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状况及发展策略

全国学会设奖中只有科研成果奖能向国家奖推荐，因此，有必要对全国学会奖项中科研成果奖情况进行分析。全国学会设立的88项中，科研成果奖有58项。调查数据表明，不同学科全国学会设立的各类奖项，按数量多少排序是：工科奖（41项）、理科奖（19项）、医科奖（13项）、农科奖（9项）、交叉学科奖（6项）。不同学科全国学会设立的科研成果奖，按数量多少排序是：工科成果奖（32项）、医科成果奖（10项）、农科成果奖（8项）、理科和交叉学科成果奖（各4项）（表1）。对上述数据的分析表明，全国学会设立的科研成果奖在其设立的全部奖项中占66%，科研成果奖占大多数，说明学会设奖的总体结构基本合理。但也有些学科的学会设奖结构失衡，比如理科类学会设置的19项奖中，只有4项是科研成果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国家奖的对接。全国学会在今后设奖要适当增加科研成果奖。由表2可知，不同学科全国学会评奖数量多少的依次顺序是：工科学会（14983项）、交叉学科学会（9991项）、医科学会（2288项）、理科学会（1066项）、农科学会（838项）；不同学科全国学会推荐项目获得国家奖数量多少的依次顺序是：工科学会（291项）、医科学会（130项）、农科学会（39项）、理科学会（30项）、交叉学科学会（1项）；不同学科全国学会推荐项目获得国家奖百分比高低的依次顺序是：医科学会(5.68%)、农科学会(4.65%)、理科学会(2.81%)、工科学会(1.94%)、交叉学科学会(0.01%)。分析表明，一是全国学会办奖水平参差不齐。全国学会奖励质量水平高低，不在数量多少，而在质量高低。工科和交叉学科学会奖励数量虽然最大，二者合计占奖励总数的84.65%，但他们推荐项目的获奖率仅为1.17%，其中交叉学科全国学会推荐获奖率为0.01%。说明全国学会打造高水平精品奖项还任重道远。二是推荐项目获得国家奖的比例越大，说明该学科的全国学会评出的授奖成果质量水平越高，社会影响力越大。从表2可以看出，医科全国学会获国家奖比例最高，说明医科全国学会奖励的质量水平最高、管理规范、评审严格。其次是农口全国学会。这些全国学会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其他全国学会借鉴。自2001年以来，中华医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10个全国学会相继取得国家奖项目直推资格。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这些学会推荐项目获奖率为29.2%。这个比例与政府部门推荐国家奖的获奖比例(28%~32%)基本持平，说明现有直接推荐资格的10个全国学会推荐的项目质量水平都比较高。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体制改革，确定了以社会力量设奖为主体，国家奖励为导向的发展方向，给社会力量设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以科技社团社会奖励为标志的一批社会力量奖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政府奖项一统天下的历史。目前，科技社团设奖的影响力和声望虽然没有国家奖高，但它们在学科或行业领域内的权威性逐渐得到了该学科领域科技人员的认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科技奖励的重点是一些关系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以及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性、关键性项目。社会力量奖作为国家科技奖励的重要补充渠道，已经在科技奖励工作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奖励的涵盖面很广，授奖的专业多种多样。有的奖项具体细化到某个专业，很有特色，如黎鳌烧伤医学奖、王天眷波谱学奖等。对于国家科技奖励兼顾不到的地方，科技社团奖励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满足广大科技人员对不同层次科技奖励的需求[3]。全国学会通过科学、合理、规范化的科技奖励，凸显和展示了相关行业的重大科技成果，扩大成果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促进学科和行业的科技进步。2009年8—10月，中国农学会对2008年获得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的成果进行了跟踪与调查。据问卷统计，65项获奖成果产生的总经济效益约4085.6亿元，获奖后产生的总经济效益达1264.1亿元，成果在获奖后一年的时间内产生的经济效益占总经济效益的30.9%。可比数据显示，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获奖前示范推广面积年均为13667万hm2以上，获奖后示范推广面积年均达1733万hm2以上；新型肥料与农药行业，获奖前年均生产应用超过400万t，获奖后年均生产应用超过600万t。技社团社会奖励区别于政府奖的重要一条就是使用非财政性经费，实质就是民间资金流入科技奖励领域。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的兴起，改变了以往科技奖励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局面，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海内外社会力量纷纷捐资科技社团社会奖励事业，有利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和研究条件[3]。为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对省部级科技奖进行大幅度精简，除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之外，国务院所属其他部门不再设立科学技术奖[4]。此后，撤销的国务院部门科技奖大都以科技社团奖的形式继承和延续下来，如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奖、中华医学会科技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分别是建设部、卫生部、农业部原科技奖的继承和延伸。这些奖在管理和运行模式上相对严格、规范，许多评审工作由科技社团和部门共同组织实施。这些科技社团评审出的科技成果，是所在政府主管部门推荐国家奖项目的主要来源，为国家科技奖励工作起到了预选和储备的作用。

科技社团社会奖励工作存在的问题

具有直接推荐国家奖资格的科技社团数量偏少，不利于引导科技社团奖励工作持续发展2008年10月30日，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沈爱民作客人民网演播厅，指出：“现在全国有社团21万个，但是全国性的社团大概去年的统计是1700多个，其中学术性的全国社团也就数百个，中国科协的科技社团192个，基本上构成了它的主体”。副部长朱雪芬补充指出：“这190多个学会大概有3200多个分支机构”。在中国数百个全国科技社团中，仅有10家科技社团可以直推国家奖项目，数量明显偏少。同时，科技社团通过同行认可、社团认可等价值体系，可以协助政府部门承担科技奖励的社会职能。科技社团承担科技奖励职能深刻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需要。因此，严格限制科技社团在推荐国家奖数量的政策，不利于我国科技社团奖励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已有推荐资格的科技社团，其推荐指标偏少，与科技社团授奖成果总量不匹配全国学会自2001年至2011年底，88个奖项共奖励了29166项科研成果，通过直接或间接推荐，共计获得国家奖491项，仅占全国学会授奖总数的1.68%。科技社团授奖总量与推荐获得国家奖总量之间的巨大量差，固然与科技社团授奖质量高低有关，但不可否认，推荐指标偏少也是导致存在这种巨大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现行国家奖推荐政策，不仅从科技社团的推荐资格上进行限制，而且从有推荐资格的科技社团的推荐指标上再次进行限制。显然，双重限制不仅压制了科技人员参与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的积极性，而且，科技社团评审出来后却通过政府部门渠道推荐国家奖的做法，极大的影响了科技社团奖项影响力的扩大和自身品牌建设。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第十一条明文规定：“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的事迹应记入本人档案，并作为考核、晋升、评定职称的重要依据之一”。随后各地各部门都对国家奖和省部级科技奖作出了相应规定，作为一项政策，与工资制度、人事制度、福利保障体制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关于政府奖派生待遇的一系列政策规定。这些政策规定通过各级组织、人事、财务部门给予落实，从而使政府奖的获奖人员获得可观的派生待遇，已经成为非常普遍且的现象。而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的的奖励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很难产生派生待遇，甚至在履历表和职称晋升填写的表格中不予承认[3]。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第三条第12款明确提出要“改变科技人员待遇与科技奖励普遍挂钩的状况”。2003年12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修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6号）。据此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取消了对于派生待遇的规定。但目前政府奖的派生待遇仍普遍存在，新的奖励条例有待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奖衍生的“马太效应”和“滚雪球效应”与科技社团奖励的一次性奖励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导致了在整个科技界和社会公众视野中，政府奖相对于科技社团社会奖励处于极其优越的地位；导致了在广大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科技社团奖励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远远小于政府奖，申报意愿和积极性不高。对基金会捐赠的定向税收优惠，抑制了社会向科技社团捐赠的积极性1993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2005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此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从2003起陆续下发通知，批准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对21个基金会公益性、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3]。所谓税前扣除，即捐赠金额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以企业为例，假设某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为200万元，按现行企业所得税率33%计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66万元。如果向享受税前全额扣除优惠政策的基金会捐赠100万元，那么企业只需为剩余的100万元缴纳所得税33万元即可。如果向其他基金会捐赠100万，按照3%的税前扣除比例计算，税务部门认可的扣除限额只有6万元，其余194万元仍须缴纳所得税64.02万元，相差31.02万元。可见捐赠对象不同，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差别很大。至于哪些基金会可以享受捐赠款税前全额扣除，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不断下发通知，用列举法陆续规定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企业往往搞不清楚哪些基金会是全额扣除，哪些是按比例扣除[3]。另外，税前扣除比例偏低，除了对少数特定基金会的捐赠可以税前全额扣除外，企业捐赠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3%，个人捐赠的金额如果超过当月应纳税所得额的30%，仍需缴纳所得税。不够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过低的税前扣除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积极性[3]。申报科技社团奖励的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纳个人所得税”。可见，对于政府科技奖励的获奖者，享有免纳个人所得税的优惠。而对于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的获奖者，还没有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中奖、获奖、”属于“偶然所得”，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的奖金照此执行，“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3]。这种不平等的奖金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的声望，抑制了科技人员申报的积极性。手段单一在2004年6月1日之前，对基金会的管理，依据的是1988年国务院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其中对基金会的投资增值有严格规定：“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投资增值方面有所放宽，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会的保值、增值”。但是不够具体，到底哪些投资方式是合法的，并没有明确，不少基金会还在等待观望[3]。在目前股市持续低迷、投资风险加大的情况下，科技社团设奖的奖励基会基本上都是靠银行利息实现保值、增值。如中国农学会奖励基金共100万，2006—2011年，5年间银行生息10万元左右，而学会开展奖励工作的经费，每年大约需要80万元。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别说增值，想要保值都很困难。（1）权威性问题。根据华中理工大学艾一梅等[5]的调查，对于国家奖和社会力量奖的优先选择问题，在1879位答卷者中有1843人即98.1%的答卷者选择了部级奖，他们普遍认为国家奖权威、公正、荣誉高，单位承认。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科技社团奖励由于在科技界的认可程度较低，影响范围小，单位不予承认，降低了奖励的权威性。（2）影响力问题。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缺乏政府背景，缺乏单位和社会认可，宣传力度不够，奖励对象数量少，激励面小，没有或很少有派生待遇，精神奖励强度小。较政府奖而言，绝大部分科技社团奖励社会效应不强，影响力较小。（1）社会监督问题。目前，科技社团社会奖励在接受社会监督和对设奖单位监管力度不够。有的科技社团奖项存在暗箱操作、评审过程缺乏透明度的问题。有的奖项的申报机制、评审体制、宣传体系存在问题。同时不依法进行登记、备案的现象依然存在。除了已登记备案的奖项外，更有甚者在未进行登记的情况下进行运作，并在媒体广为宣传[6]。这种现象对科技社团社会奖励造成了不良的影响。（2）自我监督问题。目前，科技社团社会奖励也缺乏必要的自我监督。有的科技社团奖项在科技评审活动中，不严格按照所登记的奖励范围开展活动，所奖励的对象和范围超出了在登记时所设定的行业领域。有的变相收费甚至违规收费。有的在向社会宣传的过程中，擅自篡改奖项性质，或更改其已经登记、备案的奖项名称，造成奖励性质不明、级别不清、范围模糊、误导公众等不良现象[6]。（1）宣传力度问题。目前，科技社团社会奖励宣传意识不强，宣传力度不够，缺乏提升奖后效应的有效手段，不能积极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主要表现为很少通过网络、相关科技杂志及科技出版物等传媒进行宣传，不重视颁奖活动和对获奖人员的宣传，不举行相关的主题活动及学术交流活动来宣传成果和获奖人员，提升奖励社会效应。（2）社会认可度问题。现阶段，科技社团奖励的社会认可度欠佳，与政府所设的国家奖项相比，地方政府人事部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对其承认度不足，影响了科技社团奖励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另外，绝大部分科技社团奖项没有纳入到国家和各种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之中，无法给科技社团奖励一个地位或者级别的认定[2]。

关于推进科技社团社会奖励工作的建议

2003年底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和社会荣誉双重激励作用”。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了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这表明，未来中国科技奖励发展趋势是，在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导向下，社会力量奖将逐渐成为中国科技奖励的主体。目前在科技部注册登记了社会力量奖81家科技社团，其中只有10家可以直推国家奖项目。因此，建议国家奖励办择优适当增加直推国家奖科技社团的数量。对已有推荐资格、管理规范、办奖质量较高的科技社团，适当增加一些直推指标在现有直推国家奖科技社团中，直推名额数量1~10项不等，与挂靠部门10~27项相比，数量偏少。这种情况导致科研人员在申报国家奖时，往往想到的推荐渠道是政府部门，而非科技社团。这不利于科技社团设奖影响的扩大和本身的壮大。尤其是一些挂靠在部门的科技社团，其社会奖励工作代表着所在行业的最高水平，他们评出的科技成果，大多被挂靠部门拿去推荐到国家奖励办。如2011年以前，中国农学会由于只有3项推荐农民创新奖的指标，其评审的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成果（不评审农民创新奖）没有直接推荐渠道。而同期农业部有27项指标，因此，中国农学会二等奖以上成果全部通过农业部推荐。建议对这样的科技社团，适当增加一些直推指标。科技社团奖后待遇应与国家奖以及省部级奖后待遇一视同仁目前有观点认为，科技社团社会奖励不应当像国家奖以及省部级奖励那样，成为科技人员业绩考核、评价的依据，即不与派生待遇挂钩。理论上，这种观点隐含着对政府奖励和科技社团社会奖励的不同价值评价，对科技奖励领域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存在认识误区。按这种观点指导管理实践，将会限制科技社团社会奖励活动，弱化其激励效果，并且伤害众多科技社团社会奖励活动参与者的感情[7]。事实上，奖励的派生待遇是自然存在的，涉及到科技共同体内部的奖励、任用和资助三大制度。充分利用好这种派生现象，就可以实现奖励的优势积累效应[8]。因此，科技社团社会奖励也应当像国家奖以及省部级奖励一样，与派生待遇挂钩，以发挥其社会功能。（1）围绕国家需求，引领学科发展，提高学会奖励知名度。中国科协主持的课题“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的非政府奖项研究”发现，奖项特征中的“奖项知名度”[9]对科研人员申报社会力量奖励的意愿有着显著影响，设奖主体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奖项的知名度，来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员申报。如中国农学会通过农业部，将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作为全国农技推广研究员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延伸奖后待遇，提高了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在农业科技领域的行业影响和社会价值。此外，要打造科技社团的品牌奖项，还必须创新奖励机制；必须围绕国家需求，将评审导向准确定位在热点领域；必须根据学科发展趋势，不断推出新的奖项。（2）制定公开透明评审程序和标准，提升学会奖励认可度。评审程序的科学性、评审过程的公正性等因素对奖项的社会认可度有重要影响。科技社团必须在评审过程中，形成公开透明的评审程序、标准和方法，使评审过程和结果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如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将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和评审工作流程等公布在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网站上，奖励办法第十九条对奖励等级的基本标准进行了详细规定，实施细则第四章对评审标准进行了分类规定。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将评审标准、评审程序、答辩注意事项等列入培训内容，在每届申报培训会上给申报单位作专题讲解。（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度。通过网络传媒、科技出版物、学术会议、跟踪调研等多个渠道对奖励工作进行宣传，是提高科技社团奖励工作社会认知的重要措施。如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积极给国家奖励办网站、中国科协网站以及《中国科技奖励杂志》投稿，报道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情况；每年度积极向《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年鉴》供稿，宣传电力奖励工作情况、获奖项目情况。从2003年起，每年编辑印刷《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成果汇编》，至今已经出版7册，成为系列文献[10]。通过对获奖项目的简要情况、主要创新点、推广应用领域及相关联系方式的宣传介绍，促进了获奖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2）隆重举办颁奖仪式，提升社会影响力。颁奖仪式——给以充分的认可和肯定，体现权威性和荣誉性[11]。重视颁奖活动和加强对获奖人员的宣传，可以充分体现奖项的权威性和荣誉性，是提升其奖后效应的重要途径。如中国农学会的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专门安排在行业高度关注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进行表彰，并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等领导接见获奖者并颁奖。中华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等领导以及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等出席了颁奖典礼并向获奖代表颁奖[12]。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出席颁奖大会并作讲话。这些学会的措施对于增强奖项的权威性和荣誉性，提高社会各界对科技社团科技奖励的了解和认可程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发挥社团整体优势，筹集吸纳社会资金。具备相当规模的运作资金是创造品牌的必要条件，特别是较大数额的奖金，对吸引优秀成果申报和品牌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科技社团奖励可以充分发挥主办单位的整体优势，通过各种措施吸引社会企业赞助办奖，实现多赢。如可以尝试给赞助企业在颁奖大会上冠名、在社团主办的专业杂志刊登广告、在相关学术会议上设置展位、提供优惠的科技咨询服务以及组织有关科研成果与企业联姻等。对于较大行业内学会协会较多的奖项，如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的发起设奖者包含8家学会和企业，共同设奖者包含7家企业。其奖励活动费用由这15家设奖者共同筹集，共同保障奖金费用。各方力量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共同打造科技社团的优秀奖励品牌。（2）设立社团法人基金会，解决奖励资金问题。当前，部分科技社团设奖依靠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设立非独立社团法人的基金会来解决奖励资金问题。从这些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存在较多问题，前景并不乐观。综合多方意见，建立独立社团法人的基金会是今后科技社团设奖解决奖励资金的发展方向。（1）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保障材料的规范性。资格审查是对推荐材料形式上的审查，即对格式标准或者基本规范及完整性的审查工作。资格审查是接到推荐材料以后的第一个重大工作环节，是把住申报材料质量的第一个重要关口。如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建立了完备的资格审查制度。包括以下9个方面内容：①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审查。②推荐单位资格审查。③推荐函审查。④成果完成时间审查。⑤课题验收报告或科技成果鉴定报告/科技成果评价报告审查。⑥主要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审查。⑦查新报告审查。⑧应用效益证明材料审查。⑨特殊类成果的证明文件审查。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强化了对项目主要完成人的资格审查。包括：强调推荐一等奖项目答辩人相关要求和主要完成人工作量及排序审核。关于项目主要完成人的资格，重申根据相关规定，项目主要完成人应该是对项目关键技术创新作出重要贡献者。特别是技术开发类项目的前3名尤其是第一完成人，应该是项目关键技术创新点的首要贡献者。且同一完成人参与项目每年度工作量之和不应大于100%，若完成人在承担项目期间还肩负其他重要职责，则参与项目每年度工作量之和应小于100%[10]。（2）建立科学的评审制度，保障评审的公正性。构建完备的评审体制和健全的实施机制，是保障奖励质量的核心要素，是科学、公正、有序开展评审工作的制度保障。如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科学技术奖采用专家、专业评审组和评审委员会三级评选方式进行。先由专家个人或两人分审几个项目，再由分审专家在专业组会议上对申报项目的主要内容、技术水平高低、技术创新、技术发明的难度和实施效果、项目推广应用意义及对行业学科发展的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述，并对授奖与否和授奖等级提出建议。专业组共同讨论协商。对每个项目进行讨论并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产生初评结果，对可评奖项目按评审条件写出评审意见并提出获奖等级的建议，对不获奖的项目也要写出不获奖的原因。在专业组推荐的基础上，举行全体评审委员会会议，会上听取各专业组长的小组评选结果介绍，经全体委员讨论协商，充分发表意见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票数超过2/3的项目为获奖项目[13]。（3）建立严明的自律制度，保障评审的严肃性。自律制度是构建行业自身管理体制、规范内部管理、提高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如中国农学会为加强对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的自律，建立了评审工作廉政风险防控制度。首先对评审工作进行了细致梳理，确认了7个廉政风险点：①漏发通知，受理材料不全。②默认或故意放任不够资格的申报材料，材料把关不严。③有倾向性选择专家。④有意泄露专家名单。⑤影响专家评审。⑥泄露评审过程和评审结论。⑦应当汇总而故意遗漏评审通过项目或人选。针对上述7个风险点，制定了10条防控措施：①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强化责任意识。②完善形式审查标准，统一审查尺度。③建立审查人员回避制度，排除与申报人、申报单位、推荐单位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作为审查员。④建立抽检制度，监督审查质量。⑤建立专家回避制度，禁止抽取与项目有利害关系的专家。⑥采取保密措施，减少行文环节，缩小接触范围，专人送签并保管专家名单。⑦采取保密手段，专人通知专家，保证网评环节专家背靠背评审。⑧规范各方人员言行，防止暗示、诱导、误导专家评审。⑨评审工作严格执行和遵守不解答、不传达、不汇报、不泄露、不询问的“五不”制度。⑩采取保密手段，防止答辩单位人员与会议评审专家私下沟通联络。评审结果汇总公布采取不同岗位人员三级核对制度。（4）建立严密的监督制度，保障评审的公开性。科技奖励作为一种对科技成果的社会认可方式，作为一种对科技人员具有奖后效应的激励方式，具有名与利等与个人切身利益紧密挂钩的双重功能。因此，科技奖励不能没有社会监督。如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等都建立了社会监督制度。具体作法包括：一是在主办网站上公布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电子邮箱，方便收集各种异议和意见。二是建立是完善的异议处理程序和制度。一旦出现异议，即按规定启动异议程序，并对异议项目按异议制度处理。三是每年的拟授奖项目信息均在主办网站或政府部门信息网上公示，异议期为1个月。（1）打造网络评审平台，保障评审封闭独立。网络评审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构建网络评审操作平台，实现评审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远程网络评价的一种评审方式。利用网络评审平台，科技社团可以随机选择更多的同行专家在不时间不同地点进行独立评审，防止了会议评审互相商量、通气或者个别专家误导、暗示而而造成的认为干扰和误差，使评审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和公正性。同时，开展网络评审利于专业学科的横向比较。同一专家在本组内尽可能多地重复评审同一级学科不同项目，在相同标准下，对不同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可以提高评审效率，保证评价质量，确保评审公正性。目前，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等都实现了网络评审。（2）构建量化指标体系，保障专家精确评价。评价指标是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打分的依据，是判定科技成果水平和质量的标杆。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先后组织专家起草、制定了量化的《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优秀创新团队评价指标》和《科普成果评价指标》。每一种评价指标体系都设置了指标含义、对应分值、权重系数等，同时设计了二级指标体系。按照两级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对成果给予科学和公正的精确打分评价。如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制定了“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计算机评价体系”，该体系对“技术开发项目”、“新技术集成项目”、“先进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社会公益项目”、“重大工程项目”等5类项目分别确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权重”、“指标含义”和“判断（打分）标准”。评审专家以此为定量评价依据完成对各个项目的打分评价[10]。（3）建立科学评审方法，保障评审客观合理。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评审方法是实现奖励宗旨和奖励目标的重要措施。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为保证评审结果客观、公正，将评审学科组进行细化，如将动物学科组细化分成畜牧组、兽医组和水产组；将热带作物从大农业组中剥离，设立独立的热带作物组。避免了外行评审有失公允的情况，强化了同行评价的分量，使评审结果更加精确可靠。他们还变所有成果不分学科、按网评得分高低大排队选择，为各学科组内、按网评得分高低排序择优选择。避免了不同学科专家打分宽严不一、造成的评审组间的得分差异和评价误差。（4）建立一流专家队伍，保障评审质量精良。建立一支足以支撑评审工作要求的专家队伍，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的裁判群体，对于评审的科学客观、公平公正至关重要。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以农业部科技委委员专家库和农业部高级专家库专家为主技术依托，根据每届申报成果的学科构成，从这2个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网络评审委员会和终审评审委员会，对推荐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审。农业部科技委有183位全国农业行业资深专家，是农业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重大事项的决策咨询机构，是农业系统各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专家组织。农业部高级专家库由农业部人事司建设，主要为国家和地方农业重大发展规划、宏观决策研究、重大项目论证等重点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紧密依托农业部科技委专家库和高级专家库，是保障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评审质量的可靠技术支撑。

本文作者：边全乐孙建鸿工作单位：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