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企业贷款实证研究

贷款可得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假设

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和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我们认为银企合作关系存在性、合作关系长短、企业存活年限、企业注册组织形式和相关财务指标(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力能力)是影响企业贷款可得性的主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一:企业申请贷款之前存在的银企相互合作关系可以提高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可能性。放款银行通过对前期合作过程中的监管，在放款之前搜集到更有价值的私有信息。银企关系所产生的有价值信息提升了企业的信用程度，使得银行放贷几率增加。为了检验银企关系对银行放贷可能性的潜在影响，我们设企业申请贷款之前银企之间金融服务存在性为哑变量，当存在银企关系时，我们令该变量值为1，当不存银企关系时，我们令该变量值为0。假设二:企业年龄变量是对银行放贷机率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早期的学者认为其与银企关系的年限变量存在高度相关性(BergerandUdell，1995)，但企业年龄反映的是公开的信息(声誉)而银企关系年限更多体现私有信息(Diamond，1991)。年龄长久的企业经历过更多的危机时期，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了声誉。因此，年龄长久更多体现公开信息。我们假设企业存活限期与银行放贷几率也成正向变动关系。假设三:企业的组织形式对银行放贷几率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具有合理治理结构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因此我们假设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与银行放贷机率成正向变动关系。本文将企业的风险差别变量以控制变量的形式引入到实证模型中。首先，引入虚拟变量标识企业的组织形式: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差别很大。本文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用1来标识(公司治理水平高);将个人独资企业、集体企业、普通(有限)合伙企业用0来标识(公司治理水平相对较低)。其次，本文引入了传统的财务指标来区分企业的风险:包括企业规模(资产总额、销售总额、雇佣人数)、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盈力能力(销售利润率)。

关系型贷款实证研究

2007年4－9月期间，我们与广东省东莞市中小企业局组成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深入、客观地调查了东莞市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发放的影响因素。在问卷调查方面，课题组设计了企业和银行两个版本的问卷。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均由东莞市中小企业局负责。这样从组织上确保了问卷发放和回收的质量。企业版问卷发放按照均匀分布的原则，问卷发放范围囊括了东莞市32个镇街，每个镇街10份问卷;涉及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中小企业。课题组共计发放问卷320份，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共242份，有效率达到了75.62%。调查收集的相关信息包括:企业的治理特征、最近一次申请贷款基本情况、财务指标及关系特征。问卷除非特别说明，本文的数据皆由本次调查问卷结果整理统计而成。表1是实证研究所需变量(最近一次申请贷款)的基本统计结果(均值和标准差)。表格第二列给出所有被调查企业(242家)的变量指标，其中各变量的均值在对应格中的上方列出，其标准差在下方用小括号内列出(下同)。第三列与第四列将所有申请贷款企业进行了分组统计描述:第三列描述了贷款获得批准的企业相关变量统计结果;第四列描述了贷款未获得批准的企业相关变量统计结果。最后，第五列的t值检验了上述两组企业相关变量均值差异是否显著。在全部的242家企业中，获得贷款企业为52家，未获得贷款为190家。通过分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两组相关变量之间存在以下显著差异。(1)在贷款获批企业组里，银企关系存在性(最近一次申请贷款前，银企间是否早已存在金融服务关系)指标均值为0.7262，明显大于贷款未获批准企业组的0.4367，且两组均值差异在1%水平上显著。(2)获得贷款企业组的银企关系存在年数均值显著大于未获得贷款企业组的银企关系存在年数(3.61年vs.2.26年)。(3)早期实证认为企业年龄与银企关系存在年数高度相关(BergerandUdell，1995)，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5，较BergerandUdell的研究指标略低。在所调查的所有企业中，平均企业年龄为6.52年，贷款获批企业的平均年龄为7.32年，未获批准企业的平均年龄为6.09年，差异水平在5%水平上显著。(4)分别用三个变量来反映企业规模状况，它们分别是:资产总额、销售总额和雇佣人数。第五列的t值显示除企业资产总额变量均值在5%水平上显著外，另外两个变量均值差异性水平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东莞市经济发展特色为“三来一补”，大量的制造类企业属于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该类企业的年销售量与雇佣人数相对较多，但与贷款发放过程中银行所要求的有形资产数额抵押担保概念相去甚远，因此，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仅引入企业资产总额一个指标反映企业规模状况。(5)财务杠杆往往是银行授信评级过程中的主要财务指标，但在我们的观测样本中，两组均值的差异性水平并不显著(分别为0.2978和0.2999)。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东莞市中小企业的负债能力不高(加上商业流动性负债后不超过30%)。(6)销售利润率的差异在5%水平上显著，与预期一致(分别为0.2567、0.2134)。(7)企业的组织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治理水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资企业、中外合作(合资)企业在企业创立之初就需要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组建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监事)及股东大会成员，明确相关权责并公开写入公司章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类性质的公司企业的财务更加明晰，内控更加合理。而与之相对应的个人独资企业、集体企业、普通(有限)合伙企业存在一股独大或有限博弈等问题，可能导致财务不透明问题相对严重。所以，本文认为具有合理治理结构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两组数据该变量的显著性差异初步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分别为0.62、0.45)。由于实证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否放贷)是二元响应变量，因此传统的OLS回归显得不再合适。同时，在自变量分布的两端，影响贷款发放的因素的一个较小的变化对贷款发放影响程度极小，即事物变化经常在初期阶段缓慢进展，然后逐渐加速，至发展速度到达极限后，又会逐渐减速。与其他实证模型相比，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更适合对有此规律的经济现象的分析，这也是本文采用此模型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在模型中，我们设lend*i为不可观测的放贷概率，它是关于企业特征变量的函数。因此有:lend*i=β''''xi+υi(1)其中xi是银企关系变量以及它控制变量的向量，β为待估向量的参数，υi为随机干扰项。令lendi为可观测的二元响应变量，当银行给予企业贷款额度时，lendi=1等价于企业获得贷款的概率大于0(lend*i＞0);当银行不给予企业贷款额度时，lendi=0等价于企业获得贷款的概率小于0(lend*i≤0)。本文运用stata10.0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表2中，本文检验了企业贷款可得性(或银行放贷可能性)影响因素，重点在于分析银企间私有信息和公共信息对贷款可得性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暂未加入企业的规模指标及财务杠杆指标。表2第二列显示了银企关系存在对贷款可得性的回归结果，自变量的系数值为0.537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这说明该变量对贷款获得性概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与Cole(1998)的实证研究结论相近:银企关系存在性对贷款获批概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关系建立，该关系对贷款的促进作用并不随着年限的延长而增加。这一点在直观上可以理解为:只要银企关系在申请贷款之前已经存在，那么贷款获批的手续及程序变得相对简单，这种简单程度并不随关系年限的延长而越发简单。表2第三列显示了包含银企关系存在性变量(私有信息)和企业成立年数(公开信息)的回归结果。多元logistic回归系数与研究假设一致且显著不为0。Preudo－R2为0.0381，较Cole(1998)的相应回归结果(0.031)稍高。第四列引入了新的虚拟变量———企业组织形式，该变量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企业的财务透明度与内控管理的合理程度。该变量的引入使得Preudo－R2显著提高且各变量回归系数仍显著不为0。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列引入银企关系存在年数变量后，其他变量回归系数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时，企业组织形式变量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不为0，我们认为该变量所隐含的治理结构因素是影响贷款可获得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表3第二列显示了加入资产负债率变量的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该变量回归系数为－0.4145，即企业负债比例越高，越不容易获得贷款。但该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Pseudo－R2的边际贡献不大。这一回归结果与Cole，Berger等人的研究结论不符，其原因可能在于(1)我们所观测的东莞市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水平较低(29%)，财务杠杆系数作用不明显。(2)我国商业银行的授信评价体系一般设定为只要资产负债率不超过一定水平，则该项指标评价即获得满分，如中国银行对制造业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与计分标准说明为:资产负债表满分10分，65%(含)以下为满分;每上升3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①。表3第三列显示的回归模型引入了资产总额对数，其回归系数结果与研究假设分析相一致。即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但所引入的盈利能力指标(销售利润率)系数与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order)预期相反，其原因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小企业，其盈利能力所产生的留存收益对于成长机会所需求的资金总量而言相去甚远。当良好的盈利能力无法弥补庞大的资金缺口时，就只能作为贷款过程中的一个有利因素影响贷款可得性。

结论与启示

为了探寻“银企关系”对贷款影响的直接证据，本文在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后，银企关系是否存在的哑变量回归系数为0.7093，且在1%水平上显著。该结果有利地说明了银企关系存在所产生的私有信息具有价值———提高了贷款获批概率。上述实证研究说明，我国中小型企业银行贷款已经初显关系型融资特征端倪。这种特征的出现，是与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状况及商业银行资金投放困境相适应的，也是市场催生的结果。伴随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改革的推进，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资金借贷均衡关系逐渐由传统的非均衡信贷配给(政府干预所致)转型为均衡信贷配给(信息不对称所致)。这为关系型贷款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金融环境。在当前宏观金融环境下，对于像东莞这样的中小企业比重大、外向程度高的我国沿海发达地区，至少给我们以下两点启示:(1)对于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中小企业而言，由于自身积累相对较少，内源融资无法满足自身资金需求，外源融资中的直接融资方式更是由于资本市场容量小、中小企业本身规模和信息披露要求等因素而受到制约。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几乎等价于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企业必须着眼于持续发展策略，主动与银行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关系，以此改变银行经理对自身风险的判断，才能有望通过关系型融资来缓解资金缺口。(2)对作为资金供给方的金融机构而言，应该逐渐认识到“中小企业”并非是风险大、盈利性差的代名词。实践中，中小企业也并非铁板一块，只要银行等金融机构能识别出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就能够开发出符合其需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文作者：姚益龙邓湘益张展维工作单位：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