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生态文明构建的误区

误区一: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原生态”

原生态是古代人对自然的完全依赖状态，或者自在自然，比较广泛地指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侵淫、占有等传统工业文明的烙印尚未形成的前工业文明状态。而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和扬弃，是在工业文明提供的丰富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的基础上，人们自觉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而，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不等于“回到丛林去”，不是鼓吹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怀。生态文明和原生态相比，是历史的进步。保持“原生态”是当前人类的一种自觉反省的结果。人们在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背景下感到惶恐不安，寄希望于历史的怀旧，在故纸堆里寻找生态文明的模型。然而，这种行为是多么的令人心痛和难过。自在世界逐渐被“人化”为“为我”的世界，天然自然逐渐被人化自然所取代，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工业文明时代，金山银山的代价是碧水青山的消失。生活上的日趋富足不但导致精神上的空虚，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们普遍认为，工业文明的发展是生态退化的原因和动力。当我们厘清了“生态文明”和“原生态”的关系后，就会发现，真正建立在人类自觉保护和自愿遵守的契约(及道德律令)之上的“生态文明”，它相比“原生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陈学明教授指出:“按照启蒙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与生态文明而不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3］27这里，他所讲的“工业文明”，如果仅指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文明的话，那是对的;如果泛指广义的，包括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型工业文明，即生态的工业文明，那就不对了。只有经过传统工业文明以后，并且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这个称谓才有其合法地位，而工业社会之前，“生态”不构成“文明”的形态，因而只是一种“原生态”。“穴居”已成历史幻象，原生态已经被工业文明彻底破坏，而新的生态文明正是在传统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某些“过度征服”的矫正，同时也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对自然的“不作为”，是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人，尽管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之外的自然界作为“人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4］105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生态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立场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92其未来指向必然是一种被优化的人化自然———人类自觉形成的“生态文明”，而非自在存在的“原生态”。

误区二:认为全球化只是催化和加重了生态危机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流的工业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危机。发达国家由于最先掌握新兴技术和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它们通过资本全球化的方式把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国家进行初级产品加工和原料加工的场所。同时，发达国家还把本国的废弃物直接运往落后地区，使那里成为它们的垃圾堆和废物处理站。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这些野蛮的行为成为落后地区招商引资的自觉自愿的行为。经济霸权采取了和平的方式进行各种掠夺和占领。全球化似乎成为生态危机在世界范围蔓延的始作俑者。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如下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对深陷其中的生态危机隐患不能觉察，或者希望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另一种是对自身发展道路深感忧虑，试图在发展中抵制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国家。这两种情况都是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国别行为，而后一种自觉的生态建设行动，它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今天也只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英雄主义”的冲动，不足以抵挡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以及短期内的资源和环境的争夺。其实，建立生态文明社会同样是一个全世界人们共同的利益交集，尽管这种共同利益不足以促使发达国家为此自愿地付出更大代价，然而生态文明倘若依靠个别国家自告奋勇来承担大任，那也是于事无补的。全球化造成的生态危机，只能依靠全球化自身来解决。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资源侵占和生态危机“转嫁”，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其自身利益形成正效应;从长期的视野看来，发达国家同样不可能阻止大气的对流和江河湖海的涌动。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的后果绝不可能发生在单一的国家。因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全人类共同奋斗和追求。建立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提高全人类的环保意识，才是未来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可靠保障。资本全球化制造、转移生态危机，并使生态危机成为世界性的灾难。同样，解决生态问题也只能依靠全球资本和全球共识，在规范的、自觉的、具有暴力保障的基础上，生态文明的理想家园才可能美梦成真。

误区三:认为科技进步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4］89恩格斯也说:“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329科学技术并不具有伤害自然的天然秉性，科学技术的进步源自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求和寻求幸福生活的动因。它本身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原罪”。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人类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笔者注)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早几年。”［5］18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哲学走向与抽象主体性相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与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必然性和自由相对立。”［5］19科学技术只有被资本役使的时候，才成为对自然盘剥的工具。“科学技术‘有害的甚至致死的方面’主要表现在通过违背自然规律和扭曲自然进程，造成与日俱增的、难以根除的污染，以及核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等。”［3］66这些都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造成的。当然，那种“关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种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1］265。“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有益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有害的工具，就看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样的目的去加以使用。”［3］68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看，科学技术要为生态危机负责，但这种责任不在于科学技术是否现实地改变了环境，而是在于它是否代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属性。解决生态问题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业已造成的生态危机需要科学理性地为其诊断、治疗。“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1］283科学技术是人类通过改良的方式使自然界更好地为社会持续发展服务的必要物质手段。只有超越资本的逻辑，使科学技术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自然界的胜利才不至于遭受自然界的报复———因为它本身正是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

误区四:认为市场经济一定伴随着生态危机

“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乃是贪婪和恐惧的化身。”［3］60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资本的性质，因为资本的性质受制于社会性质。对资本的任何限制，都会遭到资产阶级的歪曲、削弱，资本以瞒天过海的形式欺骗人民大众。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具体化为货币、技术、管理及一切人类生产和生活赖以维持的形式，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均可用货币价值予以通约。货币量是财富和生活幸福指标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载体，更是生活本身。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货币量的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只是充当着茶余饭后对落后地区行使经济、政治制裁的借口和“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经济理性和伦理理性是根本对立的，经济理性强调经济运行的“自然秩序”，而道德理性强调的是“人为秩序”;经济理性崇尚“自利”的经济人，而道德理性的宏旨在于构筑“利他”的伦理世界。然而，经济理性所预期的“道德无涉”的伦理真空状态终究是不可能的［6］59-65。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总是要贯彻(渗透)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市场如果仅仅遵循经济理性，而不被纳入道德理性的范围，那么，它对生态危机的坏影响进一步加重就是毫无疑问的了。我们既要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市场，使其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又要限制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社会主义最终将会消灭资本、消灭市场，但是，不等于说，“只要资本存在一天，它对生态文明的破坏就存在一天”［3］63。资本是市场的工具，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邓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品，尽管它是经过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后才走向成熟的。为了建设“生态文明”而在各个方面限制资本，以期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伤害，无疑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把它贯彻到底，就有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定改革开放的危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为了生产而生产”，更不是仅仅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本身而生产，它直接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把经济的发展主要寄托于消费的刺激和扩大上，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国策”，从而滑向了消费主义。事实上，消费主义是造成人性扭曲和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根源。这说明，市场本身确实存在“缺德”的某些弊端———虚荣、骄奢、对生态承受能力的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厉以宁教授所说的，调节市场经济的道德手段就成为必要的措施了。道德力量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道德力量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7］18。市场如果是可以被调节、被规范的，那么，“市场”本身就必然是中性的。只是被不同的阶级利用，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而已。市场既可能成为原生态的破坏者，也可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建设生态文明就要避免滥用“经济合理性”的法则，摆脱“越多越好”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完全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制度与市场秩序重建、生存范式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弘扬等方面消解市场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并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赵修义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伦理观、价值观上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正当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弃了自由主义“自调节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建立自由、平等、公正、互利、合作的人际关系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8］23。党的十八大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这正是对市场的“生态效应”的现实可能性的肯定。

误区五:把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当做一场思想革命

生态马克思主义及其追随者普遍认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3］120。把“生态意识”当作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和核心，认为只有在这场思想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生态文明的建设才是可以期望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鲜明地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生态马克思主义尽管在许多方面都把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疑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倘若过分沉湎于消费欲望的控制、思想道德的改良，则把问题引向了不痛不痒的细枝末节。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仅是一场思维领域的革命。只要“私有制依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5］24。资本对人的统治，技术和市场对环境的熟视无睹，正因为在私有财产分割的状态下，人类已经被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相互排斥的利益原子。在这种状况下，对自然的占有权限就是资本增值能力系数大小的标志。在人类走向自由自主的联合体之前，彻底清除生态危机的病根是很艰难的。消费观念的确是“生态病”的诱发因之一，但是，仅仅从心理和精神的视角来分析人心的“欲壑难填”，是得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的。道德情操的改进是一个缓慢进行的过程，然而在私有财产统治的历史背景下，把生态问题的肇始全然归结为消费需要的膨胀是肤浅的。“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4］32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否定消费需求对文明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对异化消费的认同。倘若贪欲竟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那么，社会的一切丑恶将在人类贪婪的目光中露出狰狞的微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克制生活和克制人的一切需要。”［4］123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学的指导下竟然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呢?而消费主义竟然也成为与国民经济学共生的东西?这不是一个悖谬的命题吗?这恰恰说明，并非一种消费“思想”导致了生态危机，而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原子主义的利益个体充分发育的恶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保障。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2］从消费欲望、思想观念的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剖析，乃至建立道德规约，对于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的确是大有裨益的。然而，从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证。

结论或断想

生态文明是在传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后，传承着人类智慧和力量之光的文明新形态。它既不可能脱离历史，凭空捏造，也不可能重演历史，复归过去。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一定会在扬弃资本恶俗的基础上，在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手段的前提下，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并使这种本质力量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消费社会所衍生的一系列腐朽的人类行为习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不鲜见。因此，在思想领域进行革命固然重要，但不是可靠的手段，社会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才是关键。“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4］128同样，社会制度固然是生态危机的首恶，但不是唯一的根源，生态资本化在传统的意义上确实危害着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发展。尽管如此，技术和市场(资本)，既是当今人类社会生活不可回避的存在基础，又是解决生态问题首当其冲的要害，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同样是违背人类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规律，以及生态运行规律的。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近些年刚刚开始的事情，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民族主体性得到极大渲染的同时，也形成了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或者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等负面影响。而今，科学发展已成共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人们从单一的“自然的索取者”向自然的“同生共济者”转化，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提出的战略思想。一切作为手段的“资本、技术、市场”本身在创造社会财富、发展生态文明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思考和探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利用好这些手段，从而使这些手段更多地为社会主义，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个人利益服务。中共十八大已经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论，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总体布局。全面认清形势，厘清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种种错误认识，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那么，我们就能顺利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本文作者：何华征冯经纶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