就要属自然灾害对人民带来的伤害最大,据王元林在《自然灾害与历代中国政府应对研究》一书中对两汉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疫灾、火灾、地质及气象灾害共726次,但是关于两广地区的记载只有四次,包括三次疫灾和一次火灾。两广地区所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肯定不止这三次,但史书中记载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广地区地处偏远,只有有限的灾害信息可以传达到中央;另一方面是因为史官记载的重点区域在两京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边境各郡。两汉时期,政府对贫困及遭灾人口多提供救济性借贷。西汉政府赈贷的内容多是粮食、种子、衣服等实物资料,少数情况是借贷货币。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宣帝诏曰:“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对待因家贫无力安葬者,给予一定的安葬费用,在《后汉书•安帝纪》中记载:“(二年)二月戊戌,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后汉书•桓帝纪》也说:“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两广地区在汉代一直属于“初郡”,《史记•平准书》记载“汉连兵三岁,诸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郡置初郡十七。”这种初郡制度的延续时间大概是自西汉武帝至东汉光武帝。岭南的“初郡”经济发展较慢,人口相对稀少,而土地广大,加上南方的自然环境也适合农业的发展,所以不可避免的有内地郡民迁徙而来开垦土地。如汉章帝鼓励无地或失地农民迁徙到土地多的地方去,由当地政府赐给公田,给予种子和农具,3年之内免赋,5年之内免租。以后如果农民想回归本土时,政府也不加阻拦。关于苍梧、郁林、南海、合浦四郡西汉人口的人口,在《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五》中有明确的记载。可以发现这四个郡的人口都是成倍增长,明显是有大量的外来移民留居两广地区,其多是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出任官职、犯罪流放、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并定居的。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身带来了大量的铁器、铜器、货币等。人口的激增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所以在东汉时期,以广州为首的岭南货币贸易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全国的主要工商业城市之一。

二、两广地区货币的收入

西汉初期的《金布律》有一项关于铜钱的法令涉及了官府对民间收支的现金管理。“官为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为銗,封以令、丞印而入,与参辩券之,辄入钱銗中,上中辩其廷。质者毋与券。租、质、户赋、园池入钱县道官,勿敢擅用,三月一上见金、钱数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这就是说官府收取钱的项目有六项:作务、市、租、质、户赋、园池,即手工业收入、市场收入、租金收入、质押收入、户赋收入和园池收入。(一)关税和赋税收入。武帝统一岭南以后,在广西地区设置了苍梧、郁林、合浦等三郡。同时在中原与两广地区相连的道路上都设有关卡,负责对来往的商人征税。据史籍记载,在苍梧郡设置了离水关,管理内地走漓江经过桂林到达梧州的商业。设立荔平关,管理湖南经过冯乘至荔浦、昭平到梧州的商贸。设立谢沐关,管理进出广东的商旅。在郁林郡设立雍鸡关,管理进出交阯、九真的商业。在合浦郡设置合浦关,发展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各个关口负责管理过往商人,对过关货物进行检查和征收关税。严禁马匹、兵器、铁器、铜钱和蚕种等货物出境。后又于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苍梧郡设置盐官,《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有圃羞官……番禺,尉佗都。有盐官。……中宿,有洭浦官,掌胡泽”、“苍梧郡……高要,有盐官”。开始对整个岭南地区的盐业进行管理和征税。说明在汉元鼎六年以后,岭南地区以苍梧、合浦两处为中心的贸易区已经迅速形成。汉代税收主要包括口赋、算赋、田税及车船税等。口赋又叫口钱,是对7至14岁的未成年人征税,为每人每年20钱。算赋是对15至56岁的成年人课税,每人每年缴纳120钱,称为一算。田税,是以亩为征收单位,在两汉基本实行的是三十税一,到东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改为天下土地一律按亩课粟四升。车船税是对车和船征收的税赋,三老及北边骑士,有轺车的,每辆车缴纳120钱。商人的车需要缴纳两倍,即240钱。有长度在五丈以上的船,也需缴纳120钱。汉朝政府还在两广地区内分封了诸多列侯,如南越国校尉石马苏弘被封为“海常侯”、南粤郎官都稽被封为“临蔡侯”,食邑1000户、苍梧王赵光被封为“随桃侯”,食邑3000户、桂林监居翁因劝说瓯骆四十万人投降而被封为“湘成侯”,食邑830户、揭阳县令史定被封为“安道侯”,食邑600户、南粤将军毕取被封为“瞭侯”,食邑510户、瓯骆左将黄同被封为“下鄜侯”,食邑700户。汉中央政府允许这些列侯在其封邑内按照户籍征收户赋,每户每年征收200钱,一个千户侯每年就可以征得20万钱,由此可见两广地区存有货币之巨。(二)商品贸易收入。两广地区的商品贸易主要包括两方面:与中原的商业贸易;同外国的经济交流。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中,两广地区有着良好的贸易基础。《汉书•地理志》记载“(南越之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广州是当时犀角、象牙、珠玑、金银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汇聚之地,所以在与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中以土特产、奢侈品为主。《盐铁论•未通》说,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运到长安的橘子和柚子多到使富贵人都吃厌了,出现“民间厌橘柚”的现象。除了水果外,运到中原的产品还有珠玑、犀角、象牙、玳瑁、翡翠、珍珠、葛布以及从东南亚输入的各种商品。商品的贸易是双向的,从中原地区流入的商品主要是两广地区所缺乏的牛、马、铜器、铁器等。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块木牍,上有“东阳田器志”的文字,“东阳”即东阳县(今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东阳村),属于汉临淮郡管辖。田器即务农时所使用的工具,这表明这块木牍中所记载的农具,是由江淮地区所输入的。其后还写有“客籼米一石”,客即外来之意,表明这一石籼米是从外地输入到岭南的。同墓所出的另一块木牍记载了当时随葬的物品名及数量,中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的文字,中土即中原地区,说明这批瓿和食物均产自中原。两广毗邻南海,是汉王朝与东南亚等国联系的必经之处,所以两广地区的对外贸易,是全国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促使两广地区与外国进行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朝统治者对这些奇珍异宝的追求。自汉武帝灭南越统一岭南以后,汉朝中央政府就开始竭力搜罗两广地区的奢侈品,地方官吏也竞相奉献,后来甚至通过加派租赋来勒索,而岭南诸地的产量毕竟是有限的,面对这样无度的搜刮,必然需要加大进口的数量,所以促使海外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对外贸易的商品中,主要是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翠羽、玛瑙等,以及欧洲地区的一些手工艺品。在两广地区的汉墓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玛瑙、琉璃、琥珀等中原所没有的配饰品,这些饰品多是从海外运来,反映了岭南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三)以钱赎罪收入。汉代的赎刑制度是在秦代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而来的,并且范围更广,不论是在出土汉简还是在传世史籍中都有很多记载。《二年律令•具律》就有:“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的记载,允许以一两黄金代替笞刑。同时其中对赎刑的等级的划分也有记载,“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桀罪,金一斤八两。赎斩、府(腐)罪,金一斤四两。赎劓、黥罪,金一斤。赎耐罪,金十二两。赎迁罪,金八两。”明确了赎刑有六个等级,罚金数量也不同。但在实际中则因黄金贵重、量少,流通范围有限,所以多折算为一定比例的铜钱。而不直接收缴黄金。《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两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可见由于铜钱的价值起伏不定,明文法令中罚金多以黄金为标准,而实际执行多以铜钱代替。汉代以钱赎罪的代价很高,汉代黄金一斤平均约合铜钱一万枚,按照最轻的罚金八两,也要五千枚铜钱(汉制一斤等于十六两)。汉代以钱赎罪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发展到东汉永元六年时已经达两千六百八十一种。小至耐刑、黥刑,大到死刑皆可以赎免。对于可以以钱赎罪的对象,汉代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所有人都可以赎罪。据统计,《汉书》中提到的西汉因罪被迁徙岭南的人数共计15人次,全部被徙至合浦;《后汉书》中涉及到东汉罪臣及其家属迁徙岭南的达17人次,其中4人次徙合浦。这些人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使用钱财赎死罪,而被迁徙岭南地区的。这些罚金进入地方钱库,再通过军费和官员俸禄等支出,在两广地区构成了货币的循环流通。

三、两广地区的黄金货币

作为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大发现之一的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金器,包括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那么两广地区又有多少汉代金饼?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报告,两广地区共发现有四枚金饼和两枚鎏金金饼,数量较少,且时代性也较为特殊。这说明了两点问题:第一,两广地区作为汉代边疆郡,由于政治影响力不足,故所发现的金饼应该是通过贸易流入的。两广地区出土的金饼共有四枚,一枚出土于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二号西汉早期墓葬。第二、三枚出土于合浦县望牛岭一号西汉墓。第四枚出土于广州铸管厂151号东汉早期墓葬。这四枚金饼都出土于大型汉代木椁墓,随葬品皆十分丰富,显示出墓主人生前要么是位高权重,要么是商贾大亨。第一枚金饼的主人可能是南越国派驻到广西地区的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第二、三枚金饼的主人,可能是合浦地区的郡县官吏或者合浦地方豪强。第四枚金饼的主人也应是当时广州地区达官显贵。首先,从墓主人的身份上来说。作为一名地区性王侯或者官吏,他的墓葬中有金饼发现,而等级更高的南越王墓中却没有发现金饼,这说明金饼应该不是南越国政权赏赐的。两广地区地处偏远,与中央政权政治联系薄弱,更不可能是西汉政府赏赐。其次,这四枚金饼的发现地:合浦、贵港和广州,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和内河航运的重要码头,也是当时两广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且交易的物品都是象牙、珍珠、香料等奢侈品,这就需要黄金这种体积小,价值高的货币,所以这里金饼存在的经济意义就远大于政治意义。总之这四枚金饼应该不是通过赏赐等政治手段进入的,而经过贸易流入的可能性更大。第二,两广地区所发现金饼和鎏金金饼的年代,说明在本地区也存在西汉至东汉黄金货币大量“消失”这一情况。在文献记载中,西汉帝王赏赐臣下的黄金少者数十斤、多者数十万斤,但到东汉时赏金的数量就急剧减少。据彭信威统计,西汉赏赐黄金为899530斤,而东汉赏赐黄金则仅有21740斤,仅为西汉的2%左右。这种文献记载的情况在考古发掘中的反映就是金质货币的数量和质量。在海昏侯墓大量金饼发现之前,出土的汉代黄金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西安谭家乡出土219枚金饼为代表的窖藏黄金,一类是以满城中山靖王陵等为代表的随葬黄金。除海昏侯墓发现的金饼外,随葬黄金集中发现于未经盗掘保存完好的三座西汉诸侯王墓中: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妻墓出土69枚;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47枚;山东长清县济北王刘胡墓出土20枚。以上金饼的年代皆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的金饼则相对发现少了许多。两广地区的六枚金饼和鎏金金饼,从年代上来讲,属于西汉时期的有三枚金饼,属于东汉时期的有一枚金饼和两枚鎏金金饼。这两枚鎏金金饼,一枚出土于贵县(今贵港市)东汉墓,另一枚出土于广东德庆大辽山二号东汉墓。两枚鎏金金饼皆为铜质,通体鎏金,形状为圆饼形。说明西汉时期还能使用足量的黄金来制作金饼,但是到了东汉时期基本上只能制造铜质鎏金的伪“金饼”,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黄金数量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两广地区的经济贸易中,使用方便、便于流通的铜钱占有绝对的优势,而金饼只作为一种继承西汉以来厚葬传统的象征性财富,埋入墓室中陪伴墓主人。

四、结语

货币在两广地区的循环流通,加速了其普及化的过程。使两广本地上至地方长官、民族首领,下至普通百姓,改变了之前“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使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用货币这一交易媒介进行结算。在政府层面,地方官员使用税收来调节市场,促进贸易发展。保持军费开支来维持军事存在,维护社会秩序。在百姓层面,人们使用货币来购买需要的货物,解决了之前的不等价交换。总之,通过这种货币的流通,使货币思想在两广地区迅速深入人心,进而促进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

作者:樊博琛 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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