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内控效率与盈余质量研究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的发展相比西方国家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关注，我国的有关实务操作和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开始。这一方面受到我国赴海外上市公司需要按照上市地规范进行操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偏低，各种造假和盈余管理层出不穷。2001年银广夏事件成为当时的一个典型代表。这虽然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发展有关，但企业缺少合理有效的内控不能不说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007年，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年度报告中全面披露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情况。2008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并于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进行自评估及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提供技术标准和依据，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作提供了指引。以此为代表的内部控制体系已经于2011年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开始实施，并于2012年开始在主板上市公司实施。另一方面，随着2007年上市公司正式开始实施2006年财政部的新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其形成的盈余质量也逐渐发生着变化［9］①。通常，实务界主要通过会计造假、应计项操纵(Accrual－BasedEarningsManagement)和真实活动操控(RealActivitiesManipulation)这三种途径实施盈余管理②。我国的会计准则变化虽然一直贯彻了稳健性原则［10］，但实证研究发现，2006年新会计准则的应用仅改变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具体方法，却无法从总体上约束盈余管理行为［11］。而且随着会计制度趋于严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应计项的操纵空间不断减少，真实盈余管理已经切实存在［12］，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13］。西方有关研究已经发现企业通过减少研发费用或调整其处理方法来满足盈余标准［14］［15］、出售固定资产以避免报告亏损［16］［17］、控制支出进行盈余管理［18］［19］等，真实盈余管理逐渐增多［20］。进一步来看，真实盈余管理以牺牲公司未来经营能力为代价，最终会损害企业价值［21］，且管理层甚至可以利用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构建真实交易进行盈余管理［22］，隐蔽性很强。也就是说，真实盈余管理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并不易被相关利益者察觉。这亟需引起我国企业的重视。因为即使对于企业内部人，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也存在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同样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内部控制效率和盈余质量的关系对于这两个领域的实务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最基本度量是观察企业所披露内部控制报告中包含的重大缺陷［4］［23］。在此基础上，大量研究关注了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项的质量［24］。Ash-baugh－Skaife等［25］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的应计项噪音更多，应计项最终转换为真实现金流的比例显著小于内控无缺陷企业，证明内控薄弱会导致有意的盈余管理和无意的会计错报。Chan等［26］发现报告内控缺陷的企业与未报告内控缺陷的企业相比，盈余管理程度更高。Epps和Guthrie［27］按应计项目的高低分层，将样本分为高的正向、高的负向、低的应计项目三组，对比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与没有缺陷的公司的应计利润，发现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更容易利用可操纵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总之，即企业内部控制效率与应计项质量高低显著相关［28］［29］。近年来，也有学者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带来了管理层披露决策的变化和投资者对信息反应的变化［30］。在法案颁布后，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减少［31］，但管理层盈余操纵的行为并未减少，主要就是采取了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32］。我国有学者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财务报告可靠性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3］，认为内部控制形成了严谨的内部制衡关系，任何破坏规则的一方都会被及时发现并受到相应惩罚，所以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很难成功［34］，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显著负相关［35］。并且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应计项操纵还是真实活动操控，都随着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而减少［36］［37］。然而，张国清［38］以2007年公司自愿提供的、并获得外部审计师或保荐人的无保留核实意见的内部控制报告代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未伴随高质量的盈余，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改善并没有伴随着盈余质量的提升。(三)盈余质量的经济后果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可以为使用者了解公司业绩提供更多参考［39］，所以企业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在进行决策时更容易依赖会计盈余［40］［41］。根据契约理论，盈余作为企业契约中人努力程度的一个很好替代［7］，其质量的变动会影响契约的完备性［42］。一个典型表现是盈余质量不同的上市公司三类冲突的严重程度不同，盈余质量得到改善的上市公司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缓解［43］，盈余质量与权益成本、债务成本负相关［41］。而且盈余质量作为很多企业管理层薪酬的标准，其改进还能够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44］［45］，进而影响管理者薪酬［46］。与之相反，低质量的盈余则会使契约的有效执行受到冲击，特别是采取真实盈余管理的公司，其经营业绩会出现明显下滑［21］。我国学者李彬、张俊瑞也发现［47］［48］，操控生产的企业在其随后两期的经营活动中，现金流水平都低于配对样本，操控费用的企业随后三期的经营业绩水平普遍低于配对样本的对应水平，操控销售的企业随后三期的股东获利能力和公司投资水平普遍低于配对样本的对应水平，证实了生产操控、费用操控以及销售操控对企业未来的业绩会造成负面冲击。(四)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已有研究围绕内部控制效率和盈余质量取得了很多有益成果，但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我们思考:第一，我国企业中成体系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实施时间较短，其效率的显现尚存在不同声音，需要在内部控制发展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其对盈余质量的具体影响。第二，随着新会计准则实施时间的增长，已有的应计项盈余管理方式在发生一些变化，内部控制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所产生的效果需要重新加以验证。第三，盈余质量有利于契约的完备，内部控制建设也是多个契约的组合，那么盈余质量能否帮助包含“信息与沟通”等核心模块在内的内部控制实现效率提升，尚无足够的经验证据。所以，本文准备从理论上厘清两者间的关系，并给予大样本的数据检验，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内部控制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动态依存关系分析

(一)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在由一系列契约联结而成的企业中，委托人与人在契约的签订执行和监督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后者可能会借助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不能够或者不能完满地履行受托责任进而导致问题的产生。此处的问题既可以发生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的不同层级管理者乃至员工之间。不论人是谁，他都可以借助信息优势，通过损害委托人利益来谋求个人私利。从约束机制出发，内部控制是对这些自利行为的监督和防范，提高内部控制效率可以减少盈余错报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2］［3］，限制盈余管理的操纵空间。特别是对企业自身来说，有效的内控可以防止发生以损害长期企业利益为代价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避免业务部门管理者为了实现薪酬契约的目标而在职权范围内破坏正常的经营秩序。所以，本文提出假设1。H1:内部控制效率高的企业其盈余质量也较高，反之亦然。(二)盈余质量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影响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市场中的企业实质上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组合和法律虚构［49］，这种契约关系不仅存在于企业与供应商、顾客、债权人等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缔约各方通过契约明确约定各自的权利及义务，形成一个有序运转的整体。可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契约当事人或仲裁者无法证实或观察一切［6］，往往造成契约条款的不完全。即使契约的签订是完全的，也并不代表它可以得到完全执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确立一个缔约双方都能接受的标准来衡量契约的执行情况。在有效资本市场前提下，会计是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劣势方传递信号的一种手段，而且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手段之一［50］。所以以盈余为代表的会计信息作为人努力程度的度量［7］，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股票定价、债务契约和管理层报酬契约中［51］，以促使不完全的契约尽可能执行有效，盈余质量的高低反映了契约的可靠性和可行性。进而，盈余质量会直接影响约束契约参与方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H2:盈余质量越高的企业内部控制效率越高，反之亦然。

研究模型与样本

鉴于目前对于内部控制效率的评价没有普遍接受的方法，同时受到本文的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将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方法纳入研究，而是选择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效率的变量①。该指数②是在中国会计学会全国重点会计课题《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的基础上，由作为课题主持人之一的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的，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为了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对盈余质量进行更好的度量，本文选择了应计项盈余管理模型和真实盈余管理模型进行对照和验证。(一)应计项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国内外学者对应计项盈余管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针对其目的、方式、影响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全面的探索。在这些研究中，常见的有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等。本文选用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量应计项盈余管理的程度③:TAitAi，t－1=α0Ai，t－1+α1ΔSitAi，t－1+α2PPEitAi，t－1+εit(1)NAit=α0Ai，t－1+α1(ΔSit－ΔARit)Ai，t－1+α2PPEitAi，t－1(2)DAit=TAitAi，t－1－NAit(3)按照证监会CSRC行业分类标准对两市上市公司分行业运用OLS法估计等式(1)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α，将其带入等式(2)，估计出企业的非操控应计利润，进而以等式(3)计算得出可操控应计利润，用以衡量应计项盈余管理。(二)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Dechow等［52］最早提出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以异常经营现金流量、异常酌量性支出和异常1生产成本三种变量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随后Roychowdhury［19］将各变量的数值由绝对量转换为相对量，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李彬、张俊瑞［53］借鉴Roychowdhury修正后的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以异常值之和作为盈余管理的变量衡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这一模型在我国目前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中应用较多。本文参照该模型，计算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和异常生产成本(APROD)。CFO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β4TCitAi，t－1+β5ECitAi，t－1+β6OCitAi，t－1+εit(4)DISEXPitAi，t－1=β0Ai，t－1+β1Si，t－1Ai，t－1+εit(5)PROD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εit(6)同上述计算应计项盈余管理的模型相同，对两市上市公司分行业运用OLS法估计上述模型(4)(5)(6)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β，然后代入(7)、(8)、(9)求出当年异常值:ACFOit=CFO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β4TCitAi，t－1+β5ECitAi，t－1+β6OCitAi，t)－1(7)AEXPit=DISEXPitAi，t－1－β0Ai，t－1+β1Si，t－1Ai，t()－1(8)APRODit=PRODitAi，t－1－β0Ai，t－1+β1SitAi，t(－1+β2ΔSitAi，t－1+β3ΔSi，t－1Ai，t)－1(9)上述三种异常值产生的方式不同，对盈余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异常经营现金流ACFO是由企业通过销售折扣或放宽信用政策等促销手段引起的，其提高了企业的当期利润，但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现金流量，导致当期经营现金流量的下降，则异常现金流量亦下降;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是企业为了提高当期利润而削减研发支出、销售及管理费用引起的，直接提高了企业当期的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APROD是由过量生产引起的，通过扩大生产，企业能够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提高产品的边际利润，从而提高企业当期利润，但过量生产同时增加了其他生产和库存成本，导致企业当期生产成本提高，则异常生产成本亦上升。若企业向上操控盈余，可实施的手段有:产品促销(结果会降低ACFO);削减酌量性支出(结果会降低AEXP);过量生产(结果会提高APROD)。为系统衡量不同的真实盈余管理手段引起的盈余操控程度，本文参考Zang［54］的做法，构建综合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10)，值越高表示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盈余质量越低。RAMit=－ACFOit－AEXPit+APRODit(10)以上各公式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三)结构方程模型———非递归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模型里有两种基本的类型:递归模型与非递归模型，其中非递归模型表示变量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基于此可以构建内部控制效率与盈余质量间动态影响关系的模型(见图1)，用以验证两者的相互作用。图1非递归模型的基本框架(四)研究样本本文选取深沪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金融、保险类及2010年之后上市的企业，共确定样本1659家企业，进一步剔除有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共得到研究样本1580家，其中深市768家，沪市812家。按照证监会颁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类，相关财务数据取自CCER、RESSET数据库，内部控制效率信息取自“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表2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可以对比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应计项盈余管理均值为0，取绝对值后为总资产的7.84%，其中向上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少于向下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但盈余管理的程度则是向上操控的高。真实盈余管理均值也为0，取绝对值后为总资产的16.66%，其中向上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多于向下操控盈余的企业总数(808＞772)，但盈余管理的程度则是向下操控的高(0.1629＜|－0.1705|)。即盈余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高于应计项盈余管理;多数企业采用应计项盈余管理以降低其盈余，采用真实盈余管理以提高其盈余;当使用应计项盈余管理时，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高于向下操控盈余，当使用真实盈余管理时，向下操控盈余的程度高于向上操控盈余。对比真实盈余管理的三种不同手段，向上操控盈余时，管理层多采用削减酌量性支出，其次是过量生产，最后使用销售促销(959＞795＞769)，而向下操控盈余时，多采用销售促销，其次是缩减生产，最后使用调增酌量性支出(811＞785＞621);另外管理层操控生产的程度高于其余两种方式(0.0983＞0.0648＞0.0526)。就深沪两市来看，深市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比沪市略高。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可知，沪市上市公司的内控指数均值高于深市上市公司(690.97＞679.18)，可以初步断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盈余管理，包括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进而提高盈余质量。区分企业性质来看，两市共有国有企业859家，非国有企业721家。无论是应计项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亦或是真实盈余管理的三种不同手段，非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均比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高。同样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可知，国有企业内控指数均值高于非国有企业(694.96＞673.65)，再一次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盈余质量。(二)内部控制效率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分析从表3中的相关性指标来看，“迪博”公布的内部控制指数与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在0.0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即内控指数越高，盈余管理越低，也就是盈余质量越高，初步验证了假设1。另外内控指数与描述真实盈余管理的三个指标也均显著相关。内控指数与异常现金流量、异常酌量性支出显著正相关，与异常生产成本显著负相关。因为异常现金流量和异常酌量性支出越高，说明企业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越低，盈余质量越好。所以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盈余质量(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与内控指数正相关;而异常生产成本越高，说明企业向上操控盈余的程度越高，此处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内部控制效率越低则异常生产成本越高，盈余质量越低。(三)非递归模型分析图2至图6分别为修正后的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以及三种异常值与内部控制效率的非递归模型，表4为上述五个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到，经过修正后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效率的以上五个模型均满足上述所有适配度指标，表示这五个模型与数据都达到可以适配的标准①。表5为各模型路径系数表，五个SEM模型的所有路径p值均小于0.05，即载荷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满足模型内在质量的效度检验。在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效率模型中，内部控制效率对DA的载荷系数为－0.111，对RAM的载荷系数为－0.089，即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盈余管理，提高盈余质量，假设1得到验证，并且内部控制对应计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高于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同时，DA对内部控制效率的载荷系数为－0.002，RAM对内部控制效率的载荷系数为－0.006，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盈余质量越低)则内部控制效率越低，验证了假设2。对比两者的相互作用，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要高于盈余质量对内部控制效率的反作用。

根据契约理论，不完全契约要求更高标准的契约基础，同时该基础的质量也影响着契约的执行。内部控制是企业契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会计盈余信息则是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接受的契约基础。当前，我国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是监管部门大力推行的一个重要举措，从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出台，到2012年内部控制在主板上市公司的全面实施，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正在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会计准则的制度性变化虽然无法立即消除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监管日趋严格，也由此带来了盈余管理方式的改变。此时，进一步研究内部控制效率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2010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效率的度量标准，以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作为盈余质量的度量标准，采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质量有显著影响。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减少盈余错报和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高盈余质量，而效率低的内部控制则缺乏责任划分机制、会计确认不恰当、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大。本文数据显示内部控制效率越高，应计项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即盈余质量越高。第二，盈余质量对内部控制效率具有反作用。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会计盈余作为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接受的契约基础，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契约的运行效果，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契约的组成部分也不能例外。本文的非递归模型结果说明，无论是应计项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的各个组成部分，均与内部控制效率负相关，即盈余质量越高内部控制效率越高。第三，盈余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即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并且深市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略高于沪市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略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高于应计项盈余管理。文章在内部控制效率的度量、样本的时间跨度等方面尚存在一定局限性，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思考。

本文作者：佟岩徐峰工作单位：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