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投入的比较及启发论文

科技投入规模的比较

各国科技投入规模的比较一般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投入的总额，衡量了一国科技投入的绝对规模;另一个是投入占GDP的比例，也被称为研发强度，衡量了一国科技投人的相对规模。这两个指标既受到一国科技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受国家财政预算的制约，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波动。根据2007年经合组织的有关科技统计报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支出以年均实际增长率约为2.9%的速度增长，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支出占经合组织区总量的百分比分别为42%、17%和30%［2］。作为科技投入第一大国的美国历来以巨额的投入来保障其全面领先的战略目标，1994—2008年期间美国的投入增长了2.35倍，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2008年其投入仍然比英、法、德、日本的投入总额都多，并且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79%。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英、法、德的投入在1994—2008年期间增长了近2倍，尤其是德国，为了实现2010年科技投入占GDP3%的目标，不断提高研发费用，据统计2008年欧盟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9%，德国的投入占GDP的比例更是提高到2.68%。在“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指导下，日本非常重视投入，近几年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下，其投入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入大国，2008年日本的投入超过了英、法、德的投入的总和，并且自1998年以来日本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以上，稳居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首位。为了尽快提升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的投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从1994年的306.3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7062.6亿元，增长了23倍，投入占GDP的比例为也由1994年的0.64%提高到2010年的1.76%。尽管如此，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投入水平还相对偏低，2008年我国的投入总额不足美国的六分之一，不足日本的三分之一。

科技投入结构的比较

从不同的角度对投入进行划分，通常有三种结构:按研究类型划分的分配结构、经费的来源结构和按执行部门划分的分配结构。按研究类型划分的结构实际上是经费在活动中的不同阶段的分配结构，活动一般要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了由基础研究成果转换成应用研究成果，再进一步转换成试验发展成果的的过程。(1)按研究类型划分的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法国外，美、英、日本都把近一半的资金用于试验发展，其中美国2008年用于试验发展的比例高达60.3%。但是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基础研究，除了日本外，主要发达国家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均超过10%，其中法国2008年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高达25.4%。这主要是因为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承诺在10年内(2006—2016年)实现三大科学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局以及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预算翻一番。2008年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达692.85亿美元，2009年至2016年，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机构的预算将比2008年的增加426亿美元。2008年美国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分配结构为1:1.28:3.47，日本为1:4.61:5.75。在我国随着投入的增加，1995—2010年期间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从18亿元增加到324亿元，增长了17.57倍，但是基础研究占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试验发展经费从239亿元增加到5844亿元，增长了24.49倍，2010年试验发展占的比例提高到82.8%。1995年经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分配结构为1∶5.1∶13.21，2010年为1∶2.75∶18.01，与美、日等国家的分配结构相比，我国现阶段的经费显然过分侧重于试验发展领域，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水平明显偏低。(2)按经费来源的结构在经费的来源上:政府和企业是最主要的资金渠道。依据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的比例的不同碳经济下再论活性染料短流程，可以把经费的来源结构分为政府主体型(政府资金所占比例大于50%)、政府企业双主型(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所占比例相当，均在45－50%)和企业主体型(企业资金所占比例大于50%)［3］。一个国家的经费来源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政府主体型———政府企业双主型———企业主体型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从表3可以看出除了英国、法国来源于企业资金的比例略低外，美国、德国、日本来源于企业资金的比例都超过65%，日本甚至高达78.2%，也就是说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大多属于企业主体型。虽然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投入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但是各国都非常重视保持政府投入总额的稳步增长，并把投入占GDP的比例为1%作为目标。1971年至2000年美国政府研发经费增加了3.6倍，日、英、法的政府研发投入分别增加了6—7倍(按本国货币计算)。日本的政府研发投入增加地更快，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研发投入与英、法、德相差不大，2000年则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4］。我国经费的来源结构基本顺应了国际趋势，随着企业投入的增加，企业投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44.6%上升到2003年的60.1%，2010年进一步提升为71.7%，这表明企业研发主体的地位已基本确立。此外，我国的政府投入在2003—2010年期间虽然增长了3.68倍，但是所占比例不断下降，2010年政府研发投入占比全部经费的比例降至24%，占GDP的比例仅为0.42%。从规模来看，2010年我国政府投入仅为1696亿元，低于同期的英、法、德等发达国家，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3)按执行部门划分的结构目前企业不仅是经费最主要的资金渠道，而且是最主要的使用部门，主要发达国家经费分配给企业使用的比例都在60%以上，这表明企业不仅自己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而且还积极争取政府的科研经费以及民间的资金用于研发。以美国、日本为例，1994—2000年美国企业投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达8.2%，高于其总投入增长率2个多百分点，2000年企业界使用额占比达75.4%，达到199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4年以来年均7.4%的增长率。企业已经将投资作为企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企业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投入的主要力量，支出最多的100家公司占美国工业的3/4［5］。在“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指导下，日本企业建立和健全了4级研究开发体系，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不断增强，以至于日本研究开发机构的4/5，研发经费的2/3、研究人员的半数以上和几乎所有的技术人才都集中于民间企业［6］。2008年日本经费的78.2%来源于企业资金，同时经费分配给企业使用的比例高达78.5%，全都位居发达国家的首位。在我国，企业虽然已经成为经费最主要的资金渠道和最主要的使用部门，但是企业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偏低，2010年为仅为0.93%，而国际通行标准认为该指标低于1%的企业难以生存，2%则可以维持，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世界500强企业一般在5—10%，由此可见，我国企业的经费投入仍然相当不足。

启示与建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1年出版的《科学应用与发展》中对各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过对多个国家的投资规模的研究，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时/GDP大致范围在0.7%—1.8%，工业化第二阶段/GDP大致范围在1.5%—2.5%，工业化后阶段/GDP大致范围在2.0%—3.0%［7］。我国目前大致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后期和第二阶段初期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无论是投入规模还是占GDP的比例都需要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的快速增长。政府科技投入的力度直接制约着一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执行，尤其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科技投入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工业化第二阶段，除日本外，主要的发达国家(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日本、70年代初至1983年的德国、70年代至80年代的法国)，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都大于50%，美国和日本甚至高达60%以上［4］。考虑到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现阶段政府不宜过早卸下科技投入主体地位的重任，应继续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立法保证政府每年科技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GDP、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美、日等国都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了科技战略规划和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实施战略产品计划。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应重点投入对国家的战略发展和科技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领域，支持产业技术研究，提升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能力。作为政府科技投入而言，应体现公共性原则，重点投入基础性研究、科技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研究等领域。并且根据不同的研发项目，改变过去财政直接无偿拨款的方式，采取不同的财政资助方式，在科技投入方式上，实现向“政府引导投入为主”的转变。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美国、日本企业投入的积极性与政府的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激励是分不开的。欧盟的企业研发强度上之所以低于美国、日本等国，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在风险投资上的差距，欧盟面向初创企业的风险资本相对较少，而2005年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总量(以占GDP百分比计)几乎比欧盟总量高40%。所以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税收减免、补助金、政府采购、政策性金融支持等措施激励、引导企业和社会其他主体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尤其是通过扶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等推动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

本文作者：曹艳华闫澍工作单位：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