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宪法政治的起源

本文作者：陈文滨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谈到中世纪的政治,人们很自然会想到等级、特权和专制,很难把它同近现代的民主政治相挂钩。谈到西方历史上的民主政治,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和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而很难想到中世纪。然而,这里我要说的是,西方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实际上离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很远,而离西欧中世纪的专制政治很近,是从西欧中世纪专制政治的母体中发展而来的。宪法政治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从宪法政治的起源分析中,我们便可见一斑。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宪法,为了防止当权者个人权力的膨胀、遏制贵族专制势力的发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采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增设当权者的数目来达到相互制约和分权的目的,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为一人,后增为三人,再后增为九人,罗马王政时代的国王为一人,共和国时代的执政官则为权力相等的两人;二是通过缩短当权者的任期来遏制个人势力的发展,如雅典的执政官最初是终身制,后改为十年一任,再后改为一年一任,罗马王政时代的国王是世袭的终身的,共和国时代的执政官则由选举产生,一年一任。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的最高统治者国王都主要是世袭的和终身的,特殊情况下则由封建主选举产生,或是通过武力征服获得,因而中世纪的国王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专制的一面,也被看着是专制统治的代表。但西欧国王的专制统治是远不能同东方的国王专制相提并论的,西欧的地方封建主总是在想方设法约束国王专制势力的增长,最主要的措施是:通过签署特殊的法律文件来限定国王的权力范围和通过议会或是其它专门机构来制约国王的权力。

西欧的地方封建主通过与国王签署特殊法律文件来约束国王权力的行使,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便催生了宪法政治。西欧在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并未能继承古罗马的社会管理机制,而是在日耳曼人的氏族部落制度的基础上,以土地分封为纽带以契约形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封建社会管理机制。我国的法制史专家丛日云教授在其研究文章中写道:“中世纪日耳曼的封建社会关系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它在采邑制的基础上,将不同等级的人以契约为纽带连结为一个共同体。这种契约包含双方相互忠诚和保护的承诺,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晰化、规范化,从而承认了缔约双方的权利主体地位,否定了在上者对在下者的任性专横,也使在下者掌握了抵御在上者侵权的法律依据。契约的有效性以双方信守契约为前提,一方毁约,另一方就不再受契约的约束,这种对等性地位也确认了契约双方某种程度的平等。”①君王和其封臣之间建立了契约关系,其它各级封建主之间也建立了契约关系,通过契约关系构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在封建主与依附民之间也有一种委身与保护的契约关系,通过契约关系明确了依附民的基本封建义务和权益,使封建主不能任意地加重剥削。取得自治权的城市与国王或其它封建主之间也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一般城市都是通过君王或其它封建主颁发的特许证书而确立自治权利的,“在某种意义上,特许状是一种社会契约;实际上,它是近代政府契约理论产生的主要历史渊源之一。”②其中最主要的关系是君王与其封臣及各级封建主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这种契约关系中,发展出了基本的封建法律关系。这种封建法以分解为封建等级的层次继承了日耳人的传统习惯法的某些因素,如君王的每个直接封臣号称为“平等者”,国家的重大事务应由“平等者”商议决定,司法审判应在“平等者”参与下依法决定,有关军役、赋税等权利义务问题的争执与协议应在“平等者”的会议上解决。以至君王只不过是“平等者”中的第一人,原则上应由“平等者”选举产生,世袭继承也需“平等者”认可。③因而,西欧的封建君王不象其它地方的国王或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其臣属也不象其它地方的封建官吏那样对待国王或皇帝唯唯诺诺。当西欧封建主的利益受到君王的威胁时,他们习惯于用群体政治活动的形式和法律的手段与君王抗争。尤其是在英国,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使得英国成为近现代宪法政治的发源地。早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具备了近现代宪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精神,那就是认为法律高于一切。法律至上的原则存在于日耳曼人的传统习惯法中,13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布拉克顿在《英格兰习惯与法律研究》一书中曾写道:“国王不应该服从任何人,但应该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④当时英国民间还流传着歌颂法律至上的诗歌:“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没有光亮就会误入迷途。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有了法律,就会国泰民安,没有法律,就会国家动乱。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国王不可以改变确定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⑤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有国王因违反习惯法而遭处罚的记录。如757年,威塞克斯国王希格伯特因违返习惯法被褫夺王位。⑥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取得王位。尽管他带来的诺曼底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英国贵族的构成,但还是不得不为违反了英国的传统习惯法而采取政治上的补救措施,为了收买人心,争取英国教会、贵族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在登位后不久签署了给予臣民一定权利的《王冠宪章》。征服者威廉在《王冠宪章》中宣布,保证要用“正义统治人民、把国王的一切供给人民”,他还保证要制定正义的法律,并且保卫它;他特别强调将禁止各种掠夺、暴力和不公正的审判。在之后的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因在加强王权道路上与贵族发生矛盾,也被迫于1100年颁布了《亨利宪章》,重申保证教会的自由,保证贵族的继承权等。⑦虽然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先后颁布了保证贵族利益的宪章,但在诺曼底征服之后王权不断强大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使王室拥有绝对优势的土地资源,通过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的改革,王室法庭的地位不断抬高,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地方贵族的司法审判权,而“盾牌钱”的征收一方面增加了王室的财政实力,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国王在军事上对地方封建主的依赖,这使贵族们不得不日益紧张起来。1199年,无地王约翰即位。他无视前几任国王的宪章,任意践踏传统习惯法,为了同法国国王作战不断增加税收,于1199年至1215年间,将世俗贵族的兵役免除税(盾牌钱)提高了16倍,并提高继承税,凡是不能及时缴纳的即被没收封地或处以重罚。1209至1211年间,他还从教会掠夺了2.8万镑。城市市民也被课以重税。⑧这引起了英国贵族及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尤其是当无地王约翰为了讨好教皇,宣布英国为教皇臣属国,准备向教皇进贡时,教俗贵族联合起来,并联络了骑士和市民,于1215年6月迫使无地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因其主旨是反专制争自由,所以又称为“自由大宪章”。

《大宪章》和《王冠宪章》、《亨利宪章》有着根本的不同,后两者是由国王自己草拟颁布的,旨在让大家放心,而前者是由25名大贵族集体草拟强迫国王签署颁布的,旨在要国王遵守。因而,《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份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大宪章》共63条,一方面是对数百年来英国法律至上思想的总结,对于教会、贵族和市民已拥有的自由权利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在法律至上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王权必须受到专门机构的监督和保障基本人权的一系列新的原则。如第61条规定:可由贵族推选出25名代表(组成委员会),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其中四人发现国王及其官员有违背《大宪章》的情况,可向国王或其法官指出,要求改正,若在40天内未改正错误,则25名代表可以联络全国人民,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夺取国王的城堡、土地和财产,迫使其改正。⑨尽管这一条在当时并未能实行,但它为制约国王履行法律真正实现法律至上的原则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为议会的出现和依靠议会制约王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又如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损害。⑩尽管这里讲的“自由人”主要是指封建贵族,因为当时大多数劳动者都还不享有自由,但它毕竟制约了国王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尊重基本人权,而当人们利用这一原则不断进行斗争、享受自由的人越来越多时,它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了。而事实上,在已建立民主政治的近现代社会,其真正享有民主权利的人的范围也明显地是有一个由小到大发展的过程。在西欧的其它地方也出现了专门制约王权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条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也是德意志诸侯限制皇权维护自身独立权益的法律文件。就连十字军东征时期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四个十字军国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权的法律。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后组织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起草了《耶路撒冷审判书》,规定十字军各国国王都要服从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决议。这说明在西欧社会,封建贵族通过政治斗争利用法律手段来制约王权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但在英国,由于议会制度的较早出现和健康发展,使得这样一种斗争方式日益经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这也自然使得在英国,制约王权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的这一类的法律发展得最为系统和完善。在无地王约翰之后,几乎每一任英国国王都要签署专门法律文件,表示确认《大宪章》或是许诺人民新的权利。例如:1258年,亨利三世签署了《牛津条例》,同意将国王置于“15人会议”的监督之下,未经“15人会议”同意,国王不得作任何决定;1279年,爱德华一世签署了《无同意课税法》,表示未经人民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税;在英国大革命前夕的1628年,查理一世还签署了《权利请愿书》,重新肯定大宪章以来人民获得的各种权利,等等。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1689年、1701年,英国议会相继通过了《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对《大宪章》以来的英国宪法作了一个总结,确立了“议会至上”和“议会主权”原则,明确了国王的权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权,是确立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重要文宪。至此,英国近代的宪法政治形成。

由上可知,英国的近代宪法政治是从中世纪发展而来,其一些基本原则在中世纪就已形成。而英国近代宪法政治是西方近现代宪法政治之源。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系统成文宪法的国家,而美国宪法思想的主要来源就是英国的宪法原则。随着大量英国人移居北美殖民地,英国的宪法精神也被带到了这里。最初的美国人就是利用英国的宪法原则同英国的殖民统治者相抗争的,如他们根据英国宪法中有非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的原则,提出非经殖民地议会同意英国国王无权在北美征税的要求,喊出了“无代表就征税,是专制统治”、“无代表不纳税”等口号。在美国取得独立之初,各州都纷纷制定了宪法或权利法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776年的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是在吸纳了英国《大宪章》、英国1628年《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综合而成。美国著名的人权思想家黑兹尔廷在其论文《论英国大宪章对美国宪法的影响》一文中就指出:“权利法案是成文法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各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的组成部分,这是坚持了英国人体现在大宪章中的基本权利。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可以追溯到英国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