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下碳基金发展研究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国际碳交易市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6－2000年，第二阶段从2001年至今。在第一阶段，碳交易主要发生在非京都市场，即自愿市场或零售市场。交易数量呈现不规则的波动，没有明显的规律。年最大交易量是在1996年，约4000万吨二氧化碳;而年最小交易量是在2000年，约1400万吨二氧化碳。在第二阶段，碳交易由非京都市场向京都市场倾斜。非京都市场包括自愿实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强制实施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和零售市场。京都市场主要是由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CDM市场和JI市场组成。出现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已达成共识，京都规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碳市场，交易量和交易额均居全球首位，欧元也成为全球碳金融市场上主要计价结算货币。国际碳市场的交易情况如表2。

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我国碳交易市场从清洁发展机制开始启蒙，通过自发进行自愿减排交易，开始摸索一条中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道路，但是目前还处在萌芽阶段。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建立。目前中国已经有几十家以“碳交易”为内容的交易所建立。这些交易所开始尝试中国的自愿碳交易，以企业自发的行为来推动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2011年底，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建立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然近年来，我国自愿碳交易量和交易额有所突破，但仍只在全球碳市场中占很小的比例。为了更好地服务“绿色”项目，适应企业、项目的特殊性，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开发低碳产品企业的发展，我国当前的碳基金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这也是目前这些项目资金的主要来源，它们发展的进程依赖于这些碳金融产品的实施力度。而这些碳金融产品的实施情况，又会受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这些项目的开发。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复杂经济形势影响，近年来，我国一直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央行从2011年开始连续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目前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1%，贷款基准利率高达6．31%，不断提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使银行的可贷资金大量减少，同时还严格控制贷款规模、贷款比例，使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严重影响到开发低碳项目的企业资金规模，进而影响到处于起步阶段的低碳产业的发展。目前，国内针对碳基金的研究在国内已引起一定的重视，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碳基金的研究，认为碳基金是碳汇基金的简称，它是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为推动国际碳交易活动，实施一些合适的项目推动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强碳吸收汇的行动而专门设立的融资渠道，碳基金具有基金专用性的基本特征(支玲等，2009)。碳基金，国际上通常指清洁发展机制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专门资金。碳基金是国际碳市场投融资的重要工具和主要交易主体之一(黄孝华，2010)。碳基金的基础在于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碳金融市场。支玲等(2009)在对中国绿色碳基金的研究中，提出了绿色碳基金的六个渠道:国家出资、吸收国外资金、企业投资、个人出资、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和发行生态。这虽然是针对林业领域的碳基金做的研究，但对具有相同性质的碳基金也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雷立钧，梁智超(2010)通过对商业银行较高管理水平和透明度等优势的分析，认为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创建碳基金。此外，一些媒体也对碳基金的筹资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章升东等(2007)通过对世界银行碳基金的研究，认为世界银行碳基金扮演的是一个中介服务的角色，世界银行利用其自身影响力，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项目，并作为委托方，成功地连接了买方和卖方。黄孝华(2010)则主要是从个体碳基金的微观层面对碳基金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碳基金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组织的契约机制、项目的决策机制、风险的控制机制和资本的退出机制。崔利平(2007)就认为我国发展低碳基金需结合我国目前节能与环保基础条件比较薄弱的国情，使其既具有投资CDM功能，又有投资节能与环保产业的功能。鄢德春(2010)以对世界银行碳基金运作模式的研究提出我国发展政策性碳基金应主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发起设立系列碳基金满足不同地区和产业部门的需要;第二，为可持续发展和促进技术转让提供激励机制;第三，针对金融机构的能力建设，打造卖方金融产业链。但鲜有学者结合中国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来探索新型碳基金的构建，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碳基金，这种碳基金是建立在高通胀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在国家的支持和银行、企业的参与下，结合地方发展特色的一种新型资金融通模式，减小货币政策对资金信贷的影响，保障低碳产业的资金来源，解决低碳产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货币政策变化对碳基金发展的影响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其调控作用可谓是举足轻重。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拉动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通过削减货币供给增长以降低总需求。2007年以来，我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下滑到2010年为应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物价上涨，再到2012年初为“保增长”之目标，政策当局频频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等压力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加剧以及民间融资利率的攀升，中小企业“倒闭潮”意欲来袭的背景下，再度引发了货币政策松紧的争议。同样的，我国碳基金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第一，实体经济投资环境的恶化。由于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仍不够成熟，基础薄弱，其表现在碳基金储备明显不足，而且碳金融是以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为导向，支持低碳产业的长远发展，短期来说并不能取得良好的回报。碳基金的发展必须依托强有力的实体经济基础。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着投资环境的恶化和产能过剩两大问题。紧缩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投资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实体经济发展不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我国碳基金的发展。第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不合理。由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始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机构对待碳金融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在中央银行要求收紧银根的情况下，我国的商业银行更加倾向于把贷款发放给国企和央企，很少将资金用来发展低碳经济。第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了碳基金发展。在凯恩斯的利率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着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水平，而最终影响到总产出水平。还有在信贷传导机制中，在我国国家实际上控制着大多数的信贷资源，由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的问题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从而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碳基金的发展。

新型碳基金的构建设想

目前国际上建立的碳基金是在大的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尚没有根据国家实施的货币政策而建立的与之相匹配的碳基金。本文构想的新型碳基金考虑了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国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我国银行信贷规模和比例的影响，特别是“绿色信贷”的实施受到限制而提出来的，以解决低碳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减小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保障低碳产业的资金来源，促进低碳产业的开发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本文在考虑到政策建议的时效性的同时，也涉及到了碳基金这一新兴业务对促进低碳产业的长远发展的深化建设。该种碳基金的融资机制是采用政府出资设立、银行与企业参与并考虑地方发展特色的方式进行融资的，也符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融资机制碳基金的资金来源决定了碳基金的组织形式和主要目标，也是基金类型区分的主要依据。目前根据资金来源不同可分为国家碳基金、企业碳基金、银行碳基金、碳汇投资基金等。由于政府是发展碳基金的主体，银行和企业是重要的参与者，因此新兴碳基金应更好融合各方利益，三方按合理比例出资。同时，要适当考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货币政策的变化，采取更为灵活的出资方式，可采用政府主导、银行与企业参与并兼顾我国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逐步引进市场机制。(二)监管机制我国碳基金项目刚刚起步，是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基金的分支之一，实施时间不算长，发展低碳经济进入我国比发达国家晚，碳金融的发展也较为缓慢，碳基金作为金融创新，想要不断地发展与壮大为低碳产业更好的服务，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因此，我国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方法和制度，确保碳基金得到合理、有效地利用。一是碳基金获取资金前必须提交相关的工作计划和优先领域说明，通过政府审批后方能付诸实施。二是需要制定碳基金定期执行情况报告，每年对其进行一次全面评估，并向有关政府部门汇报。三是碳基金管理成员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成员的组成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以此来保证管理层在各方面的声音，这不仅确保政府基金运营效率，同时保持监督。(三)评估机制对碳基金实施的项目固定或增加的二氧化碳量进行有效的监测是检验碳基金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依据。新型碳基金评估应从经济成本等角度，对低碳项目发展前景进行短期、中长期的综合评估。

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碳基金为低碳产业开发低碳产品提供了资金保障，从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国外已建立了各种碳基金，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而在我国主要是通过“绿色信贷”为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产业升级、环境保护等低碳产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因我国现在的高通胀压力，国家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严格限制银行信贷，使“绿色信贷”受到限制，严重影响了低碳产业的资金来源，因此我们建议建立一种新型碳基金，采用政府主导、银行与企业参与并兼顾我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借鉴国外碳基金的监管机制和风险管控措施的先进模式，对碳基金实施的项目固定或增加的二氧化碳量逐年计量和长期监测，同时避免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稳定足够的资金支持。

本文作者：戴钰工作单位：长沙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