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研究

一、导言

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作为旅游人类学的先锋之作，该书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2001年，史密斯和布伦特(Brent)编辑出版了主客关系研究领域的第二部力作《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聚焦。Aramberri指出，①在旅游研究中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领域，即主客关系领域、②旅游作为非寻常行为的研究③和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研究。④Nash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学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应该是主客关系。⑤并且Pearce认为，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是个涵盖面广、极富挑战性且越来越有价值的学术领域。⑥正是基于这些认识，McNaughton指出，旅游研究的焦点应实现一个重要转变，即由过去关注旅游和游客本身，转变到关注当地居民(主人)、旅游影响和主客互动上面来。⑦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互动，即民族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往，具体涉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互动。⑧因此，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应是民族旅游研究的核心。尽管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在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研究述评: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从目前国内外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相关研究看，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互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那么，根据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应重点关注这种人际互动的过程以及这种互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研究的现实情况是，目前大部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游客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的结果上。⑨已有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内容多数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对主客相互影响的结果进行测量，即大量的文献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及其结果上面。在民族旅游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①学者们对主客互动结果的研究较多，这种结果表现在主客态度、价值观、行为倾向、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或者由于游客的进入而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商品化、文化包装、文化瓦解、文化复兴、示范效应、社会矛盾和冲突等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产生。这些研究往往偏向于对主客互动结果的一种宏观测量，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些研究涉及了主客互动的微观层面，如对于互动内容与互动方式的探讨，但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描述。笔者认为，如果要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过程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深入探讨主客互动这种现象中互动控制所涉及的主体的角色、地位与权力等问题，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Colton认为，对休闲、娱乐与旅游等相关行为的解释，只有通过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整体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布鲁默指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符号互动，人们通过运用符号来解释或确定相互间的意义。符号互动就是一个通过人们对符号意义的相互理解而激发的一个过程，意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互动的基石。③符号互动论强调主体行为的产生，建立在主体对于符号意义的主观解读基础之上。对于人类行为和事物背后意义的解释，布鲁默强调，在对人类互动行为进行解释时包含了主观的经验，即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理解事物。在主客互动之前，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客体的意义是主体在互动中赋予的，甚至可以说，客体是在与主体的符号互动中被创造、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特征在于强调人类对彼此行动的解释和定义。个人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里他们必须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个体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既要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④当个体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个体会理所当然地对他人的行动进行意义的解读，而且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同样如此。⑤而问题恰恰在于，已有的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方面研究，大都停留于互动现象的表面，比如互动的结果、特征、方式以及互动交换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互动行为背后主体对于客体符号意义的解读，以及基于这种解读基础之上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并不对应主客互动中的主人与客人。因为站在主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客人;而站在客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主人。并且在民族旅游中，与主体互动的“客体”不仅仅是主人或客人本身，还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或符号，比如主人的民族服饰、建筑、手工艺品、传统器具、特色美食以及文化符号(如纳西族的东巴文与东巴图画等)，或者客人的潮流服饰、高科技装备(相机、手机、摄影机等)、露营设施、消费方式等。因此，对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必须关注主人或客人对于各种“客体”背后的符号意义是如何解读的，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于意义的解读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互动行为的控制。此外，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解读”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深入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具有确切的意义。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

也就是说，任何有意义的人际互动，总是在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情境中设计并实现的。对于外来游客而言，当他进入民族地区旅游后，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主客互动的情境就产生了。这个时候他必须对各种符号进行解释，并对情境进行定义，然后才开始行动。⑦为了理解这些符号并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游客首先必须对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进行观察和解释。但也有学者指出，对任何情境的理解，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参与者自身的角色。⑧因此，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过程中，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各种境遇(即托马斯所说的“情境”)中的地位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十分关键。诚然，主客互动不仅涉及某种具体的旅游情境，而且还将涉及互动过程中双方主体的地位、角色与权力等方面。而民族旅游主客互动双方的角色、地位与权力微观层面的问题，恰恰是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内核，即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首先，从角色方面来看，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中，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往往视自己为主人，视外来游客为客人。而这种角色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Aramberri指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传统的主客角色关系会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主人不再是主人，而是服务提供商;游客也不再是客人，而是顾客。①不过Pearce认为，尽管主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益，但他们在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仍然要尊重对方、彼此诚信、开放、友好和真诚。②实际上，这种角色认知的变化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次，从地位与权力的角度看，在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居民可以控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提供的方式，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弱势的。这种看法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Li认为，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即将消亡的种群(dyingbreed)，③他们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过去，并且是欠发展的。④而游客作为来自异地的汉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先进的、强势的。他们在民族地区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⑤他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货币以及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但现实情况是，有些游客进入民族地区之后，自己的这种“相对优势感”却淡化了，反而觉得自己受东道主的控制。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自我，这种自我就是库利的“反射的我”或“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⑥即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重新认识自我，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要深入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双方对于互动过程的控制，就必须考察双方如何通过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三、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研究模型的构建

为了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的类型以及在每一种互动类型中主客互动的内容、方式以及主客双方对互动过程和内容的控制，需要构建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研究模型。该模型至少包括主客互动的类型、内容、方式以及主客双方对互动过程的控制等几个方面。首先，需要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的现象进行合理的分类。关于主客互动的分类，如前所述，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总的来说，已有的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分类的研究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又存在一些弊端。如Prentice等人所分的各类型之间存在重叠现象;Sinkovics和Penz按照时间的分类可能会导致不能将某些互动活动进行确定地归类;DeKadt的分类虽然考虑到了空间的重要性，但所分类型没有将所有的主客互动场景包括进去，并且所分类型之间存在重叠交错现象;谌文以互动的深浅程度所做的分类虽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是对于深浅程度的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欧阳军虽然从不同视角对主客交往类型进行了分类，但其分类仍存在各种问题，如划分依据不统一或划分依据(互动结果)较难测量等。科恩(Cohen)指出，学界应重新思考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未来旅游研究应聚焦于“旅游情境的类型”及相关内容。⑦对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研究，离不开对主客互动所处的各种具体情境的分析。因此，对主客互动的合理分类，离不开对主客互动的具体情境即微观场所(Micro－sites)进行全面考察。通过文献调查以及笔者的实地调研，⑧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的微观场所主要有街区、广场、表演舞台、博物馆、餐馆、商店、宾馆和当地居民家等。笔者试图以空间为尺度，对主客互动的场所进行分类。关于人类活动空间的划分，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⑨尽管多数学者将人类活动空间划分为公共空间(publicspace)、半公共空间(或半私密空间)(semi－publicspace)和私人空间(privatespace)，瑏瑠但在划分依据以及各类型的内涵与外延方面存在分歧或模糊之处。笔者在对民族地区主客互动场所进行分类时，综合借鉴学界的探讨以及客观实际情况，以场所的权属与受限制的程度两个维度为依据，将主客互动分为公共空间的主客互动、半公共空间的主客互动和私人空间的主客互动。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广场、街区(街道)、博物馆等，半公共空间主要包括餐馆、商店、宾馆、表演舞台(收费)等，私人空间主要指当地居民的家。按照空间的公共化程度所分成的三种类型彼此之间具有互斥性，即不会存在重叠交错现象，并且可以囊括所有的互动场所类型。因此，这种划分方式既可以消除以往学者们在主客分类方面存在的弊端，又有利于对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进行分类研究。其次，需要明确主客互动的内容与方式。关于互动的内容，目前研究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即商品与服务、文化与风俗以及情感交流。至于主客互动方式，本文将其分为言语互动和非言语互动。言语符号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①当然主要以口头语言为主，并且口头语言还包括歌唱，如Mason提出了主客之间的音乐互动(mu-sicinteraction)。②非言语符号包括手势、姿态、表情和空间距离。③最后，需要对主客双方控制互动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因为主客关系往往牵涉到不同个体的地位差别，并且被许多关于权力和控制的问题掩盖起来了。④民族旅游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往以及文化适应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多民族环境下，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规范被看做是普遍的、而不仅仅是该民族的行为与价值规范，而且也是其他民族所应该遵循的规范。相应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处于优势地位，而其他民族居于较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⑤同时，这种深层的控制既与互动双方对互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符号的意义解读有关，也与主客双方在各种利益博弈中的权力抗衡有关。不管是个体对符号意义的阐释，还是在互动过程中隐含的这种权力抗衡，都与主客双方的地位、角色以及各自的文化和心理等方面密不可分。通过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的类型、内容和方式以及主客互动控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笔者试图构建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研究模型(见图1)，以强调对每一种互动类型中主客互动过程的微观考察。更重要的是，该模型在符号互动论的指导下，强调在互动背后主体对外界事物意义的解读以及对互动行为的控制。在旅游人类学的视野中，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综观学界的相关研究文献，研究的重点都聚焦于主客互动结果的宏观测量上。而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属于微观社会学研究的领域，需要从微观社会学视角尤其是符号互动论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笔者认为，未来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研究应实现两个转变，即由对互动结果的宏观测量转向对互动过程(主要包括互动内容和互动方式)的微观考察;由对主客双方互动行为的表面描述转向对互动行为背后主客双方对符号意义的解读与对行为控制的分析。在具体研究当中，尤其是要从双方的地位、在互动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双方的文化心理等方面，重点研究主客双方对于各种符号的意义解读与对行为的控制。只有不断挖掘和揭示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内核，才能进一步深化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