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时效问题整理

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世界上有两种立法例模式：一种是前苏联模式，规定法官主动查明诉讼案件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并依法予以处理。

此模式由前苏联开创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沿袭；另一种是除上述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采用的模式，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法院不能主动援用，也不能依职权驳回原告的请求。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法官在处理时效问题上职权的大小，前者强调法官积极行使职权，是典型的超职权主义的体现，后者则是强调法官在时效问题上采取消极、中立的处理方式，由当事人主张，是对法官职权的约束，是当事人主义理念的体现。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53条规定，法院在受理超过时效的案件后，会依照职权审查，如果发现没有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则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这样的处理方式与民事诉讼的一些基本理念是相悖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诉讼要件、权利保护要件审查的冲突

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讼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诉讼必须适法提起(第一阶段)，使诉讼适法提起的要件称为”起诉要件”；其次，一旦具备这一要件，事件便系属法院，其系属在程序上必须适法(第二阶段)，所具备的要件称为”诉讼要件”。经过以上的阶段，最后就原告的请求进行审理、判决(第三阶段)。要使法院裁判原告的请求有理，必须满足实体法上的构成要件，使其主张得到认可，这称为”权利保护要件“。是否具备诉讼要件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审查，若审理发现不具备诉讼要件，则以驳回起诉的判决终结诉讼。若是权利保护要件，则并非是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对象，而是由两造当事人根据各自的主张，提供证据材料来使法官作出裁判。

有人会有疑问，说我国并不存在日本那样的”三阶段构造”，实则不然。当事人去法院起诉的时候，立案庭的工作人员会对起诉状和其他材料进行审查，若不符合要求，会让当事人补充，这实则是对起诉要件的审查。关于诉讼要件的审查适用于诉讼系属的各个阶段，《民诉意见》135条规定”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和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可视为是对诉讼要件的审查。接下来在法庭审理过程的活动便是对权利保护要件的审查。

笔者认为诉讼活动区分三个阶段的理念在于，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间请求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是平等的(这是理想模式)，所以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不应过分干预当事人的活动，如果职权干预过多则会被认为是偏袒一造，会让最终败诉方当事人内心有所怀疑和难以接受。但作为诉讼活动进行的前提是该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要求的，对这些前提事项的审查则要求法院职权的积极参与，这样可以使那些不符合要求的诉讼被止步与诉讼之外，遏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避免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时效的问题并非是”诉讼要件”，那么法官是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并直接作出裁判的。作为”权利保护要件”，应该由当事人进行主张，那么我国目前采取的法院职权审查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国民事诉讼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超职权主义模式，法官有很大的主动权，两造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被严重忽视，随着西方当事人主义模式理念的影响，我国的审判活动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开始强调对法官的约束和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重视，但还是保留着一些法官职权主义的痕迹。

二、与辩论主义、程序保障的冲突

辩论主义要求法院只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基础；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法院也不能怀疑；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法院只能以当事人声明和提出的证据予以认定。这体现了对法院职权的约束。

我国在时效问题上采取法院主动审查并作出裁判的规定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第一，在被告方没有来得及提出时效问题之前，法院主动审查是否有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显然有悖于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的理念。第二，在没有确定时效问题是否会是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之前，法院主动审查并作出裁判，显然有悖于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法院不能怀疑的理念。第三，超过诉讼时效，且无中止、中断和延长事由本应是被告的抗辩事由，法院主动审查是否有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有越俎代庖的嫌疑，主动寻求对被告方有利的证据，对于原告方而言，显然有失公平，原告内心对这一结果也是难以信服的。

当今世界各国的诉讼活动都强调程序正义，呼吁”正义要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的实现要求赋予两造当事人更充分的程序保障。程序保障需要通过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来实现，当事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提出证据，诉讼审判的结果必须建立在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及证据的基础之上。当事人主张及证据的提出，往往是在与对方当事人开展的攻击防御中才能得到充分和完整的体现。

我国在时效问题上采取法院主动审查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并没有遵从程序参与原则。被告方在法庭上没有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的机会，原告方针对法院在对其作出不利裁判前也没有抗辩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告的诉讼主体地位是被忽视的，原告的诉讼主体地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法院硬生生剥夺了被告在庭审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主张和证据的机会，整个诉讼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这与形式正义的要求不相符。

三、与既判力的冲突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基于国家司法权的权威，出于诉讼经济和法的安定性。具体讲，表现为不准进行再次诉讼的消极作用(一事不再理)和拘束后作裁判的积极作用。一般认为既判力的时点以口头辩论终结时为准，我国法官对时效问题作出的判决是在审查后直接作出，那么也就意味着是在两造当事人口头辩论前作出，那么这个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有既判力吗?如果有既判力，那么意味着原告不能再以同样的诉讼请求、诉讼理由起诉被告；反之，原告可以再次起诉。

我国目前的通说认为在时效已过的情况下，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意味着原告丧失了胜诉权，实则就是原告败诉。法院主动审查时效，使得原告的胜诉或败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有比较大的随意性，法院不是当事人，我们不可能期待法院尽心尽力调查(这种调查职责首先是有问题的)，在原告没有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前提下，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一般民众根据朴素的想法估计也难以接受。

若承认既判力的约束，则意味着原告对在没有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前提下获到的判决不能重复起诉，意味着原告只能损失5000元的债权。

若不承认既判力的约束，则意味着原告可以再次起诉，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除非原告有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证据，否则还是会遭受和前诉一样的不利结果，那就意味着再次起诉是没有意义的，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国法院对时效问题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过了时效的债权还应受法律的保护，更多想强调的是即使是失权事项的判定也要经过合理的程序，赋于失权者充分的表达意志的自由，这样的程序才能被当事人从内心里接受，才能实现案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