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国际法互动关系

一、选题背景:研究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现实意义

之所以确立这个选题角度，是建立在对以事物间的相关关系作为分析的着眼点更符合认识规律，以期透过美国崛起的近100年，即19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的这一时代下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国际法的创制、变动、遵守和违反等等现象，深化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辅助相关研究。理论上，建立在国际法定位和功能上对美国参与创制并利用，解释国际法及其原则的理解，有助于清楚认识到国际法为大国崛起提供合法性和施展政治影响的空间，而大国对国际法的利用同样要受到国际法的牵制，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无法作为当代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单方面避免国际义务或者滥用权利的理由和借口，如果国家这样做，那么就有失去合法性，甚至失去国际社会支持而被孤立的风险。因此“对于崛起大国而言，认真对待与合理应用国际法，不仅是一种低成本的明智选择，而且是保证其顺利崛起的必由之路。”［1］实践上，基于美国从主张建立国联的构想(十四点和平纲领)、战后主持建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以此为平台输出本国的政治文明，主导战后国际秩序、推行单边主义、以人权旗号干涉主权等国际法实践的事实，中国也应当提出本国语境下的国际法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中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因此，以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合理处理与现有强权的关系，提出新时代的国际法原则，是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创新国际法的实践，为建立和维护合理的、互利的新型国际秩序作出应有贡献所势在必行的。这正是研究美国崛起与国际法这一主体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崛起中的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部分我将分两条线展开论述，一条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另一条线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通过两条线的论述分别得出这一时期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特征和现实特征，并作出总结。(一)从理论上看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参与。美国的国际法思想实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体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早期的外交活动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多边外交的思想，只不过大多体现在区域性的活动或组织中，如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处理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门罗主义”［3］;一战后，美国明显开始向国际主义外交思想转变，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表现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4］。但是作为思想主导者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没有实现创建者所期待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在对国际联盟的失败加以反思的基础上，主导创建联合国来维护世界和与安全，“联合国”这一名称即是接受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5］在上述的阶段，美国的国际法理念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参与并主导建立为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的思想;二战后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控制联合国而直接为美国全球霸权服务，体现美国把国际法看做自己实现霸权的工具主义思想;第二个阶段是回到实用主义思想，对国际条约“有利的加入，不利的退出”。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把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概述为:美国基于国力消长，以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交替的态度对待国际法的策略与国际法的创设、执行从美国的国际法参与中吸取影响;同时国际法赋予美国崛起以合法性，也通过战后国际秩序的保障机制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双向互动关系。(二)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分界，自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是第一个阶段。这是美国实力快速崛起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决定力量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是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议者的形象出现;二战后期到冷战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实践表现为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国际法规则制定与执行。以时间为线索，第一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美国主要进行了建立国际联盟为核心内容，试图以此掌握国际话语权，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如学者张蕾蕾所言，“国际联盟作为威尔逊试图主导国际秩序的载体自然是“十四点计划”的核心体现……构建美国领导的新的集体安全式的国际秩序”［6］，这一阶段美国参与国际法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和在这一纲领下试图建立的国际联盟。其中，最关键的是第14条，建立国际联盟。但这时期美国的国力远未到达可以主导国际秩序的地步，因此国联的失败是毫无意外的。直到二战结束，美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意图也愈发明确，但实践的效果有好有坏。二战爆发后不久，在美国的倡导下，《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包括大国一致、主权至上、民族自决原则等。例如在“集体安全”原则思想下，美国主导了联合国安理会机制的运行，主持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等审判;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试图建立“在联合国授权外擅自采取集体行动(多为军事行动)的国家联合体———意愿联盟”［7］，这破坏了它自己倡导的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大大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是失败的国际法实践。正如学者所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具有的两面性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有时依据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主张对国际法不参加、不批准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有时又依据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主张对他国横加干涉。”［8］综上述观点和内容，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从理论引领出发，基于本国的实际国力和战略需要进行国际法实践，成为国际法变革的先导;国际法的变化发展反映了美国的影响，通过合法性赋予、国际权力与义务分担机制的创设回应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二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是互动的，用互动关系概括美国崛起与国际法是恰如其分的。

三、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这个部分，我主要从“互动关系”模式和其他认识之间的异同出发，比较对这一问题的几种不同认识，并提出我的观点:美国与国际法的关系是互动的，但有别于单纯基于权力政治和秩序构建的互动观。就这一关系，学界有不同主张。彭何利认为，“我们并不是完全生活在赤裸裸权力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生活在完全受国际法规范调整下有序的生活当中，而是生活在权力、国际法、语言、等诸多因素交织影响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9］，即他主张探讨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要把权力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纳入进来，这是一种基于权力流变而发展变化的关系;何志鹏提出，“美国等大国在其崛起的进程中都曾借助于国际法;而且其崛起的质量和水平与对国际法的认知和利用息息相关。……有助于国家确立和强化其合法性，减轻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拓展其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度。”［10］而本文的“互动关系”理论脱胎于彭何利教授的《论大国兴衰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美国的历史经验为例》，他这样阐述，“纵观美国的大国成长史，其中既有对国际法的有效利用，也有对国际法的扭曲与践踏。……认清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相互依赖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超越权力政治，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本文正是试图为做到超越权力政治，参与国际法律秩序构建提供参照。我认为，从这种互动模式所未能考察到的理念和合法性角度看，不论是在理想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工具主义)指导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也是互动的，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美国崛起中对国际法的影响的制度表现来源于它的政治理论和利益需要，这种影响表现在国际法上有合理性也有自相矛盾的，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承认或挑战。可以说，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影响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理念，而国际法的原则与制度反映了美国的这种理念影响力，对美国的影响进行了反馈。综上所述，不论从国际权力转移的角度，还是从理论和合法性角度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都应当是互动的，这样的“互动模式”是全面的，可以更全面，准确反映出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联系。

四、结语

在上述的探讨中，我从选题依据、概念界定、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待这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论四个方面，说明了超越于传统的权力政治之上的“互动关系”是把握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个更好的表述。也基于这些分析，我认为中国和平崛起中可以从中借鉴的有:认真对待与合理应用国际法，超越权力政治，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到“稳中有为”，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国际政治思想，建立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作出贡献。

作者:杨洋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