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立法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作者：梁旺贵

根据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现行中国立法体制的结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二)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行政法规制定权;(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一,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宪法上的这一规定表明现行中国立法体制是怎样的立法体制,法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一级立法体制,有人认为是二级立法体制。“一级立法体制”说显然失之偏颇。“二级立法体制”说认为,宪法确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体制。“两级”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为一级,一般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一级。在这里,“二级立法体制”说将一般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都作为一级看待,是不合适的。因为:第一,宪法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同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能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这表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需要象一般地方性法规那样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不能说它们同地方性法规是同一级。第二,我国许多法律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当地民族特点制定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以婚姻法为例,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周岁的规定,省和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无权改变这个规定,但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根据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具体情况制定单行条例作出变通规定。譬如我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抬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都先后制定了执行婚姻法的变通规定,即把结婚年龄变通为男不得早于2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从这方面着眼,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应和地方性法规是同一级。那么,应当怎样表述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更为确切一些呢?分析中国现行立法体制,可以发现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实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国家立法在整个立法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得与之相抵触。第二,实行多级并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国家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一般地方制定地方法规,它们在效力上有着明显的级别之差。第三,多种立法权相结合。如前所述,由于一般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效力等级上无法作出明显的划分、“级,的概念无法表明一般地方性法规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妨用“种”的概念来反映各种立法权的关系,即多种立法权相结合。这多种立法权相结合的含义是:国家立法权、国务院行政法规立法权,一般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把以上三个特点综合起来,可作这样的表述: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是中央集中领导的、多级并存、多种立法权相结合的立法体制,而不是所谓的二级体制。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无论经济、文化,还是交通运输等,南北东西相差甚远,再加上少数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可以说构成了一个多极化的中国版图,因此,我认为无论什么法律都不可能包罗万象、一法贯穿,即使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具体的东西都必须通过单行法规和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法规来补充和完善,但是无论地方法规、单行法规,还是自治条例都不得与母法(宪法)相低触。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决定的,也是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这一点不仅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不仅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试想,如果没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没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我国159个自治地方(即5个自治区、3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旗)、45个自治民族的自治权怎样体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何在,如果没有执行《婚姻法》的变通规定,全国数十个民族自治地方批准的“男不早于2周岁,女不早于18周岁”的结婚年龄又岂不是违法行为吗?等等,等等。所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是其它法律法规的补充和完善,任何国家立法机关和一般地方立法机关都不能随意取缔。四、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工作。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在立法权的归属、范围的关系和立法权使等方面而已形成基本完善的制度,但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弊端,这些缺陷和弊端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上有所表现,也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工作。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归属。中国现行立法体关于立法权的归属已形成较完善的制度,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表现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归属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1)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有些有授权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该法律作变通或补充的规定,有些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于是有人认为,只有法律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对该法律作变通或补充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才能对该法律进行变通或补充,否则就不能变通或补充。也有人认为,国家法律没有作授权规定可以变通的,要作变通规定则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间题:法律没有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对该法律作变通或补充,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能否进行变通?(2)有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常委会未经授权制定了单行条例,这又是否妥当?我国宪法和民族区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表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归属应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自治州、自治县(旗)的人大常委会不享有立法权,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依据是“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由此,我们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即使法律没有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对该法律作变通和补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认为确实需要变通或补充的,民族自治地方仍然可以对该法律进行变通和补充,只是变通和补充的主体应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它的常委会,第二,自治州、自治县(旗)的人大常委会本身没有立法权,无权制定单行条例,它只能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该法律作变通或补充。这一结论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解释是一致的。如1984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制定选举法变通规定时,因选举法中没有授权规定,请示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答复说:“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婚姻法》制定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是因为《婚姻法》中特别作了这样的规定。《选举法》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因此,对《选举法》的变通规定应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不能由它的人大常委会制定。万这个结论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得出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用以指导立法实践。不过,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即国家立法机关应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旗)人大常委会部分立法权,因为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关系需要用民族自治法规来调整,而人民代表大会一般一年只召开一次,一次会议不可能审议太多的立法议案,所以,自治州、自治县(旗)人大常委会享有单行条例制定权是必要的,建议国家立法机关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地方组织法时赋予自治州、自治县(旗)人大常委会单行条例制定权。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权的行使制度,是立法体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有了这方面较为完善的制度,才能保障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充分行使立法权。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行使方面,如何理解和把握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低触这一立法原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间题处理不好,或者影响国家法制的统一,或者会损害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挫伤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积极性。什么叫不与宪法、法律相低触呢?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指不得同方针、政策、法律原则相抵触,一种是说同具体政策、具体法律条文也不能相抵触。对这个问题,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在《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文中有过阐述。他说:“地方立法的根据是什么?一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需要。限制只有一条,就是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这里讲的政策,是中央总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一些具体的政策,具体的政策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解决。”彭真同志在这里是针对地方立法而言的,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也同样适用。在同国家总的方针、政策、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国家法律的具体规定作某些变通,是必要的。例如,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民族自治地方作了变通应当允许的。因为作这样的变通,并不违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由于“不抵触”的确切含义不明确,实践中就难以把握。如四川省阿坝州制定实施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变通规定时,将“征用耕地三亩以下,其他土地十亩以下的,由县人民_政删比准”变通为“征用耕地五亩以下,其他土地十五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时,有的同志认为,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土地的权限是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无权变通,要变通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是四川省人大民二委和法制工作室联名向全国人大有关部门请示。最后,全国人大有关部门答复以不作变通为宜。如呆作这样的变通就是与国家土地管理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话,那么我们对以下现象又作如何解释呢?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权对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请看:全国人大制定的邢法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邢。方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拐卖人口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到处死刑。这一修改使对犯拐卖人口罪的处罚可超过有期徒刑的范围,这是否与邢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呢?如不相抵触,那么,前述四川省阿坝州人大常委会对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土地权限的变通是否与国家土地管理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就值得思考了。如果说不抵触的基本原则是提法上要完全一致、数据上要绝对相同,那么,所谓自治条例也好,变通规定也好,都只能比照相应的法规重抄一遍。如果完全照搬照抄,那就没有必要搞什么自治法规和单行法规了。要搞,就必然要有所区别,有所发展。然而,前述的几个婚姻法变通规定是把结婚年龄提前了两岁,拐卖人口罪的处罚又从五年上升到了死刑,唯独四川省阿坝州将征用耕地三亩以下变通为五亩以下,其他土地十亩以下变通为十五亩以下就不行,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权的范围,也是立法体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有了这方面较完善的规定,享有立法权的机关才能在明确和规定范围内进行立法活动。现行立法体制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个较大间题就是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范围如何划分?与此相关,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范围这个间题上,提出了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是否有行政规章制定权这个间题上。根据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享有行政规章制定权的有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这里没有提到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表明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没有行政规章制定权。但是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又有行政规章制定权。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4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地方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第43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管理流动人口的办法。第44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有权制定行政规章。事实上,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也在行使行政规章制定权。如云南省德宏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州级机关制定的实施《自治条例》的具体办法,就是行政规章,四川省的甘孜州、阿坝州制定的计划生育办法规定州人民政府可就实施中的间题作出规定,这实际上是明文确认了州人民政府享有行政规章制定权。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到底能否行使行政规章制定权,建议国家法律对此明确规定。我认为,国家法律应该赋予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规章制定权。理由是:第一,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而人民代表大会通常是一年召开一次,一次会议不可能审议太多的立法议案,所以,有些调整民族关系的规范性文件无法以民族自治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只好以行政规章的形式颁布施行。第二,各自治州、自治县制定了或正在制定的自治条例,但自治条例毕竟规定得过于原则,为了便于自治条例的顺利实施,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需要制定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