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原则与宪法发展

本文作者：苗连营吴礼宁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其根本价值追求，一套体现宪政精神的法律制度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我国当代宪法的发展过程同样体现出了人权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且经由观念的发展、个案的推动和文本的修改，使这一精神和要求不断得到彰显。但是宪法原则必须化为具体行动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2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借此机会，梳理我国宪法中人权规范的发展演变，并揭示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构建独具特色的人权行动纲领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一、宪法价值的法理诠释

从近代以来，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是根本、是目的这一价值判断成为共识，并进而决定了确保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权的根本性地位。按照康德的理论，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而应该把他人同时也作为目的，否则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正义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与人的存在相一致的正义，是一种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正义”。①在每一个人都是以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和基于这种正当要求而行动的自由，这也就是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够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正义存在，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平等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手段时，就使得一个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是社会上受尊重的主体，成为了他人完全的奴隶。因此，人权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伦理前提的，人权是一种目的性利益，它是以“人是目的”作为自身的伦理核心的，所以人权不得放弃、也不得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赠与。但是，人权在被写进宪法之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只具有使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正当性批判的功能，但随着人权入宪，人权从应有权利进入了法定权利状态。正如米尔恩所言，“人权是道德权利，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一项人权只有在特定场合下的解释对它提出要求时，才能成为一项政治权利。”②为什么人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应有权利阶段而必须被写进宪法呢？首先，从人权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权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道德主张，在形式上不够公开和明确，而人权入宪之后则使其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一致性等特点，使原来裸露的权利加上了一层法的外膜，从而具有了法律的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富勒所说的法的内在道德性，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稳定性、同一性等特点。③其次，从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人权在入宪以前主要是靠人们的内在信念、道德感和社会评价方式加以维护，而人权入宪后在实现过程中有专门机关加以保障和维护。所以，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德主张上，也即仅把人权看作应有权利是不够的，人权要想获得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成为法定权利，走进宪法。可以说，“尊重原则”使主体找到了人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存在的正当性，而要进一步使主体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就必然要求人权从应然权利形态进入法定权利形态，从而达到人权可以现实化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但基于人权的重要性，宪法作为其保障机制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一期待，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说宪法权威是怎样构建的，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支撑起人权保障的重担。我们认为，宪法权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一，宪法自身的法律属性。即通常所说的宪法的几个重要特点，包括制宪程序的异常复杂，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根本性和最高权威性等。其二，权力的多元分配。“宪法权威关乎宪法的生命，而真正的权威决不单是规范意义上的，因为规范中的权威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扫除干净；真正的权威也不单是道义上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也会使权威发生分裂和消解。宪法的权威还必须存在于一种合适的政治结构中，或者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结构是宪法权威的基本保障。”④的确，宪法不应当是一堆华丽辞藻的堆砌，它应当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而建立一套确立与维持人权保障的政治结构。所以，宪法通过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进而实现对人权的根本保障。其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并为宪法权威的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宪法则沟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居于二者之上并保持着二者的平衡，从而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其四，宪法自身的正当性。宪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人民权利的宪章，通过确认不可让渡的人权来体现其理性，也即民主让渡不能违背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精神。宪法通过规定和保障基本权利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又反过来论证了其权威性，二者相辅相成。总之，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宪法的保障则是人权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形式，没有其保障，人权就不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它将永远停留于一种无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诉求或主张，停留于习惯的运作状态。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又对宪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该制约作用正是宪法权威的依据，也是道德意义上服从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同样是从人权保障条款中获得的，虽然直到24年，人权一词才正式进入宪法文本，但是此前的宪法文本同样体现着人权保障的精神。撇开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不论，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不乏对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一字眼，但这些规定仍然是人权精神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从思想到规范的转化

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法律概念，更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人权理念、人权原则也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孕育产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性意义的，人权的基本原理也由此受到了思想家们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解构与论证，其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相关国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了人权思想，然后才有了宪法文本对人权的宣示，我国也不例外。要在我国宪法文化中追溯人权概念的源头，需从民权概念谈起。民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此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历史现实的需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吸收中西政治思想而融合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中国的民权话语有其独特的内涵，所指的不是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权利。以民权概念来表达人权和民主的诉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一词很敏感，而人权概念所要突出的是个人，这又与传统文化偏重集体、排斥个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民权概念更容易为当时的情势所接纳，因此，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而对于近代意义上人权概念及其特质进行阐释的，最早要属严复。严复以天赋人权观念对抗君权神圣理念，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各得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⑤可见，严复宣扬的人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和分割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改良派走到了一起，并且和新兴的革命派达成了一致。此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无论是严复的自由观念，还是康梁的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谭嗣同等的“仁学”主张，都在表达着一种工具主义理念。其中偏重于对“民”的重视，而少有对“人”的关注。而真正实现从民权到人权概念转变的，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权作为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权利、自由之思想被提出来，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崇信。在这里，人权意味着“要独立自由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人权建设的春天，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权”概念曾经是一个禁区。然而虽然没有援用“人权”概念，但是新中国的立法还是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就比较全面地确认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⑥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并且在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人权研究的热潮。1982年宪法对中国公民的权利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不过对一些具体的权利规定和在“人权”概念方面仍显得有些滞后。1988年前后，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周年，中国又开展了关于人权的讨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人权讨论的第三次热潮并持续至今。这次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左”的传统观念和禁区，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二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都要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禁区，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谓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宪法上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不仅直接折射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的解放和发展，更标志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跨越。2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这份文件涉及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等具体的人权内容，其中民生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民生不同于民主，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却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也是人权制度的现实追求，因此把民生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强调，有利于促进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同时，这份文件的，表明人权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和社会理想，更是一项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而使人权保障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

三、从宪法原则到法律体系构建

人权保障不仅依赖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还需要部门法加以具体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根据宪法上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有关法律的决定、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直接或间接地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事、刑事、经济、行政和诉讼等基本法律为核心，以各个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为内容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首先是通过宪法加以确立的，我国曾对现行宪法作过几次修改，重点是增加了人权保障的内容，宪法中对公民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社会权和个人权利、集体权利等主要人权都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24年修宪，不但直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同时增加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几项重要规定，包括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人权入宪，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政府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不仅完善了中国人权的宪法保障，同时也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图景。这必然将带动我国整个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发展、充实与完善，同时也将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在宪法之外，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劳动法关于劳动者权利的规定，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中关于保护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规定，游行示威法中关于游行示威的规定，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中关于当事人权利、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规定，教育法中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社会保险法中关于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均是中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内容。国家还特别重视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分别对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是对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监狱法中关于犯罪人权利的种种规定，是对罪犯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正因为宪法和这些部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公民应当享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宪法和这些部门法律、法规构成了中国人权法律体系，标志着中国人权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以人为本，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如《居民身份证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随着人权入宪，必然进一步带动有关人权保障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中还包括已经批准和加入的国际人权法。自198年，我国先后批准或加入了2多个国际人权公约。例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等。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3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履行这个公约的首份履约报告。这表明了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的信心和决心，表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人权保障事业的潮流，正在努力扩大和加强保障人权的范围与力度。

四、案推动与官方回应

民主制度的发展和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除了自上而下的立法介入，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同样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发生了一系列的案（事）件，宪法开始变得引人注目，从以前高高悬置于书架上逐渐步入寻常的社会舞台，并慢慢生成别具一格的法律空间。一系列鲜活的个案成为推动人权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我国政府对这些事件也往往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并最终促成人权条款写进宪法。这些案件在促进公民维权意识的提升、促进中国人权法制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宪法的发展和法治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2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23年6月2日，以孙志刚案件为契机，国务院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9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等工作，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妥善解决新《办法》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切实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做好。⑦显然是个案推动了立法的进步更值得一提的则是2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29年的云南“躲猫猫”事件，则更反映出我国政府在人权保障问题上的积极姿态，并且该事件再一次彰显了网络时代的人权价值。“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官方组织8位网友组成“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开创了全国首例。不论这次调查有没有接触到案件的真相，以及由此引发出何种争议，对于维护公民的知情权而言，都是一次极大的鼓舞。该案反映出，人权不再仅仅是一个华丽的词藻，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宪法的文本上，而是进入到了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领域；同时也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权事业上的进步不能再以流血作为动力，与其事后补救，不如防患于未然；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任何一个人权事件都会被放大后摆在民意面前，官方也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所有这一切最终也必然在法律文本和司法判决中加以体现，促使我国政府在司法和立法领域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人权事件做出积极的回应，从而使宪法上的人权保障条款变得愈加生动，使人权事业更加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话题。结语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经济方面成绩卓著，在减少贫困方面也是成绩斐然，世界贫困指数的下降与中国贫困率的下降密切相关。而在人权保障问题上也有着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突破，但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同早发民主国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现实中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滥用权力，以权力谋利益，不依法行政，从而对公民人身、财产等权利及自由造成侵害；一些重要的人权，缺乏宪法和法律的确认，从而使这些权利在受到侵犯时缺乏保障的依据，甚至有些权力如迁徙权，本身便受到限制；由于决策过程中的偏好，造成地区间、阶层间、职业间、行业间等大量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存在，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权造成侵害；司法不公、枉法裁判，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以及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佘祥林案件以及大量存在的超期羁押问题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农民负担过重和平等权问题尤为突出，23年上任的新一届政府在农民减负问题上狠下功夫。同时，就宪法文本自身而言，仅仅加入人权条款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各方面的切实保障，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不可否认的是，宪法已确认的权利是有限的，公民的许多应当被承认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尚未被纳入宪法。既然宪法没有能力将所有的权利全部加以明确规定，这就要求确立“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公民还应当享有宪法和法律未禁止的权利和自由，这些可称为“剩余权利”、“潜在权利”或“漏列权利”以及日后随着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而“新生的权利”。这些“保留的权利”应当包括基本权利、其他习惯权利和新生权利。因而，在我国宪法上做出专门规定以保障那些并未被明确规定、亦无法援引现有法律条文作为依据的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⑧当然，人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理想的权利状态，因为即便在欧美各国，虽然较早的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人权保障机制，但是其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在经济不甚景气的时期，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福利标准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受到限制等。因此，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在人权建设方面一个更务实的做法便是建设公民权。一般认为，公民权力应当包括思想自由、人身自由、迁徙和居住自由、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等。思想自由应当包括信仰、学术、精神、表达等自由；人身自由应包括不受奴役、非法逮捕和监禁的自由，包括住宅不受侵犯以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相关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应当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国家机关及其行为的监督批评和要求其公布相关信息的权利，包括请愿权、抗议权、要求获得司法救济和平等审判权；经济权利应当包括财产权、迁徙权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包括居住的自由、维护生存的权利、保持隐私生活的权利，还应包括获得劳动机会以及罢工、怠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对这一问题，马胜利先生的见解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当前“任何一个国家事实上承认和保护的人权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权。”人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排除了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的差别，强调其普遍性。但实际上，目前人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还没有办法超越国家的界限。要解决这一矛盾，促进公民权应当是最适当的办法。多数国家的公民权不仅涉及到诸多的领域，还综合了各种人权宣言的成果，并能够以其保障机制和法律手段处理公民同国家利益的关系。公民资格的建设越是发展，权力垄断和非法行为便受到更多的限制。⑨因此，在公民权利建设方面做出努力，对于中国人权建设任务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会带来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