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与民法效益和差异性论述

1一则交通事故案例

2011年6月28日，原告曾某驾驶承修车两轮摩托车从自家院坝驶出并左转弯去汪营镇时，与被告陈某驾驶的自汪营往后坝方向行驶的自卸货车相撞，致摩托车倒地后，川路车推着摩托车向前滑行，在此过程中又与第三人林某驾驶的相对方向行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相碰撞，造成三方车辆受损和原告重伤、林某轻伤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经交警责任认定，被告陈某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曾某负次要责任，第三人林某不负责任。陈某驾驶的车辆是从原所有人张某处购买所得。原所有人张某于2011年3月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利川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3天，花去医疗费21442元（其中陈某垫支了10200元），在汪营卫生院门诊用药花去200元，后经法医鉴定构成八级伤残，用去鉴定费1000元。原告有被抚养人一子一女。通过法院依法主持调解，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万元（系限额赔偿，超出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护理费1067元，误工费1021元，残疾赔偿金3499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410元，合计65490元，定于2011年12月18日前一次性付清。原告曾某超出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的医疗费1164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5元、法医鉴定费1000元，合计12995元，由陈某赔偿9100元，扣除陈某已垫支的10200元，曾某还应退还陈某1100元，陈某只要求退还其1000元。原告曾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这是一起争议较大，对立情绪较大的矛盾纠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尽管最终经法院依法主持调解得以较为圆满解决，但是我国现实生活中由调解来化解纠纷多少存在和稀泥之嫌。近年来，随着我国机动车辆尤其是私家车数量的急增，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也逐年增加，这类纠纷往往事关当事人的重大人身、财产利益，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既涉及民法上的侵权纠纷，又涉及商法上的保险中三者险尤其是交强险纠纷，近年来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运用民法理念还是商法理念来解决相关纠纷，现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相关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浙江省高院经过调研后指出，此类案件有别于一般侵权案件的特点之一，就是多数涉及的保险公司及其偿付责任；而案件调解率尽管高于其他民事案件，但调解难度仍很大，除了此类案件涉及利益重大、责任主体多元等因素外，各保险公司基于内部授权管理、保险理赔程序等，客观上难以有效参与调解活动或认同调解结果，也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

2商法源自与民法原则的区别

我国奉行民商合一体例，商法与民法同属于私法，因此一般法院在统计案件受理数量是均是采用民商事案件的表述，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0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中指出，全年审结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共涉及标的金额9137．25亿元，案均标的金额14．95万元。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湖北省2010年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221529件，标的额237．5亿元。不过从数据上很难看出民事案件与商法案件究竟分别各是多少件。以机动车辆保险纠纷为例，其在在法院受理的保险合同纠纷中比例非常高，但实践生活中经常是民一庭和民二庭均可能介入该类的审理，这样，不仅受害人的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被保险人也不能及时得到保险理赔，保险公司也因一起事故发生多次诉讼而苦恼，法院也浪费了的大量司法资源。其实，民法与商法之间存在差异性确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也由此决定着我们在对待不同民事纠纷与商事纠纷时所采取的态度。

（1）民法重视公平原则。民法脱胎于古罗马法的市民法，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马克思说过，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市民生活要求地位的平等，交易的公平，民法对于对于公平理念的诉求可能比其他民法基本原则更为强烈，因此公平原则也就更为基础。同时公平原则又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模糊性，通常要借助于私权神圣、意思自治明确和清晰的原则来体现。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即明确规定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王卫国教授认为：公平正义代表着一种基于人类本性而无需证明的终极价值和永恒意志，并将公平正义作为民法的三大道德支柱之一。那么，为什么民法高度重视公平原则？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公平不是道德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平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222—作为民法中最主要的构成主体，自然人有一种天然的对公平的追求。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人类对于公平的斗争从来没有就停止过。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说，公平是最符合人类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因此，民法中确定公平原则反映了社会民众对民法的朴素要求，是对人类愿望的直接地、理性地回应。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以自愿原则作为基础和前提，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内容：第一，民事主体的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的分配上应当公平合理。第二，民事主体应当合理承担民事责任，按照责任与过错的程度相适应的要求，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或者公平责任原则合理分担损失。第三，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该考虑公平原则，使裁判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公平合理；特别在缺乏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裁判者更应当本着公平和正义的观念进行妥当的自由裁量。可以说，公平原则就是民事主体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的基本原则。当然，民法中所讲的公平原则强调的是同一起跑线，即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同时兼顾内容和目的的公平性。

（2）商法强调效益原则。商法是以民法为基础的，商法的公平来源于民法的公平要求。商法为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反映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必须贯彻维护交易公平规则。但是尽管同属于私法，商法对于公平的诠释似乎与民法有所区别。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而在当时，商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其在交易中对于公平的理解也就有别于一般的市民。当然，同民法相比，商法上的规则更加复杂和特殊。商法中的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在民法规定之外对商主体予以较之民事主体严格得多的限定，赋予其更多的注意义务和更加严格的责任，如商主体的设立条件，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对格式合同的限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司股东实行的“一股一权”表决权等方面。因此，在商法中更多关注的是形式与过程的公平。但是，对于商主体而言，利己主义要求其在商事交易活动更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商法更要保护进行商事交易活动者能够凭着自由竞争，以达到其营利之目的。商事主体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商事活动的营利性决定了商法必须保障商事主体所获得的效益，这种效益应当以安全为前提。效益包含效率与利益，与民法相比较，商法中更多认同的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商法必须确认和保护商事的营利动机，必须鼓励和保护商事主体通过正当交易手段和合法投资途径去获取。可以说，效益理念是商法的核心，商法对效益的追求表现出来的法律规则，其目的就是鼓励商事主体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培养商事主体商事活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事交易完全以营利为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力求交易的迅速完成。因此在商事法上为了实现商事交易之迅捷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追求效益：第一，交易定型化。主要包括交易形态定型化和交易客体定型化两个方面，能够使商事行为高效、快捷，节约交易时间、降低低交易费用。现代各国商法实践中均已广泛采用票据、提单、保险单、流通证券等标准化的法律行为文件。商事交易的方式定型化使得任何个人或组织，无论何时从事商事交易均可获得同样的法律效果。第二，短期时效主义。为谋求交易的迅捷，商法大多采取了不同于民法的一般时效，而改采短期时效主义。如票据法上的票据请求权，海商法上对于船舶债权人的先取得权，以及保险法上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等。

商法中的效益优先还体现在，也就是说，在商法中，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当公平和效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公平要服从效益。如有限责任制度的出现肯定和保护着投资者对于利润的合法追求，打消了传统上由于投资失败而承担无限责任的顾虑，无疑有利于个人财富乃至社会财富的增值。但是有限责任制度实施的直接后果有利于投资者，却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导致债权人的合法债权无法实现。即使我国公司法中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该制度的前提有着严格的限定条件，有限责任对债权人必然存在着不公平的因素，可以说，有限责任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基于效益而非公平考虑的。商法中的规范很多以效益为基础，与民法中偏重于伦理性规范的特点区别迥然。

3结语

我国主张的是民商合一体制，但并不否认商法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相对独立地位。民法和商法在立法之初就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则会决定各自法律立法的最终追求目的，由此决定了其在对待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与地位上不同的态度，在民法的诸项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而在商事立法中最高的价值取向则是效益，运用不同的理念进行审理民事案件和商事案件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擅自用民事规则来取代商事规则。据报道，近年来，我国许多省市都在积极探索民事审判的新途径，开始对基于商事活动所产生的纠纷和一般的民事纠纷在审判要求和审判思路上进行区别对待，山东、北京和上海等地更是将专门审理商主体之间基于营利行为而发生纠纷的民事审判第二庭改成了商事审判庭，这是有益而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也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