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生态文明的定义

马塞尔•莫斯在其所著《论技术、记忆与文明》(Techniques，TechnologyandCivilization)一书中对文明有专篇论述，他把文明看作是“一种超社会体系”，他指出，哲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家对文明有不同的认知。有的人将文明视为一个完美的国家形态，有的认为人类文明是抽象的、未来的，有的则把西方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4］。上述文明的解释，主要聚焦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特征，把文明看作是人类社会从原始、蒙昧、野蛮时代脱胎而出的后原始社会的都市和国家的文化形态。不过，在现实社会中通常所说的文明，大多与文明的古典意义相去甚远。例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提高全民的文明素质”、“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等等，就是不同于古典文明定义的现代文明概念。如果从现实社会对文明概念的应用来看，笔者以为，理解文明大概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文明已经不再被完全视为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唯一的特定的典型文化，而是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在不同的时空中形成、更替的具有不同性质的典型的文化。其二，文明不是一个绝对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的概念，文明可以随着社会进化而新生，也可以随着社会进化而颠覆、消亡和取代。其三，文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野蛮”、“原始”、“落后”、“封闭”、“愚昧”等的概念。其四，文明并非是大国家大民族或先进国家先进民族的“专利”，文明具有多样性，既有纵向的多样性，还有横向的多样性。各种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关系。其五，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文明被赋予了更多的世俗性，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应用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5］。那么，什么是生态文明呢?人类生态学者周鸿在《走进生态文明》一书中是这样定义和解释生态文明的:“生态文明是创造新的生态文化与环境协同共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阶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阶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人类高级文明。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与支撑文明的环境高度和谐的文明，是高效的循环经济、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在生态文明社会，人人享有生态民主、生态福利、生态公正、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社会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6］周鸿定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文明形态”、“人类高级文明”和各种因素和谐统一的“新型社会”。周鸿的定义代表了许多学者的看法，目前社会提倡的生态文明，所指的多半就是这种理想的后工业社会的高度和谐、公正、安全、可持续的文明。周鸿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义，乃是对工业社会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生态文明观，是一种前瞻性的生态文明观。然而问题在于，生态文明是否完全是以往历史的“摒去”和未来社会的“创造”?不然。以人类学的观点观之，文化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适应、探索、创造、积累、传承的过程，是动态流变的事像;文化如此，文明自然也如此，作为人类文明组成部分的生态文明当然也无例外，它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源远流长。也即生态文明并非当代的发明，也不是后工业时代的专利，而是古已有之。有学者就认为:“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是生态文明。”［7］在大约300万年漫长的石器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狩猎采集经济里，在数千年青铜和铁器时代人类发明创造的农耕、畜牧、渔捞等生活方式中，就蕴含着丰富多样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在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不断地起源、生长、传承、演变和发展，周而复始，衍生进化，成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说生态文明，还需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而从人类学的角度考虑，笔者以为生态文明可作如下定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典型的文化生态体系。

前工业社会的生态文明

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Steward)认为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形成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世界几大古代文明虽然发生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然而都经历了大致类似的发展阶段，那就是狩猎采集期、初期农耕期、形成期、地方开花期和征服期。人类随着农耕的开始而定居，生产剩余，人口增长，出现了制陶和纺织，由于财富的积累而产生贫富差距，形成了社会阶层，促进了职业分化，权利逐渐集中，都市随之形成［2］。世界文明的发展有阶段可寻，生态文明同样有多种演化形态。下文将对前工业社会的几类生态文明作一番简略的回顾，以加深我们对生态文明较为全面的理解。在古典进化论者和文化中心主义者看来，前工业社会和所谓“未开化社会”是没有文明和生态文明可言的。然而人类学者的看法却大不一样，先不说农耕社会，就说采集狩猎社会。采集狩猎民巢居穴处，茹毛饮血，赤身裸体，原始野蛮，生存状态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由于不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食物直接从大自然掠夺、攫取，严重破坏自然，生存艰难而寿命极短———这曾经是人们对采集狩猎部落社会深信不疑的看法。然而这一近乎“天经地义”的观点却在三十多年前被人类学家彻底颠覆。1965年，75位人类学家齐聚芝加哥，参加以“狩猎民”为题的研讨会。他们仔细检阅了当时对全球尚存的部落觅食者或狩猎采集者的研究结果，揭示出的事实表明他们生活稳定，满足于现状而且生态合理。部落觅食者一直控制着自然资源，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具有较长寿命，同时，他们能使自己的需求维持在一定水平，这些需要能在不危害环境的前提下充分而持久地得到满足。马歇尔•萨林斯把这种文化称之为“原初的丰裕社会”。在研讨会结束时，与会者一致认为，狩猎生活方式占了人类文化跨度的99%，是目前人类已经获取的最为成功和持久的适应［8］。所谓“原初的丰裕社会”之说，当然不可能覆盖所有的采集狩猎民族的所有生活状况，不过却不失为真知灼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许多田野资料也能支持此说。在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组织进行调查并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就不乏独龙族、布朗族、景颇族、拉祜族、佤族、黎族等民族丰富的采集狩猎生活的记录。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云南西南山地民族的田野调查，以及90年代杨六金对芒人的调查等都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9］［10］。过去许多山地民族的肉食来源主要依赖狩猎，“吃野味”可谓家常便饭，采集食物的种类多达数百种，其丰富的程度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采集狩猎社会为什么大都能够保持丰裕的状况?实行有效的适应策略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他们的适应即使不算是“目前人类已经获取的最为成功和持久的适应”，也可以称之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比较“成功和持久的适应”。大量研究业已说明，采集狩猎民具有异常敏感的万物有灵观念，对于大自然极度地敬畏，视动植物为共生的生命体，在获取植物或动物的同时，他们会产生内疚和负罪感，面对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和灾害，会联想和自省自身的行为，而且频繁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借以洗赎采集狩猎、残害动植物生命的“罪恶”。他们是人类迄今为止动植物知识最为丰富的群体，他们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而为了实现持续的利用和生存，他们取之有节，用之有度。他们经常迁徙，分散居住，均衡地利用资源。他们集体从事生计活动，平均分配食物，不过多获取和保存，不私占资源，没有贫富之分，权利均等，社会公平。因此，一向被认为“尚未跨出原始社会门栏”的采集狩猎民，其实是最亲近自然的具有朴素的生态文明的人类。

学者们通常认为，火耕经济是采集狩猎进化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火耕经济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一个大的飞跃”，它使得所谓“人类单纯地向大自然‘攫取’、‘掠夺’转变为依赖自然的食物生产”。的确，火耕农业实现了植物的驯化和栽培，并由此带来了人类经验、知识和技术等的一系列的变化和革命，同时开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纪元。千百年来火耕经济曾经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火耕经济在西方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有人指责它是“纵火的犯罪行径”，有人说它是“一种破坏性的不道德的行为”，还有人对其深恶痛绝，视其为“堕落”［11］49。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原先“狠抓阶级斗争”的国家政策短期内就被“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所取代，人们从梦魇中醒来，开始把目光转向经济、生态和资源，突然注意到西南山地居然还盛行着“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于是大为震惊，结果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烈争议。说“争议”，其实是一边倒的讨伐之声，和60年代的西方一样，对火耕进行“原始”、“落后”的指责并要求“立即禁止”、“坚决取缔”的呼声组成了反对火耕的“大合唱”。在大合唱的强音中，自然也有与之不相协调的挑战、争议之声，不过极其稀少，笔者即为当时持不同意见的“另类”［12］［13］。上文说过，三十多年前人类学者们曾聚在一起，颠覆传统观点，为采集狩猎民彻底翻案。值得注意的是，火耕经济也得到了不少人类学家的理解。“1992年在芬兰的一个环境史大会上，一位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经理对他的美国同事大声疾呼，‘烧、烧、烧’。芬兰经济学家也很自豪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块他们曾经烧过而今又再一次长出绿芽的土地。早在20世纪初，芬兰民族历史学家(Voionmaa)就曾在卡莱利(Karelien)森林中致力于为火耕经济恢复名誉［11］52。笔者对火耕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依据田野调查研究，笔者将火耕定性为“森林民族的成功和持久的适应”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火耕并非是单纯的农业，而是兼顾采集、狩猎的整合体。笔者将这一整合体称之为“火耕人类生态系统”，并将该系统的多层结构用“生态系统树”予以形象、整体地表示［9］8。从“火耕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难看出，火耕经济具有远高于采集狩猎的适应性和生态文明。火耕经济的生态文明除了兼容了采集狩猎生态文明的全部内涵之外，还有如下诸多发展:一是自然观方面，在浓郁的自然崇拜之上，增加了一系列农耕神灵祭祀仪式。二是社会组织方面，产生了代表和体现部落民权益并进行有效管理的长老或头人制度。三是资源占有和公平方面，土地和自然资源为氏族或村寨公有，人们按需分配，利益均等，和谐互助。四是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实行轮歇耕作、轮作栽培、因地制宜、控制聚落规模等制度和措施，以实现对森林土地等资源的循环和可持续利用。五是信息交换方面，与低地灌溉农耕社会建立、保持着生态互补的物质能量的流动交换关系。

在人类发展史上，畜牧是与火耕几乎同时出现的“孪生兄弟”，采集孕育了农业，狩猎则进化出畜牧。在森林地带，畜牧始终伴随农业而发展，两者合而为一，畜牧产生的粪便和肉乳成为农耕社会坚实的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在干旱草原地带，畜牧形成独立的经济形态，它的分布横跨东亚、中亚、西亚，东非、西非，以及西藏高原和南美安第斯山高地等地域，与森林农耕地带并列，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形态之一。早期的畜牧业，不论何地，皆为游牧形态。不幸的是，传统的游牧也与火耕一样，备受责难和争议。原因何在，就在于游牧实行“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方式。而在行家看来，游牧和火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游牧的“游”和火耕的轮歇本质相同:典型的火耕耕种一年，然后让林地休闲十余年，目的在于恢复森林;游牧移动于夏、冬季草场或更广阔的地域之间，目的在于恢复草场和躲避灾难。所以游牧乃为用养结合、张弛有度、循环仿生、平衡系统、顺应天道的十分高明的适应智慧。关于这一点，研究游牧者已有不少著述［14］［15］。不过，对于游牧而言，仅看到其循环利用的生态意义还远远不够，游牧还有更多的内涵，例如牧民们对牲畜、草原、绿洲、沙漠、气候、水等的认知及其丰富的知识，将狩猎、采集、农作、贸易甚至掠夺作为辅助生计的策略，其部落社会极强的管理、协调、组织的机制和功能，萨满教、狼图腾等体现天人合一的观念等等［16］。自然，游牧与火耕均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和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们的存在与持续需要特定的条件:人口和土地资源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即必须有足够的土地以满足循环的需要，如果人口的增长打破了土地循环的秩序，那么系统的平衡就将受到破坏，就难以避免危机和衰亡。在中国和世界许多地区，采集狩猎、火耕和游牧“原始”、“野蛮”观点的形成，多半是对比和参照灌溉农业后得出的结论。灌溉农业社会无论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肥料、园艺、交通运输、谷物加工、食物制作等方面，还是在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艺术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创造。由于如此，进化论者常将灌溉农业社会作为火耕和游牧社会的进化阶段。然而，无可否认的大量事实业已证明，辉煌的灌溉农业文明的诞生，并非是人类主动自觉的选择，恰恰相反，而是在人口、资源、生存的压力下，为了缓解危机，被迫选择、发展的结果。以精耕细作闻名于世的中国江南的灌溉农业如此，堪称人间奇迹的云南哀牢山的壮伟梯田农业也同样，均为生态高压形成的文明。从笔者对采集狩猎民和火耕民的了解来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不会想到要去征服自然，而总是积极地去顺应自然。只要人口稀少、聚落分散，只要资源富裕、环境容量阔绰，能采集狩猎就尽可能不从事农业，能实行免耕就尽可能不实行耕作，能进行刀耕就尽可能不进行锄耕和犁耕，能进行火耕就尽可能不进行灌溉，能粗放就尽可能不集约。这样做并非懒惰和无知，而是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的干扰破坏，以求循环持续利用，同时，达到以最少投入换取较高产出的结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多数社会的事例说明，人口的增长，聚落规模的扩大，外族的侵略，国家的整合等，往往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社会变革、人地关系改变的情况下，生态系统和人类利用系统必然会失去平衡，从而导致人类传统生计陷于困境，而为了消释压力、缓解危机、持续发展，人们往往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适应新的环境，探索、创造新的生计形式。世界上不少采集狩猎民、火耕民和游牧民，就是在这样的生态、生存的危机中逐渐转化为灌溉农业民的。灌溉农业文明很大程度上传承着敬畏、顺应、维护自然的文化，同时，为了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而积极作为，结果创造了由高度发达的水利系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和农畜结合的互补高产系统组成的复合生计与崇尚天人合一共生的自然观相结合的独特的生态文明。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从采集狩猎、火耕经济到灌溉农业经济，可以说是从火的文明向水的文明、从森林文明向土地文明、从粗放文明向集约文明、从部落文明向国家文明的转换和发展。这种转换和发展，有其内在的生态变迁的脉络，有着传承、嬗变、包容的“血缘”关系。遗憾的是，这种文明演替的“脉络”和“血缘”关系，却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断裂、淘汰和消解了。最近30年来，针对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性，学界展开的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第一种可以称之为科学生态观。这是从科学技术以及相关的政治、政策、法律等的角度出发的研究和追求，基于工业社会高耗、高碳的特点，提倡建设“后工业时代”或“后碳时代”的生态文明。前述周鸿生态文明的论述即属此类，此亦为国家政策的主要导向，如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产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第二种是历史生态观。其研究的目光不是投向未来的“后碳时代”而是“前碳时代”，其探讨的不是“信息时代”的生态文明，而是前工业时代的生态文明。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整理、研究农耕社会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相关生态实践，以期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例如出自许多学科背景的“生态文化”研究［17］，此外，最近30年国内外兴起的环境史研究亦十分令人瞩目。第三种为宗教哲学生态观。和历史生态观一样，此亦为现实引发的历史生态研究，不过其关注的对象则集中于古代宗教、哲学。从宗教圣贤哲人的教义和学说中探寻关于人与自然的超凡脱俗、博大精深的思想精华，反观今日自然观之肤浅、庸俗和野蛮，发人深思，给人启迪，教化、借鉴意义不言而喻。此类研究发足于西方学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我国古代儒学和道家的世界观和生态观均深受国内外学者关注①。第四种是民族生态观或称传统知识生态观。此为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方向。学者们以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或世居民族的传统知识即生态认知、观念、智慧、行为、实践等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发掘活生生存在于民间的丰富多彩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知识，彰显其宝贵的价值和功能，欲为当代生态危机开具独特的治理良方。

上述四种研究取向，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目的在于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第一种深刻反思现世弊端，它的实现有赖于政治、体制、制度、法律的变革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任重道远，为长远追求的目标。第二种和第三种意在继承和发扬古代社会和宗教哲学的生态文化遗产，当代自然观和价值观的重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有必要从古代闪光的生态哲理、思想、智慧和经验中汲取营养。第四种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适应不同环境、承袭历史植根故土、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传统知识研究，它既具学术性，又具应用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国度，活态的传统知识的传承无疑更显重要。为了强调传统知识的重要性，下面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圣境文化。典型者如藏族的神山、神湖信仰，彝族撒尼人的密枝林(神林)信仰等。这些民族的每个区域、每个村寨，都有神山、神湖、神林的划分配置，因为神圣，所以严禁随便进入，更不敢有少许破坏，人们顶礼膜拜，敬畏有加，遵守禁忌，自觉保护，世代相传。这种由信仰、习惯法规和民众高度自律形成的圣境文化，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此类“圣境”类似于当代的自然保护区，而其内涵又远非当代的自然保护区可以相提并论，实为应该珍视、维护和因地制宜地加以借鉴、活用、推广的生态文明的宝贵遗产。

其二，习惯法。在各民族各地域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法中，环境和资源保护往往是其重要的内容。例如基诺族，昔日村寨周边除了神林之外还有水源林、护寨林和风景林，它们也和神林一样被严加保护。颇具特点的是，这些森林的监管保护不是由长老负责，而是由村寨中的少年组织负责。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定，不管是谁，那怕只是折断森林中的一根树枝，也要处罚，处罚方式别具一格，根据破坏程度，使之缴纳不同野兽脚掌大小分量的烟、茶和米。折断树枝树叶便如此，如果随意砍伐树木那就不是烟茶酒米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基诺族从小便知法和执法，实属优良传统。基诺族等无文字民族有习惯法，有文字民族的记载就更为丰富了。例如云南乡间虽然经历了不断的破坏，然而至今仍留存着不少护林护水等生态环境保护的石碑和文书［18］，贵州清水江流域现存明清时期侗族、苗族等森林保护和木材持续交易等的文书多达十余万份。法规起自民间，与今日自上而下的法律政策相比，自有其特殊的功效。

其三，资源认知。原住民最熟悉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自然环境，最懂得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这应是普通的常识。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哈努诺族能识别1625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利用植物多达1524种，其中食用植物500余种，栽培和保护植物约500种，物质文化利用约750种，并有上千种被用于超自然的目的(信仰、药用等)［19］。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等调查基诺族的采集植物，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收集到该族日常利用的野生植物400余种，栽培植物中陆稻一项就多达74种。最近有学者研究新平傣族的常用植物(食物、物质和超自然利用)，田野采集标本种类亦多达约400种［20］。不同地域原住民的自然资源知识及其保护利用的经验智慧，是远离自然的工业社会不可想象的，也是现代科学严重缺失的，如能加以重视利用，定能极大地丰富现有的生态科学知识。

其四，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挽救高耗高能不可持续的工业经济的一剂治理良方，时下受到普遍的推崇，乃至于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其实，循环经济古已盛行，农耕社会能够持续数千年，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循环经济的认知和利用。前文说过，热带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和温带畜牧民族的游牧就是典型的循环经济。现在尚保留着传统农牧业的地区，其支撑的原理一定是资源的循环利用。例如贵州西南侗族现行的传统稻作农业，靠的就是稻鱼鸭循环共生系统;闻名遐迩的云南元阳哈尼等族的梯田农业，则是一种巧妙的水肥循环利用系统。此类民间世代传承的具有极高科学价值和生态效益的传统知识，并不需要高投入、高成本的实验开发，只需正确认识其价值，避免盲目取代破坏，精心维护适当改良即可。

其五，和谐共生。傣族谚语云“没有树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没有田就没有人”，侗族谚语云“无山就无树、无树就无水、无水就无田、无田不养人”，寥寥数语便揭示了人类与山和森林的共生关系。我国西南山地民族多呈垂直分布，高低地民族处于不同的生态位，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利用不同的自然资源、经营不同的生计，共享公共资源，各自为生互通有无，多民族何以能避免资源等的纷争而和谐相处?因为他们懂得只有人类的和谐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他们的人类起源传说大都有各民族是同祖同源弟兄的故事，例如云南许多民族崇拜葫芦，因为据说是葫芦孕育诞生了不同民族兄弟的缘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是终极追求的目标，所谓生态文明，其核心的内涵就在于此。据上可知，在各地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的宝库中，尚存在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态资源，其价值和效益是一般科学技术无法取代的，值得重视、挖掘、传承和开发。

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当代特殊的语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话语。这一特殊的话语今天之所以受到特殊的重视，是因为它关系到人类和地球的安全和生命。然而，所谓文明的建设，是传承和发展优良传统的结果，而不是凭空的创造，空中楼阁的憧憬。既然如此，所以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只局限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还需要学习人类上万年适应自然的历史，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还必须正视和包容现实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汲取不同文化传统知识的精华，唯其如此，才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之道。这就是人类学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一种兼收并蓄、整体观照的生态文明观。

作者：尹绍亭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