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价值论文：民族复兴的时代价值探索

本文作者：张可荣工作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民族复兴理念集中而完整地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理想与追求,涵盖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用“复兴”表达“衰落后再度兴盛”之义,不是始于近代,而是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比如古代典籍中所谓的周朝“宗庙复兴”、殷商“甲微复兴”等,表达的就是恢复生机、重建秩序、积蓄力量、再度兴盛等意义。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将“复兴”与“民族”连用,组成“民族复兴”概念,以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理想追求。中国人的“民族复兴”观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到20世纪30-40年代普遍流行,再到新中国60多年的丰富发展,始终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展开,逐步形成了集中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特征与根本利益、完整表达中华民族历史任务与理想追求的主旨意蕴。对此,我们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即继往开来的历史视野与文化情怀;团结统一的整体观念与价值诉求;后来居上的顽强意志与宏大抱负;再作贡献的民族自信与世界胸怀。[1]“继往开来”,就是要承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接续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命脉;就是要挖掘和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传统资源在时代潮流的荡涤中闪耀出新的思想光辉;就是要在时代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并与时代精神相合相融,再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1]“团结统一”,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和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有的物质家园。[1]“后来居上”,一是承认落后而不甘落后,立志走向富强,追赶世界先进。二是紧随时代潮流,完成现代化,实现中国崛起;三是重塑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尊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1]“再作贡献”,就是要秉持和平与和谐理念,追求社会和谐,建设和谐世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就是要秉持合作与互利理念,以自身的稳定发展与创新发展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就是要秉持责任与义务理念,“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3]不断实现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宏大抱负。综上所述,民族复兴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与时代意蕴,已经涵盖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民族复兴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起现代化和中国崛起,其内涵更为根本和丰富,更具历史感和时代感,更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现代化”和“崛起”是世界近代以来文明演进中长盛不衰的经典术语与理念。其中,现代化是后起民族国家的普遍要求,崛起则是西方大国与强国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表达民族复兴理想时,现代化就是一个重要任务和指标,“崛起”一词也偶尔为人们所使用。青少年时代的就曾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诉说自己的抱负。新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中国崛起”也成为海内外媒体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并时常在同一语境中出现“民族复兴”与“中国崛起”交替使用或“崛起复兴”连用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崛起”,都是基于现时代而指向未来的普遍性与单一性的诉求,而“民族复兴”则是既基于历史又基于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具有独特性和复合性的理念。就实现现代化而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比实现现代化更根本、更重要、更具特殊意义”;[4]就崛起而言,似乎它更为西方人青睐,也更能够表达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现代西方强国,不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新站起,就是发端于对新大陆的无尽开拓与西方列强的崛起非常不同的是,今天中国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根基。正因为如此,从中国和东亚历史的视角看,今天中国的发展,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复兴’而不是‘崛起’。”[5]中国外交官兼学者的李肇星这样说,“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个人从来没有用过‘崛起’一词。根据我上中学时语文老师的讲解,‘崛起’这个词,似乎含有点突然性和排他性的味道。而中国实力的明显增长是……一点一滴的辛勤汗水和心血逐步积累起来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属水到渠成……”。[6]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也看到这一点。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论及当代中国的发展时,一反西方国家和媒体惯用“崛起”概念的做法,使用了“东山再起”的概念。[7]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看出了“崛起”一词用于当代中国身上有点不合适,他说:“‘中国崛起’的说法并不准确,‘再次崛起’的说法才确切些。因为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东亚的主要强国”。[8]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表述与追求,只是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不能因为努力于中国现代化和渴望中国崛起而丢掉民族复兴的理想。

民族复兴理念既照应历史又指向未来,具有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道夺目的独特景致。然而,自15世纪郑和远航终止、大航海时代开辟以来,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趋于缓慢,具有开放进取和包容性格的中华文明逐渐走向保守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境地,丧失了一次次转型发展、顺应潮流的历史机遇,进而演变到政治体制僵化腐朽,思想意识陈旧落后,武备废弛,一盘散沙,于19世纪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成为西方列强凌辱的对象。面对如此悲惨境遇,中华文明如何接续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何方?先进的中国人发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呼唤与呐喊,并在20世纪汇聚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潮流。就这样,“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历史与时代的最强音,展现出了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首先表现在,“民族复兴”适时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坚定回应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明确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肯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承认文化传统的正当性,正是民族复兴的物质前提与文化动因,也是我们始终保持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尊的力量源泉。但是“现代化”和“崛起”概念就缺乏这一层思想内涵。实际上,“人类文明的任何过往都在指向着未来”。[9]中华民族只有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河流”中走来,才有希望和未来。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继往开来”时所说的那样:“属于五千年,承认170年(1840年至今———笔者注),中国本位,容纳万流。五千年是一笔丰富宝贵的资产,不能随便仍了。至于170年,你爱也好恨也好,它也没白过,中华民族因为它倒下,也因为它新生”。[10]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也蕴藏在“民族复兴”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百余年来,其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抗争相始终,与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融为一体;其历史内涵与时代意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日益丰富,经过历史与时代的不断淘洗而日益清晰,成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立志站立起来的精神支撑,成为志向高远的中华民族不断创造历史、走向辉煌的思想旗帜,成为历史与时代的核心话语和最强音符。考察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存在着的复古倾向和盲目排外的声音,但那至多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中的支流,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今天,有人把民族复兴所表达的“继往开来”、“返本开新”等简单理解为“保守”与复古,把民族复兴所秉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观念片面理解为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其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的误解。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还内含在“民族复兴”所表达的民族观念及其思想价值中。在中华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岁月里,民族复兴首先反映的是民族危机与忧患意识,是试图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呐喊,所以,它掷地有声,一呼百应;民族复兴持续表达的是民族自卫与自救意识,是民族觉醒的生命亮色,是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所以,它在催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时,也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民族复兴所不懈追求的是民族平等,祖国统一,国家昌盛,是中华民族的新作为与新贡献,而不是复古也不能复古,不是排外也不能排外,所以,它历经百余年演变而能够持续得到认同与支持,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

民族复兴理念既立足中国又胸怀世界,达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复兴理念的关键词汇与核心范畴,也是其重要的价值基础。民族复兴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民族主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共同关切,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格与“天下主义”情怀,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旨,并凝聚成民族复兴合理性与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尽管世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现具有极端复杂性,人们的理解也是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蒙昧与灾难。”[11]尽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受到西方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直接刺激与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主流“是防御性的、或‘解放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民众、免遭亡国灭种厄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12]根本目的是反抗民族压迫与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振兴。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追求并不存在走向排外与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基因。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辉煌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都得到充分证明,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也是继承了“天下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是包含了平等与和谐、责任与贡献、天下大同等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元素的民族主义。20世纪以来,所有民族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都自觉表达和突出强调了这一宽广视野与胸怀。孙中山先生曾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13]把创造“第三新文明”,“尽于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14]梁启超认为:“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我们既要发挥“天赋能力”,改造中国,同时也要“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5]张君劢反复指出:中华民族“居今之世之最大责任,厥在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16]50多年前,的一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早已成为现代中国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经典语言,沉淀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里,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含义,就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7]

民族复兴理念得到了炎黄子孙的高度认同,表达了世界华人华侨的家园意识,是中华民族凝聚海内外力量、实现完全统一的精神旗帜民族复兴理念产生于近代中华民族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悲惨时代,自然地,民族复兴始终信守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分裂势力、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凝聚民族力量与智慧、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精神旗帜。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观念形成与演进的历史表明,“民族复兴”不只是中国某一政党的政治主张,而是神州大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也是海外华人华侨的热切期盼。早在民族复兴观念产生之初,海外华人华侨就有倡导之功,是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不甘沉沦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点燃了民族复兴的火炬,掀起了民族复兴的思想潮流与伟大实践。1894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首先就是在以华侨为主体的兴中会会员中得到认可和传播的。此后,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海外华人华侨都怀抱振兴中华与复兴民族的志向,亲身参与和大力支持,推动着中华民族独立、团结与统一的历史潮流。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光明前景,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布满荆棘和陷阱,充满困难与挑战,特别是海峡两岸彼此分离,统一之期仍存在诸多未知数,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性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湾统一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还得靠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与智慧。一句话,要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寄托与理想追求在中华大地上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这一幕宏大的交响曲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人质疑“民族复兴”的提法,更有人甚至对“中华民族”的称谓也发出挑战,主张废弃“中华民族”,把民族定义为56个民族。[18]这就不能不让人惊愕了。“中华民族”概念作为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民族理念,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理论构建的新局面,是近代中国从四分五裂走向团结统一的价值起点,是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客观前提。“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称谓,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改变不了的历史结论。离开了“中华民族”,民族团结就没有了纽带,民族复兴就失去了依归和寄托。

当今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在加剧加速,势不可挡,广大发展中国家似乎别无选择。但是,也并非无所作为,更非不能作为。我们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品格,认清全球化的本质,确立自己的全球化理念,顺应时势而不盲目跟从。西方强势国家与集团构筑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消解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是人类发展大势,不要民族国家主权的“全球化”只能是陷阱。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揭露的那样:全球化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长期人为宣传出来的口号,代表的是跨国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全球化的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以使西方跨国金融资本和经济势力畅行无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国的资源和财富。[19]总之,不论“全球化”浪潮多么激烈和势不可挡,也不论世界是“平”的“弯”的还是“挤”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与发展之基,必须得到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意识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必须得到认同与发展;中华民族精神仍然需要振奋,民族力量仍然需要凝聚。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从而自觉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