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

景区的旅游开发和商业化旅游活动的开展和经营给当地居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带动和促进所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旅游发展也会对目的地社区造成很多负面影响［1］，旅游地“过度商业化”即为目的地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2］［3］［4］，学者倡导“有限制”的商业化［5］。控制目的地旅游商业化进程成为减缓目的地“过度商业化”，促进旅游地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保继刚等认为，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目的地旅游商业化［6］。对于国内很多目的地社区而言，由于旅游业发展迅速，政府在旅游发展初期看重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而前瞻性措施不够充分，往往使得区域旅游商业化过度发展。因此，更多的目的地面临的是旅游商业化事后控制，此时涉及利益主体多样，社区即为其一。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中特有的重要因素［7］，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8］。旅游商业化的控制也就不仅仅属于政府干预的范畴，而扩大至社区治理层面。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9］。治理是针对“政府失灵”导致的“合法性危机”而产生的［10］［1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的管理活动［12］，是一种良性的协调、沟通和合作机制［13］。在当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多为“政府主导”模式［14］。对于旅游地社区治理而言，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模式是否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的具体表征如何?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效果如何?其原因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的基础材料来源于2009年7月和2010年8月在喀纳斯村的两次田野调查，通过对政府相关人员及社区居民进行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经营及政府管制等活动场景，获取了较为丰富的一手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以喀纳斯图瓦人社区为例，从社区治理视角出发，剖析在政府前期干预缺失的背景下，政府对社区过度商业化和社区过度参与进行社区治理时所采取的措施及过程、产生的效果及原因，为寻求有效的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借鉴。

一、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历程及表征

1．喀纳斯村社区概况。喀纳斯村是禾木喀纳斯蒙古族自治乡下属的一个村，位于著名的喀纳斯旅游区的下湖口处，距离喀纳斯湖3．5公里，是大喀纳斯旅游区内的主要社区之一。喀纳斯村还是我国蒙古族图瓦人主要聚居的村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喀纳斯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牧业人口占主要比重;经济结构单一，居民主要从事初级的畜牧养殖业及少量的农业生产，以往收入来源不足;生活水平较低，传统的牧业经济难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因此，在旅游业进入之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原始、保守、封闭的低水平状态。喀纳斯原本为一个村落，但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被分为老村和新村。1999年，位于现蓝湖餐厅所在地的部分老村村民在政府的指导下，搬迁到现观鱼亭下喀纳斯河以西的区域，形成喀纳斯新村。此次搬迁过程中，原有的126户人家中53户搬迁到新村，38户留在老村，19户迁往自己新选择的定居点，其余16户搬迁到禾木村或白哈巴村［15］。现在的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之间相距约4公里，有旅游区间车相连通。两村面积之和约3平方公里，至2009年底全村人口238户、787人。其中，蒙古族图瓦人666人，占全体村民的85%，哈萨克族97人，回族20人，汉族3人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喀纳斯村具有独特的图瓦民族风情、特色小木屋建筑和民族风味饮食，成为了旅游区内对游客有较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

2．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表征。喀纳斯图瓦人社区目前主要的商业形式为民族家访、旅游纪念品店、超市、马匹租赁及纪念品摊位经营等。民族家访。民族家访是喀纳斯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之一，拉动了部分村民就业，是融合民居参观、服饰及歌舞欣赏、民族饮食品尝以及民俗体验为一体的社区旅游形式。这种舞台化、表演化的产品成为团队游客最常参与的文化娱乐项目之一。超市。在喀纳斯新村和老村，分布有约十家超市，面积大的三十多平方米，面积小的仅十几平方米。超市主要针对本地村民及景区内的务工人员，针对村民的超市营业时间一般为全年，另外一些则仅在喀纳斯景区开放的时间段内营业②。超市内售卖的多是油、盐、酱、醋、蔬菜、烟、酒等基本生活用品，较大的超市还卖衣服、鞋帽，并提供手机话费充值服务。旅游纪念品店。旅游纪念品店主要分布在游客经常逗留的老村。在喀纳斯老村游客来往较频繁的公路两旁，分布有芒达勒西、大红鱼、奇石缘等6家旅游纪念品店③，售卖的纪念品一部分是从阿勒泰或乌鲁木齐进货回来的标准化商品如手链、手机挂坠等。另一部分则是喀纳斯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产，如羊皮、奶酒、禾木蜂蜜、马鞍、哈萨克绣毯、戈壁玉石等。马匹租赁。牧民出租马匹给游客在喀纳斯村较为常见，每户村民可在有剩余劳动力时，带上1－2匹马参与马匹租赁。这种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虽耗费一定的人力、畜力和时间，但对于缺乏参与资本和能力的大多数牧民来说却可以直接带来现金收入。纪念品摊位。在新村停车场、喀纳斯湖边平台上、神仙湾的斜坡上分布有村民及周边乡民们的摊位，出售松子、酸奶、奶疙瘩、羊皮及方便面、帽子、水、披肩等游客较常用的物品。酒吧。酒吧主要分布在新村，约3－4家，少数小餐馆在晚上也充当酒吧角色。游客、村民都会光顾，主要售卖啤酒及花生等小食。家庭旅馆和餐馆。虽然景区管委会已经在2005年禁止喀纳斯村的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刺激，仍有部分村民利用自家民房经营家庭旅馆，也有少部分村民出租民房给外来经营者经营餐馆或家庭旅馆。餐饮供给包括揪片子、大盘鸡、烤羊肉等新疆特色食品。住宿设施相对简单，大多为多人间，床铺密度大，仅部分房间提供电视。

3．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社区旅游商业化过程与社区旅游参与相伴而生。为便于厘清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本文将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过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1980—1986年)，未参与时的非商业化期。此阶段村民并没有参与到旅游中来，此时喀纳斯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旅游景区，到喀纳斯来的外地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以旅游观光为目的，喀纳斯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以狩猎游牧为主，同时伴有少量的农业、养殖业，没有针对旅游的商业。第二阶段(1986—1996年)，个别参与的低度商业化期。此时为喀纳斯旅游发展早期，村内旅游接待为政府主导型，设施比较少且大多简陋，层次较低。在旅游旺季，餐馆旅馆等接待设施常常供不应求。此阶段，极个别村民开始自行开发家庭旅馆和餐馆，也有具有远见的外来经营户进入并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总体而言，参与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极少，旅游商业化处于萌芽阶段。第三阶段(1996—2006年)，无序参与的过度商业化期。此阶段为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喀纳斯景区的游客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为满足游客需要，政府鼓励全社会大办旅游业。社区居民开始参与到经营家庭旅馆、民族风味餐馆或者家访等旅游商业活动中。由于旅游较传统畜牧业能取得更多更稳定的经济收入，村民参与旅游积极性较高，形成了“家家都有旅店、餐厅”(受访者语)的情况。后来部分村民因自己经营效益不好，就在每年5月至9月的旅游季节将自家的房屋出租(售)给外来的经营户，获取租金，自己则继续从事传统的牧业。到2005年底，新老村共有130户人家将自家房屋出租给外来经营户①。

此阶段喀纳斯村中小餐馆、小旅馆林立，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客量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但也带来了社区的无序参与和景区的过度商业化。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限制参与的商业化控制期。这一阶段，阿勒泰地委、行署根据《大喀纳斯旅游总体规划》，对景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于2006年7月正式成立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与喀纳斯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并赋予该管委会“景区政府”的所有权限。之后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着手对喀纳斯村过度商业化进行整治，禁止喀纳斯村开展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期间关停经营房屋153户，拆除床位3490张，绝大部分从事旅游住宿、旅游餐饮的外来经营户离开喀纳斯村，到贾登峪接待中心继续开展旅游住宿、餐饮等经营活动。这一阶段，喀纳斯村内旅游商业大幅减少。至2009年，新老村仅极少数村民自主经营或出租房屋给他人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老村沿线分布家访、超市、旅游纪念品店共20家左右;新村公路沿线及停车场附近分布十几个摊位和少数几家小餐馆、超市和酒吧;湖边平台上和神仙湾等地也建立起有序的固定摊位。至此，喀纳斯社区商业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下文将对喀纳斯社区的商业化治理措施和效果予以进一步分析。

二、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

1．政府对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措施。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主导展开的。为了控制下湖口区生态环境、旅游发展秩序及服务水平，保证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从2006年起，喀纳斯管委会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措施。首先，提出了近期内禁止喀纳斯村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也禁止出租房屋给外来经营者做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管委会在积极使用强力行政治理这根“大棒”来对喀纳斯村进行治理外，还加上“胡萝卜”———房屋补贴，来弥补喀纳斯村牧民因不能出租房屋或者餐饮接待而失去的收入。该补贴方案是对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中此前从事房屋租赁的牧民进行的经济补偿。其补偿期限为2006年到2010年，总额为220万元，主要参照牧民原出租房屋的收入高低及房屋大小等标准分年进行补偿。同时，管委会还定期到喀纳斯村村民家中进行检查，一旦发现私自接待游客者，管委会人员会将游客劝走，并对村民进行批评教育，如果多次进行批评教育仍然不改的，则对该村民当年的房屋补贴进行一定的扣除。但由于仍有不少游客希望能跟喀纳斯湖有亲密接触而愿意选择住在紧邻下湖口的村中，近些年开始有村民违规经营或出租房屋经营家庭旅馆。这也成为当前政府管制的一个难点。其次，为了防止经营家访者之间内部削价等恶性竞争，管委会对家访的数量进行控制，经营家访者需要提前向管委会提交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才能经营。同时，在管委会的倡议下，由村民自行组织成立马队，并选出村民做马队长，负责马队的管理工作。马匹租赁服务和管理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此外，村委向在景区内摆摊售卖纪念品的村民收取一定费用，并用这些费用在湖边平台和其他区域修建少量固定摊位给村民售卖奶疙瘩、酸奶、遮阳帽、披风等给游客。

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及困境。以管委会为主体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有一定效果，却也面临一些问题。从家访经营治理来看，经营户数得以控制。老村家访维持在10家左右，但家访仍以外来经营者为主，竞争激烈，高额回扣使得经营者收益微薄;且家访中本地人参与较少，一些社区居民对当前村内的家访及其族群文化的真实性存在意见和看法。从马匹租赁治理来看，马队的成立规范了马匹租赁服务，居民参与经营的积极性普遍较高。马匹租赁成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从商店和纪念品摊位治理来看，商业及商品经营空间及产品范围得以控制。村民们都积极利用旅游纪念品摊位获得经济收益。但也有因不符合经营空间和范围规定的经营受到管制，这类经营者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对家庭旅馆和餐馆经营的管制是当前政府旅游商业化治理中最大的难点。一些村民对房屋补贴政策存在看法，如补贴金额多少的问题:2005年村民通过房屋租赁取得的收入就有305．38万元，高于220万元的补贴，不少村民认为补贴远远少于租赁房屋收入①;也有村民认为房屋补贴的发放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情况②。而针对“禁止喀纳斯村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这一规定，喀纳斯村民的反应并非只是停留口头，他们尝试通过上访、向人大代表反映等方式来迫使管委会取消规定，并于2007年将自己的意见通过政协委员别田•夏哈拜在自治区政协大会上提出，要求政府准许本地人参与旅游，最终该提案由阿勒泰地区行署办公室作出回应。总之，禁止村民从事旅游住宿接待的规定，使得喀纳斯本地牧民对当下的旅游开发政策具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又影响着当今旅游管理政策在基层的实施。目前，部分存在抵触情绪的村民甚至暗地经营或出租房屋让他人经营家庭旅馆或餐馆，与管委会进行“住宿”游击战，在政府开展的专项检查中冲突也偶有发生。总体来看，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

3．旅游商业化治理成效不足的原因。社区治理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16］。社区治理强调的是公共事务和多元主体的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等，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17］。喀纳斯社区治理出现的问题，原因主要集中于事后治理导致的收益落差与难以弥合的心理差距、治理协商沟通机制缺乏、公共利益基础不扎实、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

(1)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难以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旅游收益落差。喀纳斯社区商业化治理是典型的事后治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喀纳斯村的游客量持续增长，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大量投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建设，村民也自行参与到旅游开发中来，到90年代末开始进入旅游大发展时期，社区旅游也进入了商业化阶段。直到2006年前后，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管理部门开始对社区旅游商业化有所意识并进行整治。但旅游大发展期，外来资本的大量进入使得村民获益颇多，并导致了居民对旅游收入的过高期望，即使未参与餐饮、住宿的居民也觉得钱“来得容易”。因此，当管理部门出台商业化治理措施，并通过强力行政手段推行如“住宿、餐饮禁令”等时，导致一些居民家庭收入大幅减少，引发他们的不满。虽然管委会也试图通过房屋补贴的形式给村民进行补偿，以缓和村民对这一规定的对抗，但如前所述，目前村民对房屋补贴金额和发放渠道及方式均存在一定看法。原本旅游收益较高的村民在村中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使得不满情绪在社区内更容易扩散。地方政府对喀纳斯旅游区的管制措施对喀纳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旅游景区的规范化运作。但是，由于政府前期干预缺失，直至不规范经营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才实施社区旅游管制政策，引发村民对治理的抵制。不少村民认为管制政策“剥夺了村民获取旅游收益”的权利，部分村民认为:“自从不允许家里接待游客后，收入就大幅度减少了”，并“希望管委会允许我们接待游客住宿”。社区主体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地方政府为长远发展而进行管制，两者之间缺乏社区治理的“共同利益”。

(2)社区治理主体协商机制缺失，各主体的意见不能及时沟通。由于不少村民经济利益在旅游管理部门一系列商业化治理措施之下缩减，他们开始渴望掌握社区发展的决策权，希望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18］，能对社区重大事务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但社区与旅游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与渠道，如喀纳斯村就缺少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的公共政策宣传栏，大量的消息通过个体口口相传，其中很难避免信息的漏损和变异。而旅游旺季管理部门工作压力大，其投入社区治理与沟通的人力不足，导致社区与管理部门之间产生隔阂。由于自身及外部的种种因素，致使基层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意见难以反馈到决策层，社区难以充分参与旅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当社区居民认为其参与旅游及受益的机会受到限制，他们就会对社区治理相关措施产生抵制情绪。如果没有合适的协商机制对其意见进行传导及处理，则很容易引发村民对直属政府层的不信任，并有可能产生越级“维权”行动。喀纳斯村民对政府管制措施表示不满，在其意见不能得到地方旅游管理部门有效的反馈和解决的情况下，向新疆政协递交《关于要求布尔津县喀纳斯本地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参加到旅游事业中展示本民族民俗风情开毡》提议，明确提出:反对管委会“不准图瓦人和哈萨克族人开毡房接待游客”，要求恢复牧民经营餐饮旅馆接待设施。他们强调，“我们只是想接待游客赚点钱，已经反映过很多遍，但还是不允许”，“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有人能帮我们老百姓说话”。原本为缓解下湖口区生态压力和保证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措施及执行治理措施的管理部门被贴上“忽略社区民意”的标签，而村民们对“参与旅游权利”的定义，对已有的“租赁马匹、特色纪念品店、摊位及补贴”等多元收益方式避开不谈，仅聚焦于经营或出租房屋人经营餐饮和住宿，使得旅游管理部门和社区的矛盾凸显，旅游商业化的治理基础不牢，也面临更大阻力，政府管制成本大幅提升，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打了折扣。

(3)社区难以共担治理责任，无法为过度商业化负责。旅游地的现代生活与传统建筑保护近年来受到学界较多讨论。喀纳斯村传统图瓦民居在旅游商业化发展下从格局到内部装饰都发生很多改变，而旅游发展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使得现代化更有条件嵌入到传统的图瓦村落中，这使得村民更看重经济利益，因此在享受现代生活和开展餐饮住宿方面，更多村民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能否过得舒适、经济收益是否能提高，但很少有村民会考虑这是否影响了村落的吸引力及景区的长远发展。对村民而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旅游商业化带来的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成为给村民带来“美好现代生活”的重要保障，也因此对政府出台的某些限制过度商业化的治理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当前低层次的参与能力使得他们多关注自我的经济利益，而往往缺乏对社区共同利益的关照。而以管委会为代表的旅游管理者则更加注重于村落传统和环境的保护。政府一方面通过出台政策禁止村内大范围经营餐饮和住宿，以保护村落建筑景观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对承载社区传统文化的家访项目及民族特色节庆活动(如敖包节、喀纳斯冰雪风情旅游节)进行扶持和挖掘。前者是对喀纳斯村商业化的整治，其实施后，村内住宿和餐饮等商业设施数量大幅减少，村内过度商业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却对村民的经济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而后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民增加了商机，但其带给村民的直接经济收益却远小于前者。由上可见，村民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的追求与旅游开发者对村落传统元素的保留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两种立场在喀纳斯村社区旅游开发中互相交织，不断抗衡。社区治理中仍未形成针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公共目标，各主体也没有对此达成一致，而相对统一的社区发展目标的权责也未制度化，旅游商业化治理的合法性没有完全建立，“谁为旅游商业化负责”也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旅游商业化治理过程中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1．结论。社区治理是一个由社区范围内的不同公私行为主体，依据正式的强制性法规以及非正式的、人们愿意遵从的规范约定，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16］、协调互动，共同对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制能力、增进社区成员福利、推进社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从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以管委会为主导，社区居民主体缺位。管委会及在其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直接引导并限制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与内容。(2)喀纳斯旅游商业化治理取得一定效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管委会主导对喀纳斯旅游商业化进行治理，采取清理喀纳斯村内家庭旅馆/餐馆、成立马队、规范家访、设立旅游纪念品摊点、对旅游纪念品商店等进行监管等一系列旅游商业化治理措施，对喀纳斯村的商业化起到一定的控制和规范作用。但喀纳斯政府对已旅游商业化并广泛参与旅游的喀纳斯村的社区治理也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者反抗，导致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面临困境。(3)引起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为预先治理方案的缺失、沟通协商机制不健全、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性不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的缺失。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没有实现预先治理，而后期难以完全兼顾社区的经济诉求，导致社区居民产生抵触情绪;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仍体现着中国式的“管制”特色，是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性低，影响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喀纳斯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缺少主体间的协商机制与平台，社区偏重个体的经济利益诉求而使社区治理没有合作的基础，极大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此外，旅游发展和商业化治理中各利益主体立场不同，责任意识和共同目标缺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社区治理措施的实施进程和效果。

2．讨论。喀纳斯社区治理之所以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存在问题，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大量居民在无序参与期获得了太多的经济收益，而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旅游秩序却面临挑战。但政府通过规范管理介入时，社区居民认为其剥夺了自己的致富权利。这说明滞后的社区治理成本增加。但如果不进行治理，将影响喀纳斯旅游业的良性运转，导致整体旅游收益下降，而最终社区发展也会受阻。因此，即使困难重重，喀纳斯管委会的社区治理措施依然需要推进和深化。

本案例给予其他后发旅游目的地的启示在于要进行社区旅游发展的事前治理。通过目的地社区各主体协商、沟通和合作，兼顾社区居民经济收益及其他方面诉求，预防过度商业化，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自上而下的政府介入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相结合，才是保证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同时，应建立社区治理多元权力向度参与的机制，各方均有提出问题、协商及合作的机会和能力，并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增加旅游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性与主人翁意识，达成各方在公共利益和一致认同之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