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启迪

公司治理制度是一系列的激励、保障争议解决过程的安排，它被用来规范公司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人们重视公司治理问题，是由于在现代公司两权分离和现代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问题不可避免。有效的公司治理被当成企业获取较高经营业绩和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前一段时期出现的世界级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和破产倒闭事件，让人们不得不关心公司治理问题。为此，美国也重新修订了《公司法》《新的镶公司法》加大了公司高层管理者在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学术界掀起一股新的关注公司治理问题的高潮。

一、公司治理合约的分析框架

公司治理的本质，实际上是企业行为人对企业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准确把握公司治理问题应从企业所有权角度出发，公司治理就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现实经济中形成的各种合约，都是人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同样，企业的治理合约也是人们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迫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约束条件，就是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即社会的制度基础，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特征、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企业制度基础，如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债务结构，等等。

现实社会中，资源又是短缺的。正是由于资源的短缺性，导致了产权的重要性。现代企业是一种委托型企业。这就决定了企业不同组成主体在委托关系中，发生产权的部分或全部的转移，形成不同的合约模式。不同治理模式最终的治理成本又不同，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目标是实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交易是寻求满足的一种手段。交易费用又可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从治理成本的不同成本类型看，治理成本实际上是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的不同表现形式。任何治理合约所发生的治理成本相当于治理合约的总交易费用。一个公司治理合约选择及其演进，其直接影响因素是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而决定总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制度基础。也就是说，企业治理合约模式是在现有制度均衡框架内，追求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结果。社会现有制度基础是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直接影响因素，而杜会分工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公司治理合约模式的间接影响因素，公司治理合约是这些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二、美国公司治理合约的选择依据

美国公司治理合约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它建立在普遍分工基础上，社会分工程度深化，人们普遍认为专业化是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必由之路。社会分工的深化也确实促进了美国各类市场的较高发育，市场交易效绷良高，降低了市场机制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这为美国市场化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和选择提供了制度基础。美国是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想较重的国家，美国的法律也倾向于不让任何一家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禁止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工业和商业公司的足够起控制作用的大宗股票，并在信息一披露上对构投资者的买卖增加一要求，在单个企业中，单个机构拥有的股份比例是很有限的。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不管这种权力的集中是在政府内还是在政府外。并且，美国式的全民竟争性选举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强化了经济权力的分散性，促使对经济权力集中进行限制的法律的出台和强化，最终导致美国企业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

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是典型的普遍关系治理合约。其特点表现为企业以股权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为上，主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外部化治理机制、不同利益主体权力制衡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以剩余索取权分享的物质激励为主的经理激励机制实现治理。

在美国，历.史所形成的市场体系完善、分工细化、股权分散等制度基础，导致在确定产权的费用中，人们更愿意在拓广潜在贸易.关系和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竞争投人更多的费用:..因为股权分散，个人持有某个特定企业的股票比例小，对于股东个体而言，采取“用手投票”的方式是不划算的。并且。，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也降低了股东“用手投票”的积极性。这必然形成外部的市场化治理和产权界定准确度高的公司治理合约。综合而言，在既定的制度基础条件下，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能够降低总和的交易费用，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和提高专业化的效率，社会资源配置会产生高效率和效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现实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总交易费用最低。在现实中表现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美国模式是有效率的，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三、美国公司治理合约的演进与变革

社会制度环境决定了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适应于社会制度环境。社会制度环境又是处于不断演化中的。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僵化的，都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

社会制度的演化是行为人博弈的结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制度的变迁方式包括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与此相反，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过程漫长，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学者称为“惯性”，这种“惯性”可能是效率的表现也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变革的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多重博弈均衡微小的改变通过自强化机制可能形成对制度的锁定、影响对更有效率制度的选择。即使是强制性变迁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常常受制于如习俗、文化传统和心智模式等非正式规则，有时这种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任何制度变迁方式都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不管这种依赖程度是明显还是不明显，是强还是弱。制度是浓缩信息的载体，这些信息涉及参与人在一些重要场合行为决策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参与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的指导和约束。所以，社会制度的演化，必然影响交易成本大小、结构以及行为人的交易行为，进而公司治理合约模式将会发生变化。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和经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各国的制度环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也在潜移默化地演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其中即有诱致性变迁的作用，也可以看到强制性变迁的影子，这种变迁节约了总的交易成本，适应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资本市场上的恶意收购受到了立法的限制，对股东至高无上的权益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上个世纪劝年代末，美国许多州出台了反收购法，股东权益受到很大限制;②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加强，不再扮演单纯的投机者角色，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迈克尔?尤西姆认为出现了由“管理人资本主义”向“投资人资本主义”的转化;③放松了对银行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使银行的能量得到进一步释放，银行开始以独特的双重身份(股东、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一定的相机治理作用;④员工开始参与公司治理，最近十几年在西欧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中出现了职工的影子;员工持股计划也改变了职工单纯劳动者的身份。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强制性变迁的例子，就是美国7月通过的《加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虽然它对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具体作用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观察到，但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不过，从总体上看，美国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主要还是沿着原有的外部市场资本主义轨道演进，进一步强化了外部市场的功能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所以说，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合约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还是表现出原有的治理特征。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这一系列变化，可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也可能完全是适者生存的规律所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司治理的模式特点。只是由于社会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才不得不在治理制度上做出相应的反应。这说明在治理制度的演化博弈中，路径依赖和惯性是重要的。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合约是社会制度基础的函数，社会制度基础发生了变化，公司治理合约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社会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决定了公司治理合约也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对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制度变化给公司治理合约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清楚在社会制度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不要完全照搬一个国家的现有模式。任何制度安排，包括公司治理合约的安排，都是特定国家的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的产物。我们可以吸收各种模式的优点，但更需要透彻理解各种模式赖以生存的土壤环境，刻意模仿甚至照搬某种模式是非常危险的。

现阶段我国的公司治理效率极低。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方面与初始的社会制度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公司治理合约的目标选择错误有关，导致现阶段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双重失效，形成“治理困境”。面对治理困境，只有重新系统地构造治理体系才可以找到出路。

当然，在制定与实施各种措施时，我们都要慎重考虑它们与具体制度环境的适应性。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青木昌彦和钱颖一教授的忠告:“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及其制度与习俗的历史，而去评判每种公司治理模式的优点以及对转轨经济的适应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设计转轨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必须具体地确定每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或是不同的模式的结合)的运作所需要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转轨经济中能否得到，以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最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