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福利性之质疑

少年司法起源于人们对儿童利益的特殊关照，儿童福利运动是促成少年法院建立的最强动力。“最好、最明智的父母所希望给予其孩子的”，约翰﹒杜威于1899年宣称，“应当成为社会所力图给予其所有孩子的”。这位教育改革家的宣言反映了无数代美国人对本民族少年的素有的责任感。①少年法院建立的首要理念就是防止将罪错少年作为罪犯对待。社会对待罪错少年应该像慈爱的父母对待自己犯错的孩子一样，充满关爱而不仅仅是惩罚。虽然少年法院是作为社会福利机构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但从其基础理念到社会实践都充满了与“福利”相背离的因素，与其说是建构儿童福利的神话，倒不如说是对儿童福利的剥夺。

一、“亲权”和“国家亲权”的非福利性分析

国家亲权思想是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司法制度诞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并一直是指导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国家亲权”就是要取代父母的“亲权”，成为少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亲权”的产生缘由进行一番探讨。亲权是父母针对自身子女所享有的，有助于父母抚养、教导子女顺利成长的一种自然权利。人类为什么需要将这一自然权利法定化，对其进行法律意义上的保护？人类自身的繁衍需求这一生理现象并不能对其进行足够合理的解释，而对子女进行身份性的确权才是问题根源。人类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父权和夫权的确立。对人类个体身份的确认是以其隶属于某一成年男性为标志的。亲权来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家长权”，此时的子女被视为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私有财产，父亲对自己的子女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亲权制度下，子女被划归为父亲的“财产”，根本性原因在于人类个体保证自身对财产的长久占有，即使个体的生命有限，也要让带有自身基因的个体一代代地占有财产。财产对人类生存的基石性作用，产生了对妇女贞操的要求以及对通奸的极度厌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自身家族血统的纯正，尤其在物资稀缺的社会，人们对血统的纯正性更为看重。所以在人类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之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对自身基因的维持是人类的本能。对此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明就是，在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器官移植依旧会引起接受体的排斥反应。国家是一个抽象体，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组织。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是人们将自身权利让渡出来的集合体。因此，在民主国家人人平等。从理论上讲，罪错少年、无人照管的少年应该得到国家的统一照管。即使在君主制国家，君主自身的后代连同近亲属的后代与全国少年相比，所占比例也微乎其微。从粗略意义上讲，为维护自身统治，君主会对全国少年予以平等照顾。但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国家亲权”理论产生的最初动因是对有产者少年的保护，而非一种博爱性的平等保护。中世纪时期，英国大法官法庭首先开始运用国家亲权理论作为干预未成年人的合理化根据。当时的大法官法庭主要关心的是财产权利的保护，但其管辖权已经涉及到儿童福利。具体来说，中世纪时期英国大法官法庭审理的案件主要包括监护人职责、财产的使用和控制、臣民与君主的关系等。大法官法庭奉行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认为未成年人和其他无行为能力人都处于国王的保护之下，这样一种理论被称为国家亲权理论。为了使干涉封臣子女（他们的地位和财产直接与君主利益相关）生活的做法合理化，英国国王首先应用了国家亲权这样一种理论，使之成为大法官法庭维护国王利益时的理论基础。不过，大法官法庭仅处理富有阶层的财产及监护问题，并不管辖少年犯罪案件，少年犯罪案件仍然是在普通刑事司法体系中处理。

二、理想与现实对接中少年权利的丧失

在少年法院创设者的设想中，这个“社会机器的崭新有机部件”不仅可以使少年脱离严厉的刑事司法体系，而且使得他们免于因遭受刑罚而被打上耻辱性的标签。他们设想少年法院将进行不公开审理，案卷也会保持其秘密性，而且私人律师或者陪审团不会出现在法定程序中。它将成为儿童的庇护所，特别是对于处于躁动青春期的儿童，而这些最终将会写进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里。②人类崇高的理想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会变形走样，严密的制度设计往往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审理的秘密性和程序的非法定性，这些本为保护少年儿童权利的设计在实践中却成为剥夺少年儿童权利的梦魇。绝对的隐秘有利于对少年儿童隐私的保护，但同时也是滋生肆意妄为的温床。没有法定的诉讼程序，也就剥夺了少年儿童的辩护权，结果只能是任人宰割。为了避免罪错少年与成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人们开始动议以公立学校为模型建立一个专门的少年庇护所。1825年1月1日，历史上第一座少年庇护所——纽约庇护所，正式开始运作。不过，从庇护所的运作来看，它更像是在模仿成人监狱的模式。庇护所的管理十分严格甚至残酷，手铐、脚链、鞭打等用以管教成年罪犯的手段，在庇护所被广泛地运用。庇护所在某些方面又像早期的济贫院。由于当时人们认为，游手好闲是邪恶的工厂，因此被收容的少年经常被送去给农场主或其他人做学徒，作为回报，庇护所也因此获得不少好处。据统计，每年大约90%从庇护所释放的孩子都被送去做学徒。将少年送去做学徒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使庇护所异化为一种经济实体，被收容的少年则异化成了为庇护所挣钱的合法童工。③在少年司法演进的二百年间，也有很多人对收容权提出质疑，并诉诸法律。但受庇护所的学校性质和国家亲权哲学的影响，法律的理性阳光长期以来并没有照耀到这一领域。1839年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对克劳斯案的裁决书中写到：“庇护所不是监狱，而是教养学校，惩罚不是最终目的，这个慈善团体通过训练其收容人员达致勤奋，将道德和信仰的原则注入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掌握谋生技能。总之，是通过使他们脱离不当联系的腐化影响来达到矫正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生身父母无力承担教育子女的义务或不配这样做时，难道就不能为国家亲权或社区的普通监护人所代替吗？这个未成年人已经从必须结束的确定堕落过程中救回来，不仅监禁她是合法的，再把她放回去也是非常残忍的行为。”但作为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克劳斯的父亲却坚决主张自己对女儿的抚养权。亲情和物质相比，哪个更有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再者，自由的生存环境与被强制性接受教育相比，哪个更符合人类自身的本能需求？如果说家庭经济的困窘是导致克劳斯与父亲分离的原因，那么在马丁﹒罗斯诉庇护所案中，罗斯是一位绅士，这名父亲认为自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儿子，可法院最后还是驳回了马丁﹒罗斯的请求。这种不经法定程序、未经法院判决，就可以限制少年自由的做法直到1967年的高特尔案才发生转变。

三、标签理论对身份罪的质疑

与少年法院相联系的“身份罪”是一种艺术化术语，不同于刑法上的“身份罪”。此处的“身份”专指未成年人，一种行为被认为违法的原因是行为主体是未成年人。儿童在未成年期拥有一种身份，所以会被加以诸多特殊限制。受少年法院管辖的身份罪行为违反了如下几类规则：第一类包含了仅针对青年人的禁止性规则（“不得为”，诸如此类），例如法律禁止那些特定年龄以下的人饮酒或某一时间后在街上逗留；第二类包括要求其对象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的命令性规则，例如儿童应服从他们父母或监护人的命令。违反此类规则可能显示出儿童是“顽愚不化的”或“桀骜不驯的”；第三类规则针对被认为是“恣意妄为”或“在懒惰和罪行中长大”的青年人。这些儿童或许并未违反任何他们设定的特定规则或违反父母特定的命令，但显示出在一些情况中已经或可能做过错事。①如果在此的分类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少年法院所管辖的罪错少年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那么1907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对少年罪错行为的定义则让一个顽劣少年的形象跃然纸上。“‘罪错儿童’这个词是指任何在17周岁之下的男孩和18周岁之下的女孩，违反州法令的；或者参与盗窃，品性不端或不道德的人；或者无故且未经父母同意擅自离开家或住所，或在懒惰与罪行中长大；或经常去声名狼藉的家庭；或者经常被传唤去警察局或光顾出售烈性酒的酒吧；或者光顾，进入任何公开的台球房或投机商号；深夜无正当事由或职业在街上游荡；或者习惯性地在铁路沿线上游荡或跳上或者试图跳上正在行驶的火车；未经合法授权进入汽车或火车头；或在公共场所、家庭、学校使用卑鄙、淫秽、粗俗、污秽或下流的语言；或有下流的犯罪动机或流氓行为。”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儿童期和青春期最大的特点就是顽皮甚至是叛逆。旷课、逛网吧、抽烟、喝酒等恶习在广大青少年中屡见不鲜，一定程度上曾影响了社会治安的稳定，但这是否需要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或者说国家权力对此介入到何种程度就应停止？按照身份罪的构成要件看，这些“坏孩子”统统应该被送到少年法院并予以监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免遭青少年的危害还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顽劣少年一旦被归为“罪错少年”，其一生始终有可能被外人以一种有色眼镜来看待，那么他或她的社会化之路必定比常人充满更多的荆棘，同时促使其走上犯罪之路的诱因会更多。犯罪学中的标签理论对此有非常好的解释：当某个人被社会中的权威阶层认定具有偏差行为或犯罪行为时，他就会以社会给予其的角色定位为坐标，逐渐成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负面的标签，如认为某人是“愚笨”、“精神病患者”、“犯罪人”等，都是使他自我形象受到长期损害的主要来源。既然如此，与少年司法相联系的“身份罪”对青少年成长的益处不得不大打折扣，对于\少年司法政策制定者的心理不得不有一个重新的定位。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姆纳曾认为：从积极方面而言，在民主国家里，儿童是未来的公民，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为了其自身的安全，国家必须贯彻执行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以使他们成为有益的公民；从消极方面而言，国家必须保护自身免遭那帮被允许在无知、无纪和无敬中成长起来的危险少年的侵害。①美国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始终纠结于“担心孩子”与“害怕孩子”的矛盾之中。纽约儿童救助协会的创始人布雷斯（CharlesLoringBrace）的话更为露骨，他宣称：“本协会就是为了解决纽约不断增长的儿童犯罪率与贫穷问题。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净化城市。”②在为了孩子的崇高外衣的遮盖下，儿童福利运动者的真正服务对象却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