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重要性

时间:2022-08-15 07:23:47

加强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重要性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由于低碳经济涉及一次大的制度调整和秩序重构,法律手段因其特殊的功能和效用倍受人们重视,因而低碳经济的法学思考已然成为学界的一个全新课题。低碳经济的法律保障是否必要,国外在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方面还应该做出哪些实际的努力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讨论。

一、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必要性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其基本含义是指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概念提出后,国内外学者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并纷纷就低碳经济的概念、市场价值和实现方式等作了一些探析。学者Treffers探讨了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GHG排放80%的可能性,认为通过采用相关政策措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GHG排放的减少,是可能同时实现的[1]。气候集团在的报告《赢余:低碳经济的成长》中,回顾了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及其带来的收益,指出低碳经济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2]。Shimada等学者则设计了一种描述度量城市低碳经济长期发展的方法,并将此方法应用到日本滋贺地区[3]。我国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学者认为,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4]。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发展模式[5]。还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种理性权衡;是人类社会经济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6]。综合以上观点,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即认为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其目标是降低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其途径是通过人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使经济活动低碳化和能源消费生态化;本质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能源经济革命[7]。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必要性首先来自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与低碳经济理念之间的巨大差距。经济发展和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生产方式落后、资源浪费严重、综合竞争力较弱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源消费仍然处于“高碳”状态,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加之中国当前的整体生态功能在下降,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等[8],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密集和污染严重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几乎等于痴人说梦。因此,为了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中国必须尽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然而,试图将这种转变寄望于市场自身的调节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特性使得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愿意支付较高的成本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更不愿意彻底放弃原有的生产与盈利方式而转产。正如马克思所说:“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在此背景下,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径达致低碳经济目标呢?

罗纳德?科斯教授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具体而言,科斯第一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的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使财富最大化的安排。也就是说,在交易费用为零,且个人是合作行动的情况下,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是有效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是不存在的[9]。在这种情况下,科斯推出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中,不同的权利安排或分配模式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换句话说,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法律权利的初始界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任何法律制度的创建都有其目的性。目的性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一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定的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10]。法律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国家治理者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设计和干预,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外部规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外部秩序。和外部规则与外部秩序相对应的,是内部规则和内部秩序。后者是自然演化的,是独立于治理者的理性设计的[11]。因此,构建低碳经济规则源于客观现实需要———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客观形势,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压力,中国所承受的生态负担。也就是说,中国的现行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与低碳经济模式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中国低碳经济立法的客观基础和现实土壤。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法律的保障也取决于平衡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的需要。由于发展低碳经济涉及人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变革力度大,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实施者、监督者以及中介等利益关系交错复杂,若不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不仅有关发展利益在保护者、破坏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不能得到公平分配,导致受益者无偿占有环境利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低碳经济的发展逐步丧失动力外,而且由于利益矛盾得不到化解,日积月累将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走向一种“反向的恶化”。法国弗朗索瓦?悉尼亦指出,立法应当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12]。为此,我们必须通过低碳经济立法及其相关制度设计,妥善安排各种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利益协调机制。

同时,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必要性还体现在:低碳经济立法可维持法律市场的供需平衡。“市场概念的核心是供求双方的交换活动”[13],法律本身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市场是合作生产与交换的结果,法律也是人们彼此间合作及交换社会化的产物[14]。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对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根据立法供给关系的分析,立法产品的供给应适应立法产品的需求,既不存在立法产品的过剩,也不存在立法需求的短缺,才能达到立法产品的供求均衡。然而,在现实立法实践中,总是存在一种非均衡状态,即人们对现存的立法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法律市场的这种非均衡状态是法律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立法也是一个由供求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的循环过程。低碳经济的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彰显着独特的时代内涵和丰富的生命力,可以创造获得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能够显著地增加产量、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可靠性、改善产品质量、改善工作环境并鼓舞员工士气,在新增就业方面具有出色的潜力,其增长速度也大于其他经济形态[2]32-34。在现行立法与另一种较之更加合理的立法之间出现了潜在利益,产生了新的潜在制度需求和潜在制度供给,并且潜在制度供给大于实际制度供给,制度供给和需求不一致,即出现所谓的非均衡状态。当前,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供给领域出现了低碳经济立法产品供给不足,司法产品供给不足和执法守法成本随之增高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国虽然出台了能源法、环境法、循环经济法等性质相近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相对低碳经济立法而言,在调整范围、调整力度、调整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不足,不能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就循环经济法而论,循环经济法调整的侧重点在于经济的循环运作,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目的,但在实现经济活动低碳化和能源消费生态化方面,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力度就显得不足。建立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可以适应法律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变化趋势,促进法律产品供需市场的平衡[15],从而促进市场效率的发挥和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并能整合社会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为法律不断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此外,低碳经济立法的导向性功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低碳经济实质上是在对现代经济运行加以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它主张清洁发展、绿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倡导建立一种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因而被誉为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能源经济革命。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变革和秩序重构,它需要一个明确的导向系统。“立法是以政权的名义,由政权机关依据一定程序、运用一定技术、为体现执政阶级的意志所进行的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具有普遍性、明确性、肯定性的并以特殊的政权强制力为后盾的社会规范的活动”[16],换言之,法律手段所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强制性、公开性和极大的权威性等,决定了其作用和力度是任何行政、经济等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将发展低碳经济的导向系统推向法律构建,便成为学者们的一种心理倾向及政府的理性选择。事实也证明,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除了技术的、行政的、经济的关注以外,更需要系统和强大的法律保障措施。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上升到法律层面,并运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行与健康发展,业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并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趋势。此外,低碳经济立法也是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保护相关科技成果的现实需要。低碳经济产业体系和生活模式的构建,需要大量科技的有力支撑,比如信息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环境检测技术等,这些现代科技活动的普遍化、复杂化,要求它是一种高度组织化、规则化和程序化的活动,内在需要法律的规范与管理,通过法律可以比较有效地建立低碳经济管理和运行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推广。显然,科技进步呼唤着法制建设,法律是科技进步的保护神和推进器;作为与当代科技同步前进的低碳经济,只有依赖法律对科技的尊重与保护,才可能健康、高效地向前推进。

二、国外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探索

低碳经济是一次全球性的能源革命,其影响范围广泛、变革力度巨大,已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西方国家更是在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实践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这对我们进行低碳经济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加以归纳分析,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是从发展规划、产业调整、能源立法、财政金融、科技立法、生活消费等六个侧面来积极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规划上升到立法高度,引导整个国家积极建设低碳社会,是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立法的基本路径。“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17],计划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表明,必须对计划这一宏观调控手段法治化。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内容,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计划法来调节经济的运行,恰恰是体现了法律对经济的指引和促进作用[18]。根据英国《斯特恩报告》得出的结论:及早开展相关行动在经济上是最占优势的,行动越及时,经济损失越小。面对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发达国家已迅速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模式路径上升至法律高度,加强气候变化法等战略立法工作。英国2007年推出了全球第一部《气候变化法案》,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气候变化法的国家。日本2008年提出新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的正式形成。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协定书》,但于2007年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加强低碳经济的战略立法工作,有利于表明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有利于保证发展低碳经济战略的稳定性,从而引导整个国家积极建设低碳国家、低碳社会。

加强产业调节立法,努力促进低碳经济产业布局的形成,是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立法的首要目标。产业调节法是关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规定各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9]。制定产业调节法的实质是将产业政策法治化,也就是将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切实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产业政策一旦上升为法,就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政府的有关规定或行为与法相抵触,也必须以法律为准,服从法律的要求[20]。因此,产业政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法治化后的产业政策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和强制性。②英国在低碳转型中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和一系列配套方案,包括《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等。日本则在《经济危机对策》计划中,提出要扩大绿色经济市场,创造绿色产业就业机会。欧盟提出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区的绿色产业,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通过产业政策立法,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低碳经济产业集群的形成。积极完善能源立法,努力促进低碳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发达国家促进低碳经济所采用的主要法律手段。能源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谁能占有低碳能源,谁能率先发展低碳能源,谁就能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制高点[21]。尽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完成工业化进程,但面对气候变化的现实,各国充分加强能源立法,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扶持力度[22]。

与以往能源立法不同的是,受低碳经济理念的影响,世界能源立法出现了两大新趋势,即能源立法生态化、能源立法市场化。能源立法生态化是指能源法采用生态系统观、整体观的调整办法,不仅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还重视产生能源的自然环境的保护与优化,试图明晰人、能源、生态环境的交错联系,实现能源活动中人和自然的和谐;不仅调整开发、转换、加工、运输和利用能源的行为,还调整引起各种能源环境问题的行为[23],以此来保证开发利用资源的可持续性。在丹麦,能源供应和利用的环境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在法国,不仅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程序适用于所有能源设施,而且禁止在保护区域设立重大项目。能源立法市场化,强调不只是确保能源的供应安全,还要提高能源配置的效率。能源安全是能源效率的基础,能源效率又是能源安全的保证。但是,能源效率代表了现代能源法发展的未来。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明确表示,能源新政策的基础是开放和竞争的市场机制;《美国能源法案》(2005年)也继续鼓励电网开放以及市场运作。西方国家能源立法的实例说明,从能源安全到能源效率的转变,反映了能源法律功能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亮剑”的制度变迁[24],必会大大促进低碳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财政金融立法,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体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立法理念。路径依赖理论说明,打破“碳锁定”,必须引入外生力量,充分利用财政金融的作用,推动低碳经济的有力发展。西方国家积极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比如外部性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理论、不确定性理论、生态工业学理论等等[25],运用到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英国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碳信托基金、碳排放贸易机制等多项经济政策;丹麦、芬兰、荷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对燃烧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开征国家碳税;德国、日本和奥地利等国也相应引入了能源税和碳税制度;意大利运用绿色证书、白色证书制度,①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美国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为加快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投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法律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当的能动性和导向性,它能使人与组织看到和得到制度的好处和利益;并通过优胜劣汰来充分焕发人与组织的潜能和活力,通过鼓励竞争与创造给予人与组织的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以充分施展的空间[26],通过立法形式建立激励机制,综合采用减免税、提供贷款支持、价格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积极倡导、稳步推进企业和个人参与低碳经济建设,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会对发展低碳经济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这也大大扩展了法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形式,体现了法律功能的一种进步。

不断健全科技立法,促进低碳经济科技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法律保障。科技进步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的根本出路。通过科技立法表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发展什么和限制什么,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科研工作机制,保证低碳科学技术活动的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科技支撑[27]。英国为发展低碳技术建立了有效的低碳技术资金投入、开发、成果转化与扩散机制。德国推出世界上第一个涵盖所有政策范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日本也相继加强低碳科学技术立法,努力营造低碳技术研发的政策环境。丹麦为发展低碳经济建立了有利于技术发展的社会支撑体系,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市场等关联和互动的格局已经形成。从西方国家加强科技激励的主要类型来讲,主要有产权激励、市场激励、政府激励等理论。其中,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规定了创新者和创新成果的所有和分配关系,成为激励创新的重要选择,在知识领域主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和相应的股权等。市场激励就是指建立面向市场的企业制度,把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把市场需求作为创新的持久动力。政府激励主要指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其措施多种多样,如采取税收、补贴、采购政策、国际间合作政策等[28]。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加强低碳科学技术研究,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加强消费立法,引导大众向低碳消费理念和模式转型,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方式向低碳转型,更需要引导大众的生活消费理念和方式向低碳转型,使低碳消费模式成为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的一个基本途径。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要依赖于低碳消费法律制度的保障[29]。国外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对消费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人们的消费行为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方向转变。如美国加州的《饮料瓶法》规定,各地要对塑料饮瓶加收几美分的回收费,并制定实施了采购再生产品计划、能源之星计划、生态农产品法案、环境友好型采购计划等一系列绿色采购法案,引导全民低碳消费理念的形成。欧盟各国注重运用税收手段对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与奢侈消费行为进行调整,比利时、丹麦、芬兰等国对一次性饮料包装物征税,荷兰等国对生活消费垃圾征税,德国对回收率低的饮料瓶实行押金制度,等等。通过加强低碳消费生活立法,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思维和消费理念,培养消费者的低碳消费意识,规范消费行为,从而可以有力地促进整个社会的低碳生活化,有利于低碳社会的构建。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审视和思考

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协同性、共振性,西方国家在低碳经济立法中揭示出的一些客观规律和积累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吸收并加以利用。以西方国家的一些立法经验为参照,认真审视分析我们的低碳经济立法状况,并开展低碳经济立法方面的探索,可以达致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跨越式发展。

(一)加快战略规划立法进程,努力构建和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框架和规划体系低碳经济目前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成为下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我国政府当前为发展低碳经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我国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作为约束性指标这已经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广东、江西、山西等一些省市纷纷争取建立低碳经济城市、低碳经济实践区等,积极探索中国低碳之路。但目前国家战略层面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猛烈势头还有些欠缺,表现在中国缺少独立的低碳经济总体发展规划,没有形成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可操作的低碳经济总体思路和实施方案;缺少《低碳经济法》或《应对气候变化法》等基本法,对发展低碳经济涉及到的总体目标、指导原则、基本政策等,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长效机制的形成。为表明中国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引导全社会建设低碳中国,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尽快制定中国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要出发,结合国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能源发展规划等,制定低碳经济“国家方案”和行动路线图,进一步明确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强度的具体措施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实施步骤等。2.制定《低碳经济促进法》,形成适宜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除了明确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规划外,还要推行“低碳GDP”制度,完善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低碳经济统计、监测、评价和考核体系[30]。同时,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不仅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义务,督促该地区经济活动低碳化、低碳文明生态化,还要在法律上赋予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各项权利,使其在制定低碳发展规划、实施低碳项目方面能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财政税收支持等。

(二)加强产业政策法律化力度,不断促进我国产业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政策法律化是在协调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方式。伴随着法经济学的产生和经济实践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通过经济法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法律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既需要法律的稳定性和体系性,又要满足经济的政策和发展,因此作为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和经济政策就要使稳定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长期性和临时性,抽象性与具体化有机地结合起来。”[31]低碳经济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为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比如鼓励发展绿色产业、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新科技的运用、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等等。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上升到法治高度,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还没有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把经实践检验认为成熟和稳定,且在较长时期内调整规范低碳社会关系的这些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因而这些政策并没有获得法律效力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切实保障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我们应当制定《低碳产业促进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低碳产业政策发展导向机制。通过对现有产业制度进行创新,逐步改变“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产业链条和产业结构,包括缩短汽车、钢铁、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低碳化”;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标准[32]。同时,抓紧制定有关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重点行业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制度,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二是完善低碳产业政策的决策机制。新公共服务理论(以罗伯特?B?登哈特与珍妮特?V?登哈特为代表)主张,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民主的体现,是公共决策机制的基石[33]。我们要在以产业政策制定部门为主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企业家、专家学者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和力度,提高决策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保证产业政策充分科学反映低碳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三是建立低碳产业政策执行机制。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此外,还要加强监督和责任追究,确保产业政策从颁布执行到检查监督的各个环节都要有法可依,从而加大产业政策的执行力度。

(三)顺应能源立法的生态化、市场化趋势,促进形成提高能源效率和开发新能源的长效机制低碳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而加强能源立法则是促进能源开发、使用低碳化的有效手段。就我国而言,我们在发展低碳经济能源立法方面先后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面对新的挑战,我们的立法进程还需要进一步加快。一是受功利主义经济观的支配,传统能源法反映的是高碳经济的时代特征,能源立法关注的重点一直在于确保能源供应,错失了对能源需求的管理,或对能源生产和利用效率的管理。对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外部性,包括酸雨在内的空气污染、水电大坝施工建设导致的生态损失等,只是被动地采取措施进行补偿。对于矿物燃料引起的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很少关注。二是能源法律体系的行政化。中国能源发展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襁褓中,即使是向市场经济渐进的今天,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实质改变。我国的传统能源法更多地体现出行政法的特征,即以维护能源行政管理体系为基础,以政府行政命令直接管理能源事务和能源企业服从政府命令为方式,严格来讲,这不是现代经济法意义上的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一定程度上来讲,“能源法”仅仅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34]。根据世界能源法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应当作如下努力:一要转变能源法的视角。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真正对能源环境问题的预防和风险防范必须通过能源法对能源的战略规划和全过程控制才能实现”,将如何抑制能源浪费或管理其外部性作为重点,而不是局限于解决如何确保供应安全的问题[34]。二要逐步推进能源立法的市场化改革。能源效率之源在市场。巴里?巴顿(ParryParton)指出,市场化有助于能源可持续发展:市场制度不同于垄断性的传统体制,能够带来确切的能源价格,取消过度消费的补贴和激励,以便使消费模式受到真正生产成本的影响;市场体制下的能源公司更加注重市场份额、生产效率,也更适合推行需求侧管理,因为市场体制下的经济效率压力,通常会促进能源效率和节能[35]。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我国应该在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建立起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

(四)加快财政金融立法进程,充分激发市场机制的活力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注重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环境资源的管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有限。由于企业或个人缺乏利益激励,主动参与节约能源、发展低碳能源的积极性不高,主要表现在: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支出方面没有专门预算,对低碳经济投入的增长比例没有明确的立法保障;二氧化碳税的征收还存在空白,用税收手段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未能发挥;我国碳基金、碳保险、碳证券等碳金融市场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目前虽然已形成了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权交易所为主体的碳交易中心,但这些交易所主要从事以清洁能源发展机制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交易,而非标准的碳交易合约,与欧美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市场还有一定的距离。根据我国的情况,我们认为,当前应做以下方面的工作:一要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通过立法形式保障低碳经济发展支出预算项目,确定一定时期内政府低碳经济发展投资占GDP的比例或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并规定低碳经济发展投资增长速度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国家财政履行发展低碳经济职能提供制度保证。同时,还要对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与个人给予税收优惠,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调动企业、个人投资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二要研究开征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碳税是为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它实际上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征收,而不直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研究表明,近期在中国征收低税率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用明显,从长远来看,实施碳税势在必行。三要及早地建立起包括碳基金、碳保险、碳证券等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支持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业务,为低碳企业建立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绿色通道”。四要稳步推进基于配额交易的碳排放权交易。从产权理论来讲,科斯认为市场失灵与产权紧密相连,社会最优化的实现依赖产权的界定,基于此理论的碳排放交易,有助于消除环境公共品的外部性。为此,我们要充分发展碳排放权以及与排放权相关的远期期权等相关工具,不断丰富市场机构,扩大市场规模,同时还要完善交易平台,促进碳排放权的顺利流转。

(五)不断完善科技立法,积极促进低碳科研机制的构建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切实遵照生态发展规律,发展低碳或无碳技术(也称碳中和技术,是指通过计算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然后通过增加碳汇、二氧化碳捕捉和埋存等方法把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实现对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加强低碳科技立法,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是低碳技术发展的重要保障。审视我国的低碳科技立法情况,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涉及有关低碳技术的基础领域,如在低碳基础研究、低碳科技计划、低碳科技投入、低碳科技成果转化、低碳科技风险投资、低碳科技奖励等领域,存在立法空白[36],亟需通过科技立法予以填补;部分领域科技立法内容滞后,科技的市场导向不明晰,科技风险创新机制与激励机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鉴于以上情况,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一是加强低碳科技基础领域的立法建设。研究制定《低碳科研院所法》、《低碳科技规划法》、《低碳科技投入法》、《低碳科技风险投资条例》等,通过低碳科技基础领域的立法工作,明确低碳科研院所的法律地位以及实施科技规划的步骤、手续、程序,规范科技风险投资行为,扶持一批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建立起促进低碳科技发展的法律体系。同时由于低碳技术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要,还应该健全国际低碳技术合作与交流立法。二是在低碳技术研究中,应该根据时代要求更新科技立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优化市场导向机制,建立有利于低碳技术创新推广的市场机制,促使企业开展有效的低碳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及有关政府机构密切结合的低碳科技创新体系。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推行低碳产品开发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技术入股、管理要素入股、成果入股等政策,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采用期权、期股等激励方式,使他们的薪酬与人才市场接轨[37]。

(六)加强消费立法,引导、促进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加强低碳消费生活立法有助于引导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规范消费行为。“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也有着对消费行为的引导和约束,然而时下奢侈消费、不正当消费之风日盛,低碳消费法律体系缺位、不足的问题不断凸显,低碳消费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时展的必然。主要表现在:对低碳生活的宣传手段、工具运用取得了不错效果,但低碳消费社会义务的履行还需要上升到法律高度;低碳消费税收制度还没有建立,市场刺激民众节约能源消费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有原则性指导,但在采购主体、采购范围、采购标准方面缺乏详细规定。为促进低碳消费生活长效机制的建立,在立法方面,我们可以作如下努力:一是将消费者的社会义务法律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负有一些与消费活动相关的义务,这些义务的确定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环境保护和社会全面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促进这些社会义务的履行,有必要将其法律化。消费者社会义务的法律化实质上是一个道德的法律化问题,是道德义务升华为法律义务的问题[38]。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当坚持资源节约的原则,采取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低碳消费方式。

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当优先购买低碳标志产品,减少使用和拒绝使用一次性制品。二是建立生态消费税制度。用税收手段刺激消费者的消费神经,适当提高汽油、柴油的税负水平,及时推出并实施燃油税,进一步加大车主的用车成本,促进消费者选择更小排量的汽车来消费。拓展奢侈品和奢侈行为消费税,使消费个体或集体基于消费成本的理性核算,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促进低碳消费模式的建立。三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作为重要的消费群体,其消费行为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而政府采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府的消费行为。为促进政府采购低碳产品,建议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的立法及实施机制,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采购对低碳产品的支持。扩大政府采购低碳产品的范围,不断增加采购低碳产品的数量。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低碳产品的标准制度,以便为政府采购提供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