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管理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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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管理论文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党的军事战略家,他是从革命战争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德育工作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开卷之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部队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家,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德育工作的。50—6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后期到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打开了科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邓小平对德育工作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抓德育工作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临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面临着国内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德育课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德育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其内容涉及新时期德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原则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为德育工作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现阶段讲理想、讲纪律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搞好德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邓小平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各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充分肯定了德育工作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青年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关于新时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关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关于人才优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使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思想等等,都为德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些谈话直接涉及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邓小平的谆谆告诫寄托了他对我国德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他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紧紧把握了现时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竖起了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总体理论构架,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时,除了强调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特别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这里对精神文明的科学解释,展示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意识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情操、意志、美感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两大范围,是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发展,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精神文明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通过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过去一切精神文明不同,它特别强调社会的主体——人的建设,把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问题的德育工作,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精神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能量和高尚的品德,能变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对个人、集体和民族都十分重要。德育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特别是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融化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社会主义的性质,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是承担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加强德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搞好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并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德育工作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德育既是核心内容,又进直接动因和重要保障。现阶段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就能保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

三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能使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牢固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一心为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首先,明确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实践之中,在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时期德育工作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为“三个必须”,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邓小平所始终坚持的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本质体现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德育工作必须支持改革开放,为适应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新时期保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只有紧密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了德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要通过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政治导向作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摆正了德育在全部党的工作中的正确位置。我们既不能搞德育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又不能忽视德育,淡化、取消德育。坚持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就能使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更坚定地同“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指导方针。

其次,始终强调把握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他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此之后,根据国内出现的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邓小平反复强调,青年教育“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基本内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要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邓小平还始终强调要把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不让青年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开放的形势,既能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能经得起风浪,不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青年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工农大众缺乏了解,缺乏实践锻炼,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在形成之中,容易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关心和帮助青年,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四邓小平德育思想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继承、接力和发展,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百年大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我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在我国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谋划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谋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宏观思维中,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5],“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6]。邓小平紧紧抓住要把当代青年培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主旨,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他认为,未来无论是哪个层次、行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共同品质,都应该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打好坚实可靠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青年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去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真正弄清楚“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局观,“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7]。

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才。邓小平鼓励当代中国青年珍惜跨世纪的历史机遇,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争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依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对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跨世纪人才对于推动新世纪的社会全面发展是责无旁贷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青年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观念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能力。在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中,德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德育对于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全新的事业需要拓展德育工作思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的教育,除了指文化知识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面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面向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我们要面向的未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未来。人的德育素质是人诸种素质中最根本的素质,决定着人才的政治方向,是智育和体育素质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不仅为智育和体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向,而且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邓小平把德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对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工作立足点,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必须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加倍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8]。德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问题。要尊重、关心、理解青年,贴近青年思想,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还要勇于继承、借鉴和发展,改进德育方法,讲究德育艺术,探索德育新路,不断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邓小平德育思想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伟大的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德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德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我党的历史上,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早在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向前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和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复杂情况,党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宣传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在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十年间,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东西,诸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思想教育中随意上纲上线;思想教育完全违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搞大轰大嗡,一刀切,形式主义等。特别是在、“”鼓吹的“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科学的思想和口号鼓动下,党的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德育工作者的声誉被败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曲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集中力量批判了“左”的东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德育工作摒弃了过火的思想批判,取消了“冲击一切”不讲实效的政治运动,纠正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打破了“左”的思想枷锁,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我们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德育工作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并遵循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教育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可以说,没有反对“左”的干扰,就没有今天的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新时期德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反响,尤其是青年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产生了种种思想困惑。为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多次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和改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要求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特别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解决青年学生思想中深层次的问题,引导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德育工作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团结协作的观念,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理想、讲奉献、讲责任、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德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为德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近十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科学指南。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德育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是党的德育工作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德育思想,通过认真务实的工作,新时期德育工作一定会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

[2]《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3][6][7][8]《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380页、381页、199页、40页。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2

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日益成为企业最先进的管理模式,更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这种具有管理优势的理财目标逐渐形成了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即价值管理。经过对几十年的实践总结,对于“价值管理”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对于其核心内容的理解也有着不同的见解。第一,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结构,这种管理模式以企业的价值作为管理的基础内容与核心,主要是通过企业的成本的主要投资人,企业的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管理的基础。目的是计量出企业所取得的效益多少,方便出资人能够更好地控制与管理企业的一切业务,从而使出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第二,这种管理模式重视的是价值最为管理基础的过程,这种管理手段属于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其管理核心在于:重新定义目标,重新设计管理结构以及构建体系,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不是局限于一种简单的管理方案,而是要重视其在管理的发展中的过程,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找出企业的不足,需要长期的投入与发展。第三,这种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主要结合了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过程以及所取得成果相结合起来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考虑到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扩大化出资人的财富。企业未来的发展,以及战略目标的制定,管理体制的制定,企业业绩取得都是围绕着如何促进出资人的利益最大化开展的,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出资人最大化自己的财富价值而不断完善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制定,同时,也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者的报酬以及如何对企业的绩效成果的控制。

2中小型财务管理理论的特点

价值管理体系属于一种管理控制系统。首先,要制定一个整体的发展战略总目标,目标的制定要围绕着企业的价值开展,如何进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其次,要对于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再次,要选定一个企业绩效评价的标准与最基本的尺度;最后,要定期对企业所取得的绩效用合理评价制度去进行评价,以促进企业能够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要想实现企业的价值管理体系的构建,对企业的内部员工开展一系列的培训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要加强对于企业内部员工的教育工作。通过不断培训与宣传工作,使企业的员工都能够重视价值管理体系的重要性,自觉地去发展以价值管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要把价值管理体系融合到企业的管理阶层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去。要在企业的全体员工中实行相应的绩效奖惩制度,企业员工所获得的报酬要与期为企业创造的价值相关联。目前,在我国大多数企业中已经开始正式成立了这种管理办法,倡导要制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与短期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管理办法。企业对于不同的员工要设定不同的收入制度、责任管理制度、奖惩制度,总而言之,都是为了促进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而设定。

3如何加强中小型企业财务管理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3

品牌是什么?品牌的市场概念是目标顾客的口碑,品牌价值的大小实质上是目标顾客对企业承诺的感受,由目标顾客对品牌的信任程度和消费选择的持续时间决定。通俗地说,一种商品品牌的目标顾客群越大,消费选择时间越长,该品牌的顾客忠诚度越高,价值量也就越大。总之,企业或商品的品牌价值源于顾客忠诚。

没有顾客就没有品牌

通常人们把品牌或商标看作是一种无形资产。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出现的品牌竞争正是这种意识的体现。一段时期里,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卷入“名牌战略”工程,各类“省优、部优、国优”品牌涌现出来。相对于只埋头生产,或只顾低价倾销的企业行为而言,这种品牌造势是一种进步,是企业希望被市场认知,向目标顾客靠拢的一种进步。然而,现实是,有些“名牌”商品无人问津,“名牌”企业无人光顾,有些曾经耀眼的品牌不久就一文不值。在这种状况下,品牌资产又从何谈起?

品牌到底是什么?在对品牌概念的认识上,许多经营者把品牌看成是一种商标权,是一种与竞争者相区别的标识,却常常忽视了顾客在其中的地位。实际上,品牌首先应该是一个以顾客为中心的概念,没有目标顾客即无需品牌,也就没有品牌。因此,认识品牌必须从目标顾客和经营者两个角度来看。

对于目标顾客而言,品牌是一种信息,是经营者与自己沟通的手段,是认识商品的途径。顾客相信了经营者在品牌宣传中的承诺,便会产生认牌购买行为,其目的是减少选择商品时所需花费的心力、体力,并降低购买风险。

对于经营者而言,脱离了与目标顾客的关系,品牌只是自己商品或服务的名称和标识,只有获得了目标顾客的认同,品牌才具有了鉴别和保护商品的作用,同时也便于自己在广告、推销和促销方面的目标顺利实现。通过目标顾客的认同,经营者可以培养目标市场对品牌的偏好,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并创造出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实行差别定价的机会。

由此看来,一个被顾客认同的品牌才能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无形资产,才能成为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因而,在企业的品牌战略中,其核心是与顾客沟通,让顾客认同。

品牌价值源于顾客忠诚

品牌既然是资产,就该有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的价值维系在商品或服务与顾客的关系上。如果说品牌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那么其价值便来自于目标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基础上产生的购买行为。国外有研究资料分析认为,对一个品牌来说,忠诚顾客的价值是非忠诚顾客价值的9倍;相当大的一部分品牌商品的销售量来自于一小部分对品牌高度忠诚的顾客;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企业的品牌利润就会随之有明显的增长。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品牌的价值不等于企业为树立品牌地位而进行的先期投入,目标顾客对品牌的忠诚才是决定品牌价值的关键。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生存,要在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要保持一定的市场优势,就必须把与目标顾客进行交易的观念转化为与目标顾客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的意识,应该掌握赢得顾客忠诚,使之长久保持购买欲望的技术与艺术。

开展品牌忠诚营销应该是提高品牌资产价值的惟一途径,品牌忠诚营销的目标是争取并且维护品牌忠诚顾客。从品牌忠诚营销的角度看,销售并不是营销的最终目标,而是与顾客之间建立持久的和有益的品牌关系的开始,也是建立品牌忠诚,把品牌购买者转化为企业品牌忠诚者的机会。

重点是提高顾客满意度

随着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与扩大,一些企业发现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利润的同方向变化,2000生产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彩电业全行业销售额和利润额下降,甚至亏损的现实就是突出例证。显然,企业营销的重点应该由对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的追求转向对更高的市场忠诚率的追求,即创立和巩固品牌地位、培养目标顾客对品牌的认同和对品牌的忠诚。

品牌忠诚是顾客对品牌感情的量度,是指顾客从一个品牌转向另一个品牌的可能程度。尤其是当某种品牌的商品或服务要么在价格上、要么在品质特性上与其他品牌商品形成竞争局面时,目标顾客的品牌信念是否动摇是检验品牌忠诚度的关键时期。随着对商品品牌忠诚度的提高,目标顾客受到竞争行为的影响便会随之降低。此外,目标顾客在某一时期忠诚于一个品牌,并不是意味着他会永远对这个品牌忠诚,而不转向另外一个品牌。因此,企业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识别、吸引、维护和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培育最有价值的目标顾客。

首先,经营者不仅要重视对目标顾客购买前的品牌忠诚培养,而且要在其购买后强化忠诚意识,如通过提供满意甚至超乎其满意程度的售后服务突出品牌概念,强化目标顾客对品牌的好感。在品牌忠诚营销中,销售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消费者品牌忠诚的开始,是一个企业把众多的品牌购买者转化为品牌忠诚者的机会。

其次,经营者应该善于在众多的顾客中识别品牌忠诚者,通过吸引、培育和开发的工作,建立自己的品牌忠诚顾客群。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4

实际上,消费者常常是从品牌而不是产品中寻求和获得更多的价值,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奔驰都是如此。但这种价值是什么呢?

从视觉上讲,品牌可以被看成是客户脑海中种种想法和联想的网络图。服装设计师RalphLauren通过其设计的Polo服装,对英国乡村生活、拥有土地的贵族进行了现代描述。他设计的时装意味着优雅、传统、精致和低调,这正是Polo最基本的品牌价值。与之相反的是,另一服装品牌Levi''''s蓝色牛仔裤展示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组联想:美国式、粗旷、叛逆和充满青春活力。

对于一个品牌而言,只有当它所展示的这些联想成为购买者生活的一部分,它才真正具有价值。当某一消费者步入一家杂货店,看到“可口可乐”,如果没有丝毫关于该品牌价值的联想,那么这一品牌分文不值。虽然品牌价值是通过产品设计、广告、分销以及企业和购买者接触的所有其他途径创立的,但是它最终必须扎根于消费者的脑海,否则,该品牌只不过是一个贴着毫无意义名称的产品而已。

品牌的三种类型

对品牌进行管理,首先必须知道品牌分为三种类型:功能型、形象型和体验型。功能型品牌的商品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某些功能性需要——洗衣、减轻痛苦、搬家等等。消费者对这一类品牌的许多联想,和该产品的物理特性和基本功能相关。

在购买者的脑海中,成功的功能性品牌是某一产品类别的代名词,它们通常具有这一产品类别中其它品牌的许多联想特性。例如,“汰渍”就几乎成了洗衣粉的代名词。

除了满足基本的需求以外,许多功能型品牌通过提供更佳的性能或是更优惠的条件,在竞争中独树一帜!

形象型品牌主要是通过凸显某一形象来创建品牌价值。这些品牌之所以能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主要是因为消费者认为它们提供了一组独特的联想或形象。一般而言,形象型品牌适用于那些产品不易差异化、产品质量不易评估的产品类别,例如酒、医疗或者咨询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个品牌身上的形象通过使该品牌与其它品牌区分开来,或者给品牌一种“标志”,赋予一种身份和成就的象征,从而为该品牌带来增值。

Waterman笔就是品牌形象差异化的一个例子。诚然,Waterman笔都能完成书写功能,但仅此一项功能并不足以使消费者购买其价格高达400美元的Edson系列的笔。实际上,消费者之所以购买Edson系列是因为它是一种身份和高品位的象征。

体验型品牌与形象型品牌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形象型品牌注重的是产品的代表性,而体验型品牌聚焦的则是消费者与品牌接触时的感觉和体会。对于品牌的体验是在消费者进行消费时由消费者和品牌共同创建的,因此,这种品牌体验是独一无二和高度个性化的。

实际上,对于同一个消费者而言,他在不同时间对于同一品牌的体验也许会有不同。迪斯尼就是一个体验型品牌的经典例子。实际上,游客买票参观“迪斯尼世界”,是为了看着自己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一种开心体验,或者是使自己能够回忆起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大家之所以购买纪念品,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唤起人们对幸福体验的记忆,而与纪念品本身毫无关系。

功能型品牌:注入新鲜的功效

创建和管理功能型品牌,要求企业要么将资源聚焦在产品之上(为了性能更佳),要么聚焦在营销组合的分销和价格因素之上(为了更加经济)。广告的作用则是增强品牌和产品类别之间的联系,传达该品牌优越于竞争产品的种种特点。广告本身并不是差异化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形象型品牌而言同样如此。

为了维持其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功能型品牌必须在提供最佳功能和最低成本两方面至少拥有一项优势,当然能够双管齐下更是上上之策。在许多情况下,产品性能的不断改善意味着在现有的品牌内容上做得更好。因此,吉列剃须刀逐渐从一个刀片演化成两个、三个,而每次增加的刀片都使得刮须更加贴面顺滑,但舒服感却丝毫未减。

然而,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差异化正变得越来越举步维艰。企业创建出任何产品性能优势或者成本优势,竞争对手都能够更迅速地进行模仿,于是产品生命周期在不断缩短。

近年来,这一模仿主要采用了“专有标志”(privatelabel)或像马莎百货(Marks&Spencer)采用的“商店品牌”(storebrands)那样的形式。零售商利用自身与消费者的密切接触、能够更清楚和准确地掌握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这一优势,和制造商订立合同生产各种时尚产品,这些产品纷纷贴上零售商而不是制造商的名字。就许多产品类别而言,专有标志的产品,其质量与那些全国性品牌的相差无几,但零售价格却低了许多。

面对此情此景,可供公司选择的一个战略就是创新,也就是给品牌注入新的功能。实际上,好多新品牌就是通过将两种或更多种不同产品类别的功能捆绑在一起开发出来的。例如,宝洁公司推出的PertPlus就兼具洗发香波和护发剂两项功能。

形象型品牌:拨动消费者的心弦

对于形象型品牌而言,要想获得成功,它们必须和消费者之间产生一种感情联系。它们必须能够满足消费者想从属于某一更大社会群体、能够获得他人尊重或者按照某一特定形象塑造自我的愿望。广告以及公关、活动赞助和促销等其它沟通形式在开发形象型品牌上作用巨大,这是因为这类品牌的价值主要来自于使用品牌的象征意义,而与产品特性无关。

构建形象型品牌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相当的资源投入。塑造的种种形象必须深深植入消费者的脑海之中。就“可口可乐”之类的全球性品牌而言,这意味着创建既有意义又有价值的、被全球消费者认同的品牌形象,而这是一个具有相当挑战性和无止境的艰巨任务。每天降临这个世界的新生儿都从未听说过“可口可乐”,这个品牌要想获得持续性成功,就必须不遗余力地向这些新客户推销自己,让他们接受“可口可乐”的种种形象。

如果某家公司成功地创建并很好地维持了这些形象,那么其所拥有的这些形象型品牌将享有相当的竞争优势。最显著的利益来自于竞争对手对其形象的复制将变得既困难、代价昂贵,又未必具有竞争价值。为什么在存在无限大空间可去选择其他同样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差异化竞争基础的条件下,竞争者还要去寻求模仿RalphLauren的形象?形象化的品牌对于竞争者的举动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绝缘”效果。

此外,形象型品牌一旦被创建,它还能有效地抵御价格竞争。当消费者看重品牌形象时,价格只是购买决策中的一个次要因素。

对于形象化型品牌而言,品牌延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增长战略。强势品牌的形象能够被延伸到与该品牌总体形象相关联的任何产品。例如,RalphLauren就成功地将其品牌从服装延伸到家具、亚麻制品和餐厅。这些产品都描绘了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反而增强了RalphLauren的品牌形象。

体验型品牌:应对二重挑战

体验型品牌面临两大重要挑战。第一是创立持续性品牌体验的能力。体验型品牌通常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如果公司没有缜密的招聘、清晰的标准、必要的培训和恰当的激励体系,员工将不可能拥有创立品牌体验所需的能力和动力。因此,那些在创建体验型品牌方面取得成功的公司都把大量时间倾斜到员工招聘和培训工作中。

维京航空公司(VirginAtlanticAirways)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维京提供空运服务,但该品牌的基础却是创立一种难忘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来自于空中飞行。对于头等舱乘客而言,维京体验从乘坐摩托车或私人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去机场的路上就开始了。这一体验一直延伸到俱乐部会所的休息室里,在这里,乘客可以上美容院、图书馆和游戏室,还可以享用免费的饮料和小吃。

飞行体验同样花样百出,令人称奇。例如乘客可以享受按摩服务。降落之后,维京的乘客既可以到目的地的俱乐部会所享用桑拿浴和淋浴以减轻旅途疲劳,也可以去游泳池或体育馆以排除时差反应。在每一个阶段,维京的员工都起了重要作用,不仅确保了各项流程正常平稳地运作,而且做到即使是最平凡的活动也充满了欢乐和戏剧性。

体验型品牌的第二个挑战则来自于顾客可能产生的厌腻。例如,第三次到迪斯尼世界游玩所获得的体验是否能和第一次相提并论?解决这一难题的策略之一是不断地拓展和增强体验,而此策略的危险性是,客户的期望值总是随着体验而水涨船高的,从而使满足客户变得更加困难。

可供企业选择的一种战略就是在某一产品类别中创立多样化的、差异最大化的体验型品牌。例如,LettuceEntertainYouEnterprises公司在芝加哥地区拥有30多家餐馆,通过实行该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想体验意大利?那就去该公司的Scoozi餐馆试试;想去中国,那就去BenPao餐馆体验一回;如果你渴望去巴黎,那你不妨到MonAmiGabi餐馆体验一把。在每一个场合中,所享受的体验都是真实的、独一无二的和值得回味的,这是因为餐馆的装饰、菜单和服务人员都将独特的主题展示得淋漓尽致。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5

在我国新的《反倾销条例》与WTO及欧美各国反倾销法中,正常价值是整个反倾销的基础和关键。确认正常价值主要有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第三国出口价格和出口国结构价格三种基本方法。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结果可以确定倾销是否存在以及倾销幅度的大小。但是,正常价值的确认及其与出口价格的比较是复杂的,我们要通过对各国反倾销法的比较来深刻分析、认识正常价值。

面对我国成为欧美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和外国商品不断倾销中国的现实,为了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务院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为我国实施反倾销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而正常价值是反倾销的基础和关键,对正常价值的理解和认定直接关系到反倾销措施的运用。本文依据世界贸易组织(含GATT)《反倾销协定》,借鉴欧美反倾销立法的实践,对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正常价值的法律意义、认定方法、具体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正常价值的含义及其法律意义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三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这表明,要确定某一进口产品存在倾销价格,构成倾销,首先要确定其正常价值。

正常价值又称标准价值。我国《反倾销条例》没有对正常价值予以定义,但在第四条规定了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1)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有可比价格的,以该可比价格为正常价值;(2)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或者该同类产品的价格、数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以该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国(地区)的可比价格或者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为正常价值;(3)进口产品不直接来自原产国(地区)的,按照前款第(1)项规定确定正常价值;但是,在产品仅通过出口国(地区)转运、产品在出口国(地区)无生产或者在出口国(地区)中不存在可比价格等情形下,可以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价格为正常价值。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正常价值一般上是指相同产品或同类产品在出口国或第三国市场的销售价格。

事实上,各国反倾销法律一般都没有给正常价值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1967年制定的《反倾销协议》和1994年的《反倾销守则》都只给出了确定正常价值的一般方法。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倾销法也和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基本一致,一般以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或出口国在第三国市场销售的最高价格、或出口国结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这里的正常价值是指产品在一个成熟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上的推定价格或正常交易过程中的成交价格。

按照国际反倾销惯例,倾销的认定必须经过三个过程:第一,正常价值的认定;第二、出口价格的认定;第三、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比较。这就是说,倾销的认定要以正常价值的认定为前提,正常价值的认定是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正常价值是整个国际社会反倾销法的基础。因而,正常价值在反倾销立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法律意义。

二、正常价值认定的基本方法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四条规定,确定正常价值的基本方法有三种:一是出口价格,即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二是第三国价格,即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三是结构价格,即推定价格。这三种方法也是国际反倾销法确定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方法,1948年1月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1967年《反倾销协议》、1994年的《反倾销守则》及WTO反倾销协议和欧美各国的反倾销法都作了同样的规定。

1、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是确定正常价值的最基本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应优先适用。只有在不存在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时,才能考虑其他方法。它规定,“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有可比价格的,以该可比价格为正常价值。”也就是指同类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贸易过程中的可比价格。

在反倾销立法中,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的确定方法各有差异,如GATT《反倾销协议》第二条规定,既可以用出口国的价格也可以用原产地价格;WTO《反倾销协议》规定了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比例一般不得低于向进口国出口数量的5%;美国反倾销法也作出了与WTO《反倾销协议》一致的规定。但各国普遍认为,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的确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用于与被控倾销的产品相比较的产品,必须是相同产品或类似产品。这里的类似产品是指其外部特征与被控倾销的产品在各方面都一样或近似;如果不存在这种产品,则取其特征十分相似的产品。(2)相同产品或类似产品必须用于出口国国内消费,并应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数量上达到一定比例。WTO《反倾销协议》和美国反倾销法都规定,作为正常价值比较的相同产品或类似产品其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比例一般不得低于向进口国出口数量的5%。(3)这种销售价格必须是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形成的市场价格。(4)国内市场价格应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出口国市场一般交易水平[1](p37-39)。

2、第三国出口价格

第三国出口价格是指出口国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市场销售的价格。我国《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如果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没有可比价格的,以该相同或类似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市场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但是,对第三国如何确定、第三国出口价格如何计算等问题没有规定。

WTO《反倾销协议》和欧美反倾销法则对第三国出口价格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1994年《反倾销守则》规定,选择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时应满足四个条件:(1)向第三国出口的产品必须与向进口国出口的产品相同或者最相类似。(2)必须是向所有第三国出口价格中最高的价格。(3)该第三国市场在组织机构和其他销售渠道上与对进口国的销售做法类似。(4)其销售价格不能低于成本。

美国反倾销法规定,作为正常价值的第三国出口价格必须是向美国以外的国家出口量最多并且达到5%比例要求的第三国出口价格。欧盟反倾销法规定,如以第三国出口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应选其中最高的,也就是最有利于认定倾销成立的价格。

虽然各国反倾销法对如何确定第三国出口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在适用条件上却基本一致,即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没有可比价格时,才以该相同或类似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市场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没有可比价格”,一是指相同或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没有销售,当然也就不存在可供比较的价格;二是指相同或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的销售额太小以致不具有代表性。

3、出口国结构价格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如果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或者该同类产品的价格、数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作为正常价值。这里的“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而得到的正常价值”就是指的结构价格。

按照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结构价格是根据原产地国的出口商或生产商在正常贸易过程中生产和销售相同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一般费用以及利润进行比较确定。并对计算结构价格的数据作了明确规定。这比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要明确多了。美国依据WTO《反倾销条例》,对结构价格的计算作了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定,要求结构价格应包括以下三项的总和:一是生产成本;二是管理费用及利润;三是其他运输、包装等费用。并且美国反倾销法对合理的管理费用和利润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管理费用一般应为生产成本的10%左右,利润则为生产成本加管理费用之和的8%左右[2](p135)。

在国际反倾销实践中,结构价格因其构成为生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可以避免其他价格方法可能出现的低于成本的亏本价格,而更显合理。但是,它在具体计算时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而各国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

以上关于正常价值的认定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情况,在国际反倾销史上和我国反倾销的实践中,正常价值的认定要复杂得多,在通常情况下还要考虑替代国价格、进口国结构价格和第三国对进口国的出口价格等特殊因素。但是,我国反倾销条例对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中都要按具体情况依据国际反倾销法的相关规定灵活适用。

三、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

倾销是否存在以及倾销幅度的大小都取决于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然而,他们之间的比较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什么是出口价格;其次就必须清楚两者如何进行比较。

出口价格,一般而言,是指出口商将产品出售给进口商的价格,主要包括FOB、CIF、CFR等几种价格形式[3](p134)。我国《反倾销条例》第五条规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应区别不同情况,按照下列方法确定:(一)进口产品有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价格的,以该价格为出口价格;(二)进口产品没有出口价格或者其价格不可靠的,以根据该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推定的价格为出口价格;但是,该进口产品未转售给独立购买人或者未按进口时的状态转售的,可以以外贸部根据合理基础推定的价格为出口价格。”这一规定与1994年《反倾销守则》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完全一致。即出口价格是指(1)出口商支付的价格;(2)若没有(1)或者其不能确定,则按(a)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或(b)推定价格。并且,欧盟反倾销法的规定与上述规定基本一致。

关于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我国《反倾销条例》第六条规定,“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幅度,为倾销幅度。对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考虑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性因素,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倾销幅度的确定,应当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或者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出口价格在不同的购买人、地区、时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按照前款规定的方法难以比较,可以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单一出易的价格进行比较。”在这里,我国《反倾销条例》要求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比较应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在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进行比较前,需要对这两个价格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使他们尽可能地在同一贸易水平上进行比较,努力做到公平合理。同时,倾销价格或倾销幅度的确定可以采取多种方法:一是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二是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三是在前两种方法比较困难时,可以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单一出易的价格进行比较。

在WTO和欧美的反倾销法中,不仅规定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为了保证比较的公平合理,对具体操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比较需要进行货币兑换时,该兑换应按销售日(指合同、购买订单或发票确定的日期)使用的外汇汇率进行;出口价格可以按照产品差异、进口费税、销售费用进行调整;正常价值也可以按照销售条件、数量或产品差异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使倾销的确定更加公正,也更合乎WTO的宗旨和原则。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进行比较,有三种结果:一是存在倾销。即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这里的出口价格就是倾销价格,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额就是倾销幅度;二是不存在倾销。即出口价格高于或等于正常价值。三是倾销可以忽略不计。出口价格略低于正常价值且微不足道时,倾销可以忽略不计。我国《反倾销条例》对此没有规定,但WTO及欧美反倾销法却有明确规定。WTO《反倾销守则》规定,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额小于2%,可以忽略不计[4](p41)。欧盟《反倾销规则》第二条第十款规定,“微不足道”系指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差额小于5%。

【参考文献】

[1]李炼.反倾销:法律与实务[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2]蔡镇顺.中国与WTO及西方国家反倾销实体规则比较[J].现代法学,1999:(4).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6

在我国,对司法独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法学界对于司法独立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逐渐形成了司法独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原则的共识。但是,现行立法有关“独立审判”的相应规定尚欠具体和完备;学术界对于司法独立的内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定位的理解还很不明确,以致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其制度保障等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司法独立的相关理论问题作深入研究,以正确把握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并对其价值进行正确定位。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发表几点拙见。

一、司法职能和特点

正确把握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应当从司法职能和特点入手。在理论上,对“司法”一词的界定,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常的观点认为,司法是一个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审判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及违宪案件的专门活动。在我国,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本文在特定意义上也是传统意义上使用“司法”一词,即把司法的主体限定为法院。

司法是国家的一项古老的职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有法律就有司法,没有司法就没有法律。在古代社会,司法具有明显的社会自治性色彩,它一般是由共同体首领主持,或者由地方长官兼理(或至少掌握最后决定权),并且都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广泛参与下进行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才逐渐变成由专职人员组成的国家专门机构从事的审判活动。现代国家的司法制度普遍保留的陪审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本身原有的社会参与特征。

司法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司法是一个以法院审判为核心,包括基本功能与法院相同的仲裁、调解、行政裁判、司法审查、国际审判等解决纠纷机制在内的一个开放性的体系。(2)司法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争议双方当事人、居间裁判者、法律规则、纠纷事实、交涉过程和裁决。其中争议双方当事人与居间裁判者所构成的“三边关系”,可以说是司法区别于立法、行政和守法等现象最为典型的特征。“从起源上讲,所有司法正是那些有了纠纷的当事人寻找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第三方来根据是非曲直而加以裁判;中立是裁判者的最基本的要求。”(3)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形态角度对司法现象和司法职能进行考察和研究,强调司法作为专政手段的作用,认为司法的基本职能就是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传统的法学观念,不能正确反映司法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功能作用及其法律调整规律,不利于建立体现民主政治要求的有效运行的司法机制。

从司法的起源、演变及其构成要素入手,可以将司法职能概括为:解纷止争,维护和恢复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而司法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司法的本质是居中裁判;2、司法是被动性的活动,先有纠纷和告诉,才启动司法机制;3、司法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4、司法是判断性活动,它依据既定法律规则,明断是非曲直;5、司法决定是终极性的,对争端的解决具有最高的权威。

二、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

司法的职能、本质和特征,决定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和法治原则,是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确立起来的,它渊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中,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合而为一,由君主独揽。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对此,孟德斯鸠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分立学说的目的是为了对权力进行制约。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要防止权力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司法独立虽然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基础,但它作为一项现代国家的重要制度得以在世界各国广泛确立,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

司法独立原则的发生背景和运作环境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一原则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国家确立起来,是因为它与西方社会的特定社会结构和法治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在概括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时,指出西方自十二、十三世纪起便开始形成了法律本身的自治,法律与政治、道德等相分离,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思想得到广泛的承认。在我国,虽然早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已经提出“任法而治”、“依法行事”的尚法思想,但是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并非与“人治”对立的概念,它是在肯定“人治”的前提下提出来。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由君主一人独揽,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行政权因为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直接管理作用,而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国家权力,具有至高的权威。司法权从属于行政权。在这样特定的政治传统下,法律的至高性和司法独立的价值无法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由于受到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司法独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我党的早期代表人物曾经对当时司法从属于行政的现象提出批评。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人民政权建立时期,指导思想上却认为边区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行政与司法的分离没有意义,司法工作应该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司法独立成了当时应予肃清的东西。195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甚至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1954年宪法第一次将法院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该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司法独立成为一项宪法性原则。但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司法独立原则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被批判和彻底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展开思想领域上的拨乱反正,法学领域一些“左”的思想得到纠正,已被“砸烂”的司法机构重新恢复。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再次确认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此后不久通过的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却又对这一明确具体的表述作了变更,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1982年宪法的上述规定相适应,1983年修订的法院组织法,对原第四条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

由于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以“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表述,代替1954年宪法第七十八条关于“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造成法学界对司法独立原则认识不一致。“干涉”一词,本来就意味着不合程序或不合理的介入,与具有法律依据的“制约”不同。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将权力机关和党组织的“干涉”排除在禁止之列,暗含权力机关和党组织可以对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行干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该条文与1954年宪法第七十八条相比,是倒退了。(5)

司法独立的主体问题,也是我国法学向来争议很大的一个重要问题。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不是法官;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不是法官独立。这一观点,还通常结合现行宪法关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规定,提出国家权力是不可分的,它统一由权力机关行使;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是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关系,不是权力分立的关系。

笔者认为:司法的公开性特点,要求有权作出最终裁决的必须是坐堂问案的法官,而不是幕后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正因为这样,所以行政审批制度和首长负责制不为现代诉讼制度所采纳。诉讼法大都明文规定法官个人或由若干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为法定的审判组织。司法的亲历性、判断性的特点,要求法官只有亲临问案,对证据和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才能明断是非。因此,作为司法权核心的审判权应当赋予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法官是司法运作的直接主体,承认法院独立而否认法官独立,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一项带有政治色彩(“人民”一词本来就是政治概念)的宪法性宣言,是就国家权力来源和本质而言的,它与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配置和运行并不矛盾。承认国家机构的职能划分-“分工”,而否认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分配-“分权”,这实际上是将责任与权力截然割裂开来,等于说权力不能独立,而权力的行使可以独立。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应当是法治的实质要件之一。在“分工”意义上理解的“司法独立”,虽然表面上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宪法相关条文的字面意义,但是它并非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不能正确反映司法独立的内在精神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否定。

从司法独立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司法独立并非一般意义的社会分工的产物,而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必然结果,是作为一项权力分配与制衡的民主制度确立起来的。“在表层上,司法独立是一种制度设计,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实在不过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6)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变更,市民社会的兴起,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导致一个足以向政治社会施加反影响的司法阶层的崛起,那么司法独立制度不可能形成。尽管司法独立在各国的运行模式不尽一致,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司法不受行政权干预,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违法行使。由于法官是司法权的行使者,司法独立只有通过法官的具体司法活动才能实现。因此,“司法独立的真正意蕴在于处在居间位置负责解决具体纠纷的特定法官(而不是抽象的法官或法院),根据既定的法律规则和程序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而不受来自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无论是法院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干预。”(7)当然,法官独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超然于社会力量的影响、天马行空般不受任何约束。“服从法律”,是对法官独立最根本的约束。此外,对法官的制约还有一些具有法律依据的制约制度,主要是上诉审、再审的监督制度及以追求程序公正为目的的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等。法官独立并不是为了突出法官个人的权威,而是法律至上原则及司法运行规律的要求。法官独立并不意味着否定党对司法的领导。党对司法的领导应当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的领导。“如果在司法制度上允许一种权力去领导或指挥审判权,那么它的前提条件是这种权力应比司法权更公正,若果真这样,这种权力便可以包揽审判活动,司法权就是多余的了。”(8)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要求党应当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变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法律。法院、法官服从法律,对法律负责,就是服从国家的意志、党的意志,也就是接受党的领导。

三、司法独立的价值定位

司法独立自从十八世纪在西方社会确立以来,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逐渐被世界各国普遍承认,成为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和基本原则。这是由司法独立的价值决定的。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7

一、法律价值的概念

作为主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社会和国家等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仅会由于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控制关系,而且会由于主体及其内在尺度的作用,使客体趋向于主体、接近主体,为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法律价值"概念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概括。我们先把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应用到法学中,给"法律价值"下一个初步的定义:法律价值是指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适合、接近或一致。这个定义虽然还未完全揭示法律价值的特点或规定性,但它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揭示法律价值的基础。

首先,法律价值概念不是一个属性范畴,它不等于法律作用或法律效用(法律的有用性)等概念。法律本身的各种属性,包括法律的各种作用、法律的阶级意志性和强制性等,只是法律价值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尽管法的客观属性对说明法的价值有意义,但相对而言,主体及其内在尺度是形成法律价值的主导因素。武步云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中指出:"如果我们把价值的一般概念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相统一的效应关系,那么,法律的价值也应是这样的:一种法律是否有价值,既不能以主体的意志、愿望和需求,又不能以法律的功能、作用、有用性为标准,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合一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1〕这一推论虽说得过去,但他在后文中说:"我们将法律价值的总概念规定为法律对社会有序性的维护和增进……"〔2〕,这就可能使法律的有用性与法律价值混淆,也不免失之狭隘。孙国华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3〕孙先生这一定义比较恰当,但他没有充分突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至于某些习惯用法如"法律价值是法律对人的意义"等,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使用才可能避免误解。在哲学史中,自然主义价值观曾经把价值简单地归结为对象的客观属性,使价值认识变成了功能分析,使价值评价变成了功能比较,最后使价值论变成了认识论。法律价值论不应该重蹈覆辙。

其次,法律价值概念也不是一个意识或理念范畴,而是一个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性质、方向和作用的范畴,或者说,是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在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依赖于主体,是主体赋予的;客观唯心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价值是事物的某种潜在的、隐蔽的意义。前者撇开了客体,使价值成为纯粹主观的东西;后者撇开了主体及其社会实践,使价值成为超验的"宇宙尺度";两者殊途同归:使价值脱离了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认识-评价-实践"。单独从法律(客体)或单独从主体的角度都难以界定法律价值,只有从主体与法律的特定关系中,从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界定法律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4〕但是严格说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法律价值关系,不完全等于主体需要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把主体替换为主体需要就难以全面反映主体性内容(如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等)以及主体在法律价值形成中的认识、评价和实践活动。法律价值包含着需要和理想的成分,这些需要和理想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的中介而对象化,形成一定的现实关系。

再次,法律价值概念比商品价值等概念更为复杂和特殊。商品价值的客体是劳动产品,商品价值的内容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价值关系中,客体与主体是确定的,商品拜物教只是这种关系的一种人为的扭曲现象。然而,作为法律价值客体的法律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属于精神客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套价值规范。因此,人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研究法律价值:一是把法律作为客体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对象;二是把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作为客体而把法律作为价值规范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工具。应当承认,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属于法律价值理论的必要内容,但是,法律价值概念是否应当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律价值概念在法律价值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逻辑起点的作用,它的根本意义在于确定人与法律的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法律如何为人服务。如果把人与法律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即人如何服从法律纳入其中,那就会使法律价值论与法律现象论搅和在一起,使作为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法律价值理论丧失应有的意义。

笔者认为,法律价值概念可界定为:法律价值,是主体通过认识、评价和法律实践促使法律适应、满足和服务于主体的内在尺度而形成的法律对主体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并不是先验的或意识领域的,而是在法律实践中主体积极地、能动地作用于法律的结果,是客观的现实。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体现并凝聚在法律中的社会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由于法律价值概念的复杂性和各种不同观念的影响以及术语上约定俗成等因素,在理解和使用"法律价值"一词上,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由于法律价值概念是对主体与法律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的概括,反映这种关系的个别方面的概念(如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目标等)和具体的价值范畴(如正义、平等、自由等),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意识活动和表现如法律价值评价、法律价值评价标准等,往往被视为从属于法律价值这一范畴的概念。因此在某些情况(如为了语言简练,或为了涵盖多重意义等)下,"法律价值"可用来表示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目标和法律价值评价标准。沈宗灵先生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概括了这种情形,他说,"法的价值"或"法律价值",从字面上讲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二是指法律本身有哪些价值,三是指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价值评价〔5〕。例如,公平既可以作为法律价值目标,也可作为法律价值标准,还可作为法律价值评价标准,有时在论述中就可以或不得不说"作为法律价值的公平"以概括不同意义上的公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价值与这些概念没有区别或可以等同,也不意味着对法律价值可以作简单化的理解;相反,"法律价值"的这种多义性和模糊性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使用各种价值术语。

其二,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忽略了价值论,而只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研究价值问题。这样,人们容易把商品价值概念与一般价值概念和法律价值概念相混淆,也可能会把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理论、商品价值的可度量性和可交换性理论套用到法学中来,而忽视了商品价值理论仅仅是价值论的经济学表现。事实上它和法律价值论一样,只是一般价值论的一个特殊领域,对我们研究一般价值理论和法律价值理论只有十分有限的方法论意义。另外,在现代英语世界,从日常生活到理论,对"价值"(value)一词的使用,可以说是既普遍又混乱,即使在法学论著中也常常见到把价值理解为"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的情形。单数形式的"Value"一词,在部门法学中一般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如"holderforvalue"〔6〕,而在法理学中往往是从哲学意义上使用的,如"valueoflaw"〔7〕。复数形式的"Values"可以表示"价值观"、"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三种意义;"Legalvalues"则可以表示"法律价值"、"法律价值观"、"法律价值的目标"和"法律价值标准"四种意义,虽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大部分可以识别,但令人感到模棱两可的情形也不少。例如,从一些汉译法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同的译者(读者)对同一词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由王献平译、郑成思校的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的《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书名把"Legalvalues"译为"法律价值",而在书中有时又译为"法律价值观",或译为"法律价值观念";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的词条"价值观"中,译者则把"Legalvalues"译为"法律价值观"。同时,在西方法学著作中,把"legalvalues"简称为"values"的情形比较常见。这一方面是为了论述的简便,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律价值与其他价值如道德价值等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这种情形(即把"法律价值"简称为"价值")在中国法学论著中也将是难以避免的。

二、法律价值的特点

法律价值的属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价值的具体的主体性,二是法律价值的客观社会性,三是法律价值的伦理性,四是法律价值与法律的主观同一性。前两个方面是一般价值的属性在法律价值上的表现,它们以具体化的形式界定了法律价值的一般属性;后两个方面则是法律价值独有的属性,反映的是作为价值现象的法律价值与作为价值规范的法律和作为价值客体的法律之间的特殊关系。

从法律价值的主体性来看,法律价值的属性是直接与主体的特点相联系的,是表现和反映着主体性(即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性)内容的。不过,这里的"主体"是法律价值主体(可简称为"价值主体"),是在法律价值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一方,而不是"法律主体"。这里的"法律"是作为法律价值关系中的客体的制度事实,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法律制度。法律主体与法律价值主体在许多场合下虽是重合的或同一的,但一般来说,法律价值主体的外延相对宽泛一些(这正是法律价值论超越法律现象论的一个特点)。不同的主体与法律结成的法律价值关系必然会具有不同的特性,以人类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人类普遍性,以民族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民族性,以阶级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阶级性,以个人为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具有个人独特性,等等,这些以价值主体的个性为转移的法律价值属性,就是法律价值的个性。任何一个价值主体的内部,在结构和规定性上都是复杂的、立体的、全面的,因而,每一价值主体的法律价值关系都具有多维性、全面性。由于法律价值关系具有价值主体的个性、多维性和全面性,它必然随着价值主体和法律及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时间上的过渡和流动,从而使法律价值具有时效性和历时性。

从法律价值的客观社会性来看,法律价值是法律及其属性在价值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所形成的为价值主体服务的效果。法律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关于如何克服法律异化的问题。法律价值论的建立就是要把法理学身上的尘埃弹掉,听从人的呼唤,发扬人的主体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价值属于主观的范畴。一方面,法律及其属性的客观性构成了法律价值的客观性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律的属性是由它的质和量的内在规定性和结构决定的,相对价值主体来说是自在的;在法律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中,法律的属性进而转化为或表现为法律价值。另一方面,价值主体及其法律需要的客观性是体现法律价值之客观性的最终形式,法律价值的客观性最终要通过价值主体的生存、发展之客观变化来表现和验证。

从法律价值的伦理性来看,法律价值的内容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一般认为,价值论起源于康德的道德哲学,正是康德的道德哲学首先提出:应当把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是目的,具有价值。从而把人提到了道德主体的地位,开了近代价值论的先河〔8〕。康德曾经把价值概念归结为道德,直到新康德主义兴起以后,才把价值概念扩大到文化现象。法律价值理论的主旨也恰恰在于,从人的需要和理想的角度研究人与法律的关系,这固然包括研究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而体现法律价值关系的应然状态的一些范畴,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等,往往也是现代道德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从法律价值的客体即法律来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一个法律体系存在于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法律至少应当包含有这些(道德)原则所提供的最起码内容。"〔9〕法律与道德之间,不仅在内容上相互吸收,而且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正如道德评价与价值评价部分重合一样,对法律和法律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往往与法律价值评价部分重合。更确切地说,对法律和法律行为的道德价值的评价是法律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法律价值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法律价值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内在标准,即转化为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的法律道德来发挥和实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价值论就是以主体性为内容的法律道德论。

从法律价值与其客体即法律的关系来看,由于统治阶级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内在尺度的对象化。而这些阶级或社会集团往往把自己的法律需要说成是全体国民一致的需要,进而把法律与以统治阶级为主体的法律价值之间的同一性夸大为法律与法律价值的同一性。但事实上,不仅"每一个历史地规定了的社会和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10〕,而且可以说每一种主体都与法律结成了特殊的价值关系,因而,我们不妨把这种被主观夸大了的同一性称为"主观同一性"。当然,这种同一性并非完全属于主观的,它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被严重地夸大了,而且这种夸大了的同一性经过国家的倡导和灌输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意识,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统治阶级的法律价值观念当作全民的、甚至是全人类的法律价值观念,并运用这种法律价值观念来评价法律。实质上,法律价值与法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法律价值的个性是绝对的。

三、法律价值与利益

在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利益关系是一种最典型、最普遍的价值关系。李德顺先生指出:"’利益’的特点、地位和作用,最集中最充分地显示了价值关系的性质。第一,利益总是现实的人(或群体、人类)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关系……第二,利益是依主体的不同而不同的……第三,利益总是主体活动的直接的、自觉的目的的基础……总之,利益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内容和主体尺度的现实表现。"〔11〕人们借助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关系同样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因而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典型形态。一方面,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主体尺度的根本性内容往往要通过法律来表现,并借助于法律转化为现实;另一方面,一切主体性和主体尺度之受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常常转化为法律尺度的制约。所谓法律尺度,主要是指体现在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中的法律的属性和主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各种利益中,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个人利益即私人利益,私人利益不仅是个人主体性的表现,它本身也是与社会利益相交叉的、构成社会利益的一个部分并由社会所决定的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普遍利益的矛盾,不可能由其中某一种利益单方面地扩大或取代来克服,只能由它们以外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发展来解决。法律价值的个性概念隐含着普遍承认各种主体的利益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并基于这种客观性和合理性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讲的’义’,外国学者们讲的所谓’正义’、’主义’,实际都是体现一定利益的主张,都是关于协调不同的利益以求得一定效益的主张。"〔12〕但是,如果推而广之,认为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法律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都能还原为利益之间的矛盾,那就失之偏颇。因为,利益关系只是价值关系的一个特殊形态,价值关系比利益关系更为广泛,主体的内在尺度并非都表现为或只表现为利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13〕

四、法律价值论与法律现象论

法律现象论和法律价值论是法理学研究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律现象论,即研究法律的存在形式、运作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是对法律尺度本身的认识和理论概括。法律价值论,即研究法律价值的性质和内容以及法律价值评价活动的过程和功能的理论,是对法律价值主体的内在尺度与法律尺度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论概括。从研究对象来看,法律现象论研究的主要是法律现象及其发展的规律,或者说是作为认识客体的法律尺度;在法律现象中,国家及其代表的统治阶级是真正的主体,自然人、法人和组织等只是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实质上就是法律控制的对象,是客体。在法律现象论中,法律是中心,是权威和统治者;个人和群体都是客体,是调整对象。然而,法律价值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与作为价值客体的法律之间的价值关系,或者说是主体尺度与法律尺度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过程;在法律价值中,个人、社会集团、社会、国家等都永远是主体。在法律价值论中,人是中心,是目的和统治者。

从理论研究的社会方向来看,法律现象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法律现象,包括说明法律的性能和发展过程等,并努力把客体尺度(社会生活的规律和条件)转化为法律尺度。它的实质性目标是探讨法律如何有效地实现其社会控制的功能,或者说是研究法律如何统治人。法律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则是确认人对法律的主导地位,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张扬人的主体性。它的实质性目标是探讨如何克服法律的异化因素,或者说是研究人如何驾驭法律使之更有效地为人服务。总之,法律现象论是要说明法律现象,而法律价值论是要说明人的法律需要。当然,法律现象与法律价值,法律现象论与法律价值论本来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譬如从法律现象的角度也可以对法律价值作出某种解释,反之亦然。把它们区别开来只是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研究法律问题。

注释:

〔1〕武步云:《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9页。

〔2〕同上书,第451页。

〔3〕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4〕乔克裕、黎晓平:《法律价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5〕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6〕参见HenryCampbellBlack,M.A.,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mpany,1979,P1391.及DavidM.Walker,TheOxfordCompanionTo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1270~1271.

〔7〕ValerieKerruish,JurisprudenceasIdeology,Routledge,1991,p1、P198.

〔8〕参阅冯景源主编:《现代西方价值观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9〕〔美〕马丁·P·戈尔丁著,齐海滨译,王炜校:《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3页。

〔10〕〔苏〕B.п.图加林诺夫著,齐友、王霁、安启念译、校:《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1〕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页。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8

成功营销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根据营销对象的特征进行营销战略和战术的组合。目前导致我国一些保险服务产品业绩不佳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是忽视保险服务的特征,经验地进行营销决策是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保险服务是一种特殊的金融产品,因此它有三重特征:服务产品特征、金融产品特征和保险产品特征。

一、保险具有的服务产品特征

产品是能够满足人们欲望和需要,并可在市场上获得的一切东西,包括物质、服务、地点、事件、经验、观念、人员等内容。相对于其它产品来说,保险产品首先是一种服务产品,因此自然带有服务产品的一些共同特征。服务产品是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无形活动和利益。这些特征影响着保险产品营销策略的选择。

(一)无形性

与物质产品不同,服务产品是无形的,顾客在购买之前看不见、听不着、嗅不出、摸不到。人们在购买彩电之前,可以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彩电,试听彩电的声音,试看彩电的画面,触摸彩电的外壳,最终购买的是自己反复挑选的那一台。人们在购买保险之前,是看不见成效的,也无法预知结果,会通过各种信息符号来判断保险的服务质量,因此保险经营者就不能像营销有形产品那样营销保险产品。用一句话来概括:营销有形的彩电产品,可以让顾客去尝试和感觉,而营销无形的保险产品,只能让顾客去联想和预测。引起顾客联想和预测的因素有保险公司的地点环境、人员素质、办公设备、广告格调、标识招牌等。

保险服务的无形性特征,给我们提供两点营销方面的启示:第一是用符号化无形为有形。美国一些保险公司,就是用广告传播有形符号,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形象,如全美保险公司(AllState)的舒心服务,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的可靠服务,国家农场保险公司(StmeFarm)的亲切服务。第二是关注顾客的主观价值判断。有形产品质量一般可以通过客观手段检测出来,但是无形的保险服务质量只能通过顾客的主观评价确定,这就要求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恰好与顾客关注的价值相吻合,否则花费昂贵成本提供的服务可能令顾客不屑一顾。就如同你去钓鱼,把自己喜欢的冰淇淋挂在了鱼钩上,而鱼喜欢吃的是蚯蚓,自然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二)现场性

与物质产品不同,服务产品是当着顾客的面进行现场生产,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作为有形产品的彩电生产出来后,放人仓库,随后运到商场销售,最后消费。保险公司虽可以在销售之前对保险产品进行周密的规划,但是现实服务产品的出现恰恰在服务过程之中,营销人员与顾客共在现场,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这就使保险服务与其他服务一样,具有产品的易消失性和服务的直接接触性。因此,保险经营者与顾客现场的相互作用是服务营销的一个重要特征。

保险服务的现场性,要求营销在两方面与其相适应:第一,产品的易消失性,要求保险经营者善于把握营销时机和供求平衡。例如,“非典”时期推出的“非典险”,必须及时地售出,否则前期已经进行的投入就难以收回。同时也不能让顾客想买而买不到,因为余下的潜在产品无法储存,“非典”时期一过,“非典险”基本会处于停产停售的状态。第二,服务的直接接触性,要求保险公司善用关系营销方法,使员工竭诚地为保户服务。一位彩电流水线上的督导员脾气坏,可能与顾客最终体验到的服务质量无关。但是,一位缺乏耐心的保险营销人员就会直接影响顾客感受到的保险服务水平。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司对营销人员实行科学化管理,构建企业的学习型组织,给员工以成就感和事业感,提供合理的薪金报酬。

(三)差异性

与物质产品不同,服务产品是由不同的营销人员、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向不同的顾客提供的,因此就必然带来服务产品的巨大差异性。作为物质产品的彩电,是通过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质量一致,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不出现问题,消费者感受到的某一个品牌和规格的彩电质量是一样的。保险产品则不然,同样一个险种,由不同的公司推出,不同的人去营销,在不同的地区和时间向不同的顾客营销,会有不同的服务质量。

保险服务的差异性,对保险服务营销提出了规范化和服务质量控制的要求。营销教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认为,对服务质量控制一般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投资于优秀人才选拔和培训,第二步是将服务过程标准化,第三步是追踪顾客的满意反馈,及时进行调整。减少服务差异副作用的另一个方法是,提供适当的服务保证,并监督营销人员实现所做出的保证。

二、保险具有的金融产品特征

与其它服务产品相比,保险产品是一种金融产品,因此必然有金融产品的一些共同特征。金融营销专家亚瑟·梅丹(ArthurMeidan)认为,金融服务产品是金融机构运用货币交易手段融通有价物品向金融活动参与者和顾客提供的共同受益、获取满足的活动。这些金融产品的共同特征也会对保险营销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大多数金融文献是用服务的一般特征来说明金融服务的特征,显然这远远不能为金融和保险营销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在保险营销中,研究金融产品的共同特征是十分重要的。

(一)金融性

金融服务与其他服务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金融性。餐饮服务提供餐饮,娱乐服务提供娱乐,修理服务提供维修,而金融服务提供金融产品,体现为钱或财富的保值与增值,业务内容包括现金保管、现金提取、货币转账、保险产品、抵押贷款等。他比一般的餐饮、娱乐、维修等服务,有着更强的技术性、信息不对称性和顾客的重视性。消费者不像了解洗发水那样了解金融产品,但“消费者从这些服务功能中获得的满足远远大于他们从物品所有权中获得的满足”。“‘因此,金融和保险产品的营销需要建立与其它服务不同的流程,需要对顾客更加耐心和反复提供服务,其中会有一些服务没有达成交易,这也是金融和保险营销的正常现象,因为金融和保险产品启动市场的时间会长于其它服务产品,顾客对金融产品的认知过程要大大长于一顿晚餐。

(二)持续性

与其它服务相比,金融服务体现了金融企业与顾客之间的长期固定关系,大多是一种持续的服务行为。人们去剧场看一场演出,去理发馆剪一次头发,去饭店享用一次美餐,大多是随机性的,没有长期契约关系,提供的服务也是一次性的,更是间断性的。金融服务则不然,金融企业一旦与顾客形成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就天然地形成长期契约或是会员的关系,金融企业为顾客提供的是持续的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

金融服务对象的固定化和持续性,使相应的营销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完备的顾客信息资料做好三件事:一是与顾客保持密切和良好的关系,不断培养忠诚性顾客;二是对已有的顾客群体进行市场细分,为其提供有良好营销前景的保险产品;三是为一些大客户提供定制产品,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三)风险性

与其它服务相比,金融服务对买卖双方都存在较大的风险性。人们去剧场看了一场不满意的演出,去餐馆吃了一顿不可口的饭菜,去理发店理了一个失望的发型,大不了损失的是一场演出、一顿饭和一个发型,但是一次金融服务的选择失误,就可能使巨资失之交臂,也有可能使服务享受者倾家荡产。金融企业在服务中也存在着比其它服务企业更大的风险,进行科学的成本和交易核算,避免和化解金融服务风险异常重要。

保险服务的金融风险性更为突出,因此保险公司在营销活动中必须一身兼二任:既要为顾客化解风险,为其实现尽可能大的利益,又要避免自己陷入风险的泥潭。其方法是由经验性决策过渡为科学性决策,由险种的价格竞争扩展至整体营销组合的竞争,由互相模仿的营销招数较量转变为营销定位的差异化,最终实现保险公司和顾客的双赢。相反,一方盈利的增加建立在另一方利润损失的基础上,就不是成功的营销。

三、保险具有的保险产品特征

金融产品有共性特征,但每一种金融产品也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对于保险营销来说,仅了解服务的一般特点不够,了解了金融服务的特点也不够,还必须研究保险产品的个性特征,否则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营销规划方案。

(一)保障性

银行主要提供获取现金、资产保管、货币转移、延期支付和金融顾问等方面的服务。与其不同,保险的目的主要在于提供保障和投资,而提供保障是其主要功能。因此风险是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保险需求产生的原因。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依保险营销专家的分析,社会、自然、技术三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风险。社会因素导致的风险有盗窃、纵火、暴力、骚乱、绑架和失业等,自然因素导致的风险有水灾、风灾、雪灾、雹灾、雷灾和震灾等,技术因素导致的风险有火灾、爆炸、污染、辐射、传染、撞击等。保险的功能不是避免这些灾害发生的咒语,而是在这些灾害发生时使损失降低的措施,保障受灾人摆脱困境。

保险市场的需求规模和结构受人们对风险、灾害发生的判断,以及保险产品价格成本的影响。从营销角度讲,保险公司销售的是一种保障,一种安全感。这种保障和安全感,使保险产品的售前服务变得非常重要,使保险产品的价格富有弹性,使保险产品的销售难度比其他金融产品更大,更需要营销过程和服务过程的系统性。

(二)延后性

对于大多数金融服务来说,顾客购买后立即可以感受到相应的服务回报,例如现金存到银行里,顾客马上就获得利息,同时也有了安全感。虽然保险合同签订时就表明交易的达成,从理论上保险公司的服务业已经开始,但是顾客真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服务是在未来,并且是在风险发生的时候。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就是“养险千日,用险一时”。

保险产品的这种延后性,使顾客购买的是未来可能的服务,保险公司将在未来风险发生时提供具体的核心服务。这就使保险营销过程必须建立在长期战略和良好信誉的基础上。前者要求保险公司不能为了争抢顾客而采取低于成本的价格竞争战术,否则会导致未来没有能力提供事前承诺的服务,换一句话说,今天良好的保险经营业绩有可能恰恰是明天公司关门倒闭的“定时炸弹”。实际上,一个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不是争抢保单的能力,而是在顾客需要服务时理赔付现的能力。同时,顾客决定花钱购买一个未来看不到的东西,晶牌信誉非常重要。保险公司竞相花费巨资在媒体狂打一些口号性广告,至多会提升知名度,但不会增加多少美誉度,更不会培育顾客的忠诚度。实际上,广告费的过多投入是对理赔能力的削弱,最终会导致顾客不满意。晶牌信誉提升的基础是顾客满意。顾客满意是使顾客享受保险服务时的收益大于它的期望。保险产品的延后性,使顾客的满意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判断,因为保险营销的核心不是卖出保险,而是体现在一个长期的服务过程。

(三)差异性

许多金融产品的差异性不是十分明显,常常是推出一个产品卖给许多人,银行服务也是坐店等客。但是保险产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生活中有千难万险,保险产品也可以有千变万化,不同的顾客极有可能购买不同的保险产品组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险种依需求而定。我们不妨列举几例:电视剧《神探俏娃》主演华科拉茜为她的小翘鼻子投保7.5万美元,英国明星沙曼杰·芙克丝为自己91厘米的胸围投保37万美元,明星伊丽莎白·泰勒为自己一双紫蓝色眼睛投保100万美元,钢琴家克莱德曼为双手投保50万美元,著名小号手密利斯·杰维斯为双唇投保50万美元。

保险产品的差异性,要求保险公司推出丰富而又灵活的产品,在提供共同性产品同时,还必须设计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同时,保险产品的差异性加大了技术性,需要营销人员对顾客进行详尽、细致和耐心的说明,使一对一营销方式成为保险营销的最重要方式。保险营销人员常常不像银行职员那样在分公司或是储蓄所为顾客服务,而是在流动场所分别为顾客服务,他们不仅是保险服务产品的生产者,也是销售者,更是服务者,几乎成为保险公司品牌和产品品牌的唯一标志,因此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保险营销(不是推销)队伍非常重要。

总之,产品特征影响甚至决定营销策略。保险具有服务、金融和保险本身三方面的特征,我们还需要对保险的三重特征进一步地研究和分析,找到更为切实可行的营销方法。这是应对激烈保险市场竞争的重要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9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Cartner公司提出了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RelationManagement,CRM)的概念,该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高度重视。Gartner公司对这一概念所下的基本定义是:利用计算机及网络等数据处理与传输技术,搜集处理与客户相关的信息并加以分配与利用,以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或战略目标。可以说,CRM理念的出现是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剩或相对过剩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这样,短缺经济时代“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必然被“需求创造供给”的观点所取代;在市场营销领域,“客户中心论”也必然会取代“产品中心论”。

保险业作为一项提供服务的产业,它能够将多个微观主体的不确定性集中起来使其整体具有较好的确定性。显然整体的确定性与投保主体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即投保主体数量越大整体确定性越好,反之则确定性越差。就某一具体保险公司而言,保户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推出的保险产品的市场吸引力、该公司的市场形象及营销能力等,而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客户关系管理得到提升。同时,保险公司通过客户关系管理还可以降低保险市场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总之,通过客户关系管理可以使保险公司达到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经营业绩之效果,而这两者都能提升保险公司的价值。

一、CRM:重构保险公司价值链

价值链描述的是一系列连接公司的供应方和需求方的价值增值活动,通过分析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公司管理者能够重新设计他们的内外部程序以求效率和效能的提高。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按照传统理解其价值链可简单描述为:研究并开发保险产品、产品宣传、销售产品、理赔与资本运营等。然而,这种理解无疑是不够全面的,正如美国著名战略管理专家Jeffrey.F.Rayport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每个企业都同时在两个领域展开竞争,一个是可见的物质世界,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勿庸置疑,对于竞争十分激烈的保险业,与客户相关的信息理应成为信息领域竞争的重点。

传统的价值链模型将信息看作价值增值过程的辅助成分而非价值本身的源泉。今天信息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战略管理专家提出了利用信息(其中客户信息是最重要的)创造价值的虚拟价值链的概念,这条虚拟价值链由五个环节组成:收集、组织、挑选、合成、分配信息。物质领域的传统价值链与信息领域的虚拟价值链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从而使传统的价值链模型衍变为价值矩阵模型。由于与企业相关的信息复杂多样,本文仅分析CRM对保险公司价值创新的重要作用。

1.保险产品是一种金融产品,但它与物质商品一样只有符合客户需要才会有市场。广泛收集客户的需求信息,才能够让保险公司有效开发出富有市场需求的产品。我们知道,就某一类型的保单而言,其销量越大,则保险公司获得稳定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大,要研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保险产品,首要的问题是要了解客户的需求。保险公司通过客户关系管理可以有效了解客户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为其研发的产品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从而保证能在承担的风险变小的情况下取得更高的收益,保险公司通过CRM所取得的这一效应可被称为客户关系管理的规模效应。通过客户关系管理,保险公司在产品研发阶段可取得的另一优势可被称为“柔性制造效应”,这是指保险公司通过CRM,深入了解客户的保险需求,为某些客户量体裁衣地开发保险产品,这些保险产品一般销量不大,因而保险公司为该产品承担的风险较高,根据“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保险公司索要的保费也相应较高,所以这类产品也可能成为保险公司利润的源泉。但一般而言,保险公司开发此类产品,其主要动机并非从利润角度出发,而是为了在客户心中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以便为公司的主导产品开拓市场。

2.就保险产品的营销而言,CRM通过计算机与网络等技术在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通过CRM系统,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网络广泛宣传自己的产品,让客户认知、了解并最终接受它们的产品;通过CRM系统与电子商务系统的结合,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销售它们的产品。不难理解,网络销售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有着比物质商品领域更大的优势,因为它们不涉及物流等通过网络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网络本身受地域范围的限制较小,所以通过CRM与电子商务系统的融合,保险公司可以实现新的范围经济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

3.在保单的理赔阶段,CRM可以帮助保险公司做到迅速、准确。通过客户关系管理,保险公司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了解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对保险责任进行准确的界定,从而使理赔工作能迅速准确地进行。这样客户的满意度会得到提高,保险公司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也会因此得以提升。

4.一般而言,CRM系统并不能直接改善保险公司的资本运营,但由于通过CRM,保险公司能够取得较为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能增强保险公司资本运营的计划性,提高资本运营效益;而保险公司资本运营效益的提高,又使保险公司有了更大的降低保费的空间,有利于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在投资型险种逐步成为保险公司主导险种的今天,资本运营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保险公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决定着它们在市场上的得失成败。

二、CRM:实现保险公司在混业背景下的战略协同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史上发生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二是以日本金融大爆炸、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等为标志的金融混业的形成。目前我国仍然坚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的制度,但无论是从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分散风险和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出发,我国金融业必然要走混业经营的道路。其实,在我国金融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试点,如比较有名的“光大集团模式”,实质上就是一个在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互相协作的混业经营模式。

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价值并不等于公司各独立组成部分的简单加总。公司在进行多元化经营决策时应追求“2+2=5”的协同效应。公司实现协同效应的途径总的来说有两条:一是通过物质资源公司可实行前向或后向整合战略,在供销渠道上获得协同效应,也可以利用物质资源在生产中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协同效应;二是通过无形资源追求协同效应。日本战略管理专家伊丹广之在他的著作《启动隐形资产》中指出,隐形资产是一种无形资源,它可能是技术专长、商标、顾客认同度,也可能是一种增强员工凝聚力的企业文化。伊丹广之认为,只有隐形资产才真正是公司独有的用之不竭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因为从公司某一部分发展起来的隐形资产在被用于其它局部时,并不会被消耗掉,而且还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实现良性循环的局面。

在我国金融业逐步实现混业经营的背景下,追求多元化经营的协同效应是每一个金融企业的必然选择。以银行业与保险业混业经营为例,要实现协同效应,一种方式是通过共用物质资源来实现,如保险业利用银行业布局广泛的营业网点为其提供代收保费业务等,但依靠这种方式实现的协同效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不能培育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种实现协同的方式是利用企业的无形资源。

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它们通过向客户提供服务获取利润,客户就是它们的最为重要的资源,正如美国客户服务专家安妮。琳达告诫企业经营者们时所说的那样:“对任何企业而言,客户永远是最重要的;他们不依赖于我们,而我们却得依赖他们;他们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他们是企业的命根子,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失去客户,我们只有关门的份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良好的客户关系与优良的客户管理能力是它们利润的源泉,也是它们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从我国金融业目前的状态来看,银行业与保险业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由于我国的保险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进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因此其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要滞后于银行业。我国的银行业在长期的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客户关系资源,拥有充足的客户信息。一旦银行业与保险业混业经营,保险业可以充分利用银行业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它们的客户资源,从而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在混业背景下,银行业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对保险业的促进至少可以通过以下途径:(1)在银行客户资料库中寻找潜在客户,分析他们的保险需求,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以扩大自己的利润源泉;(2)借助银行在广大客户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保险公司及保险产品的客户信用度,改善保险公司的市场形象,提高其营销能力;(3)通过客户信息资源共享和联合营销,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等。同时,保险业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进步也会对银行业产生促进作用,如银行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信息了解客户的诚信状况,从而降低其信贷风险等。

三、全面推进保险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

推进客户关系管理、实现价值创新是摆在保险公司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理念和技术这两个层面出发。

1.就理念层面而言,我们需要从本质上认识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初才由Gartner公司提出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客户关系管理的实践却早已存在,它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必然选择。买方市场的根本特征是产品或劳务生产的相对过剩,以此为背景,销售必然代替生产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处理好与客户间的关系则是解决企业销售问题的中心环节。Gartner公司在对客户关系管理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时,着重强调了技术因素,可以说以这种方式界定的客户关系管理是狭义的,我们应当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概念。惟有如此,才有利于我国的保险公司广泛树立客户关系管理的理念,积极探索客户关系管理的实践。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客户关系管理的技术因素,就会使那些暂时还不具备利用网络和计算机软件管理客户关系的保险公司在实践中停滞不前。那么广义的客户关系管理应当如何界定呢?

客户关系管理的本质内容由客户关系管理所依据的理念、基本手段、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构成。(1)CRM所依据的基本理念:客户中心论;(2)基本手段:了解、收集、处理和运用与客户相关的各种信息;(3)中间目标:保留老客户、开拓潜在客户、拓展市场、提高客户满意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4)最终目标:实现企业效益(或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根据以上理解,保险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既可用现代方式(即Gartner公司所定义的方式)来实现,也可利用传统方式来实现。保险公司实现客户关系管理的传统手段包括:(1)客户分析;(2)客户访问;(3)客户调查;(4)保单跟踪;(5)及时准确理赔;(6)纠纷处理;(7)客户关怀等。由于一般保险公司都有较多的基层营销网点,它们以上述传统方式进行客户关系管理,首先是不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其次也可以说这种方式是以现代方式实现客户关系管理的基础。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保险产品;产品价值;保险契约;保险服务;保险创新

保险产品的经验质量特性,决定了保险产品的质量是通过消费者从购买、消费这两个过程中的体验来判断的,客户对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以及各个环节的服务满意与否,直接影响到对保险公司诚信的评价。在实践中,保险公司诚信与客户的满意程度呈高度的正相关性,而客户满意是以客户需求的满足为标准的,保险需求的满足归根结底取决于保险产品(服务)的价值。保险产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障性、收益性、服务性、安全性、社会性。

一、保险产品价值的相对性

(一)与可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值比较

保险产品是一种金融产品,其价值是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而言的。任何金融产品都只具有相对价值优势,即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保障性等方面,有着某种独特的相对优势,否则,其他金融产品就无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了。如果一种金融产品具有的独特性越突出、不可替代性越强,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的价值就越高。

保险产品的价值既相对于同业间具有可比性的保险产品,又相对于金融行业(如银行、证券等)有着可替代性的金融产品。保险产品的基本功能是保障性,这种独特的相对价值优势,是保险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许多保险产品(特别是寿险和投资理财产品)还集保障、储蓄或投资功能于一体,可为客户提供一定的收益回报,进而增大保险产品的整体价值。虽然寿险产品与银行、证券等金融产品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消费者也习惯于比较各自的收益,进而做出购买的选择,但寿险产品一般期限都较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短期金融投资工具的再投资风险,获得相对稳定的长期收益,因而在价值创造上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反之,如果一种保险产品不具有相对其他金融产品的优势,其价值就低。尽管保险产品在风险保障(转嫁和分散风险)方面有着其他金融产品难以替代的价值优势,但对于各种巨灾风险,保险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如果保险产品不具有经济性和效率性,人们也可能不购买保险。目前国内寿险业退保率高,成为影响寿险业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据《中国保险业发展蓝皮书(2004—2005)》显示,2005年全国人身保险退保金高达486.9亿元,同比增长56.18%,其中分红险占比为62.75%,同比增长99.04%。导致寿险业务大量退保的原因,既有公司经营不规范,也有不少销售人员在佣金等利益驱使下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所致。营销人员为追求个人利益误导客户固然违背职业道德,但归根结底是一些寿险产品的产品定位和客户需求不相适应,不能为客户创造相对价值优势,保险产品价值低是消费者选择“用脚投票”的根本原因。

(二)保险产品价值与获得成本的比较

投保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公司的产品(服务)需要一定成本,这种成本既有可用货币衡量的有形成本,还有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无形成本,包括购买保险及获得保险赔付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成本,以及保险赔付具有的不确定性成本。

保险产品的获得成本越低,其相对价值就越高。保险产品的获得成本主要由两类成本决定:

1.保险产品价格。尽管不同种类的保险产品定价方式不同,其价格构成也互有差别,但从理论上大致可包括:体现风险价格的纯费率;稳定经营和获取正常利润的风险附加费率;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成本的附加费用率。通常,保险产品以“纯保费附加保费”的形式定价。对应预期损失的部分称作纯保费,它是由保险标的损失率决定的风险价格,理论上纯费率部分正好能够补偿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它取之于投保人、用之于被保险人(收益人),终将全部返还给全体投保者。对应保险公司营运成本的附加保费则不同,对投保人来说,附加保费是由其支付的保险产品的获得成本,附加保费越少,意味着保险产品越便宜,投保人的购买成本就越低。

2.保险契约成本。这部分成本主要是指由投保人(被保险人)为订立和执行保险合同所支付的、除保险产品价格以外的成本,它包括签订保单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保险契约的维护成本、保险合同的执行成本等。

市场交易的契约成本包括寻找成本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监督和实施成本,交易双方各自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投保人(被保险人)必须承担的保险契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契约维持成本、合同执行成本。这些成本的构成中,还包括由于保险服务的不稳定性和理赔结果的不确定性,给保户造成的损失和为此付出的代价。

保险人和消费者所支付的保险契约成本部分是可以互相转嫁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从承保到理赔的各种服务越细致周到,付出的代价就会越高,但保险公司提供服务越到位,保户就越容易享受到各种保险服务,因而获得保险保障的成本就越低。反之就会加大投保者的成本支出。

(三)不同消费主体间保险产品价值的比较

虽然价值创造具有客观性标准,但对每一个保险消费者而言,保险产品和服务为其产生的效用满足,却是因人而异的。消费者在保险产品的价值判断上,有着明显的主观性。不同的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消费偏好不同,其风险意识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不同,因而对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进而影响对金融产品的选择和购买行为。如冒险型的人偏好自担风险,在投资活动中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而避险型的人更倾向于将风险进行转嫁,更加看重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影响和改变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消费偏好,也是需要成本的。

上述决定保险产品价值的各种因素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例如,保险产品的可得成本越低,其相对价值就会越高;保险产品的相对价值越高,就越容易引导保险消费需求,改变消费者的保险消费偏好,形成保险消费选择的“锁定”,进而降低保险产品的获得成本。

二、保险产品价值创造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一)创新是保险产品价值创造的主要方式

保险产品(包括服务)创新通过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努力在产品价值上创造出相对优势,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推动业务发展。保险产品创新的核心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它是保险产品价值创造的主要方式。

保险产品创新应以满足保险市场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为目标。一般而言,满足保险市场需求的途径大致有三种:第一,发现新的保险市场需求,并且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满足这种保险需求;第二,虽然保险市场需求已被揭示,但还未完全满足(市场未饱和),设法进一步满足市场的潜在需求;第三,向现有保险市场提供更加价廉质优的保险产品和服务,采取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更有效率的组织管理方式,更便利的销售方式和渠道等措施,促使产品和服务升级,替代已有的保险产品。只有通过保险产品(服务)创新,使保险公司从经营理念、组织效率、管理水平、员工行为等方面表现出差异,才能更好地满足保险市场需求,为客户创造出相对价值优势。保险产品创新活动并不仅限于开发新产品,如果保险公司对保险服务方式、业务管理模式、产品销售渠道的改进,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同样也是产品创新活动。

(二)保险产品价值创造的途径

1.拓展新的保险服务领域。保险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和服务领域,能够满足新的保险市场需求,保险产品的相对价值就越大。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保险业要坚持以人为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局服务,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服务,加强保险产品(服务)创新,提高保险覆盖面,积极发展社会和人民急需的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努力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

2.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创新必须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设计真正满足客户需要的保险产品,依靠真诚、透明、便利、快捷的优质服务,赢得客户和市场。但是,客户真正的保险需求是什么?如何发现和认识千差万别的不同客户需求?要求保险公司必须熟悉市场,深入细致地分析不同客户群体的风险特点和保险需求的差异,才能找准其真实的保险需求。

例如,我国每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多达1亿左右,这些人员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但得到的经济保障很不充分。对这些群体不仅需要增强其保险意识,正确引导保险消费行为,更需要保险公司开发出真正符合农民工保障需求的保险产品,做到保险责任适度、保险费率适宜、保险条款通俗易懂,并且使其能够获得便捷的保险服务。

3.改善保险服务。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本质上是对保险标的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系列服务。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仅是向消费者销售保单,以及保险事故发生(或约定的保险事件出现)时向被保险人及其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而应该是围绕所承保的风险,为客户提供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服务,尽可能使客户满意,从而使客户对购买的保险既觉得放心、安心,又感到省心、舒心。

服务活动区别于有形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服务的不稳定性,这也是服务的最主要属性,成为影响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服务的不稳定性越大,服务的质量就越差,客户将支付更高的服务成本,服务的价值就越低,降低服务的不稳定性是提升服务价值的关键。外在不稳定性来自于市场,并且受市场竞争的驱动,可以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和强化公司的竞争优势加以解决;内在不稳定性则主要来自组织自身方面,如组织结构或管理程序、服务标准和服务过程的设计等,解决内在不稳定性则要靠优化组织设计,将影响服务质量的各种不确定性减到最小。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按照专业性、规范性、透明性的要求,增强服务的稳定性,提升保险产品的服务价值。

4.优化保险销售渠道。保险销售渠道对保险交易成本和保险产品的价值决定有着重要作用。保险销售渠道优化的标准主要有:可信性,能够增强客户群体对保险产品的认同和对公司的信任感,进而对渠道网络有越来越强的依赖性;便利性,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客户所需要的各种服务;经济性,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销售,进而以低成本优势扩大业务规模,产生尽可能大的规模效益,为客户带来更多的实惠和利益。

销售渠道优化的结果,会增强客户对保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信任与依赖,产生业务渠道和客户群体的“锁定”效应。但在业务渠道拓展上,应避免借助行政手段“搭车”销售,由于这种方式属违背投保自愿原则的强买强卖,损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是与销售渠道优化相背离的。一方面,行政手段对销售渠道的垄断,投保者难以真正了解和熟悉保险产品,也很难享受应有的保险服务,不利于提高消费者的保险意识,进而对保险缺乏信任和认同;另一方面,还容易造成保险公司对行政手段的依赖,不围绕客户做文章,而是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争夺业务渠道上,引发违法违规的恶性竞争,其结果会使保险产品的价值大打折扣。

5.改进业务经营模式。随着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融业务相互交叉、渗透,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突破传统保险业务界限,各种衍生保险服务日新月异。保险公司的业务类型大致分为三类:即保险型业务、资产管理型业务和保险管理服务型(ASO)业务。传统的保险型业务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风险(包括损失率风险),包括各种直接保险、再保险等。资产管理型业务是保险公司以信托方式对客户资产进行投资管理,保险公司承担一定的利率风险,但没有损失率风险,如企业年金业务等。保险管理型业务是保险公司对客户的自保计划提供理赔、核保等日常管理服务,保险公司只收取服务费,不承担损失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业务类型的变化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就是要从客户风险管理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价值链中,找到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优势。

6.注重保险品牌价值。保险品牌包括保险公司的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和服务品牌,这些品牌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保险品牌价值是一种专用性投资,它可以减少信息费用,引导消费偏好,降低服务的不稳定性,影响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价值判断。保险品牌的社会认知度越高,保险产品的价值就越大。保险公司可以从增强公司实力(包括资本金、偿付能力、机构网络、信用评级、广告宣传、以及营业场所等资产);提高高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营销服务人员的素质;规范经营管理行为等方面,创建保险品牌和提升品牌价值。

7.增强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我国保险市场很不成熟,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特别是保险意识不强,对保险原理、经营原则和主要险种及其性质、保障范围、基本条款等方面知之甚少,对保险功能与作用的认识非常片面,影响了人们对保险产品价值的认识和评价。

要使消费者树立正确的保险意识,使保险的基本原理、主要条款和基本规则成为人们的“共同知识”,需要对社会公众进行保险教育,加强保险宣传和普及保险消费知识。保险宣传既要有各种媒体的面上宣传,改善保险企业公共关系,扩大保险社会影响,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又要有针对具体险种的深入宣传,使老百姓能够深入、具体地认识和感受到保险的作用,进而产生相应的保险需求和促成购买行为。

8.推进保险条款通俗化。保险条款通俗化的目的是便于投保者正确理解保险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各自应尽的职责、注意事项和程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减少投保过程中的信息成本,以及投保后因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纠纷。保险条款通俗化是为了解决保险条款在结构和表述上可能存在的晦涩难懂问题,它是相对于特定消费群体的理解能力和消费习惯而言的,没有一概而论的绝对标准。保险条款既不能相对于消费者而言过于专业化,也不是越直白和口语化越好。保险条款通俗化不能等同于简单化,更不能将通俗化变成了庸俗化。比如,涉外保险的投保对象大多对世界保险市场比较熟悉,对国外主要险种的条款和做法比较了解,因而在险种设计和条款制定上需要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才能被投保者认可和接受。但是,对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相关专业知识缺乏的农民群体,保险条款就不宜过于复杂,尽量避免使用晦涩专业术语,使保险产品易于宣传,易于推广,易于管理。保险条款通俗化应针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险种,根据特定消费群体的知识、文化、职业、习俗等方面的特点,使条款的通俗性切合消费者的实际。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克,弗鲁博顿等.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