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的法律调整体系

本文作者：周相卿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9%年10月1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决议》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自然地会被纳人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可迄今为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措施主要是舆论引导、树立榜样及加强政治学习等,对法律手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探讨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法律的作用及应该采取的法律对策。

一、思想道德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当制

早在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接见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时,格隆瓦尔德问:“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回答:“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¹国家公职人员是否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思想道德问题,是否是法律问题取决于法律的具体规定,邓小平同志强调采用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党的政策的规范化、条文化。政策有原则性强、概括性强的特点,需要规范化、具体化,仅靠舆论宣传,政治教育、树立榜样等措施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一般人的直接约束力在弱化,政策难以被政府依靠国家权力体系直接贯彻下去,必须依靠法律手段贯彻政策。舆论宜传、树立先进榜样容易使道德规范更加抽象化或导致预期目标太高,离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现实,出现相反的效果。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强调德政、以德治国,把道德政治化。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中讲到:“为政以德,臂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º汉武帝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都是以儒家的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同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比较重视法与道德的相互作用,能够很好地利用法律手段来推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把法律作为实现道德规范要求的一种工具。唐高宗时期制定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典(永徽律》,这个法典的《律疏)中写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把法律作为保障“德礼”实现的手段,认为二者相辅相成,像晨昏和春秋一样。纵观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道德和法律结合紧密,就会政治清明,官吏奉公守法。反之.就会政治腐败,贫贿狼藉.导致改朝换代的结果。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重视在法律上体现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要表现在制定出详细的规范国家公职人员完善思想道德建设的法律调整机制行为的法律.使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如:美国制定有《政府行为道德法》与《众议院议员和雇员道德准则》等法律,澳大利亚制定有《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关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念也都是以相应的法律意识为基础的。《决议)中强调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的前提下,“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应该批判地借鉴我国历史上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法律形式确认和维护道德规范的经验,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有关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对违反者给予法律制裁,保障思想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从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本身的特征看,应该重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法律化。首先,道德规范的强制力弱,只能约束思想高尚的人,不能约束思想卑鄙的人;而法律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其次,道德规范的规范性差,缺乏明确的界限;法律规范明确、具体,用法律确认道德规范,才易于使人们划清是与非的界限。第三,道德体系是多元的,每一种道德体系都有自己的特定约束对象;法律体系在一个国家之内是一元的,在国家主权所及范围内对所有的人和组织都有约束力。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如果上升为法律规范就具有了权威性,成为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道德规范。第四,道德规范一般只规定行为模式,对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一般并不规定具体的制裁措施;在法律规范中,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都是明确的,违反者都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思想道德建设只有依靠法律才能制度化。完备思想道德立法,严格执法,才能保证人们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去行为,在社会上形成稳定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是制度。思想道德建设制度化,才能使人们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习惯,从而为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观念创造条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原有的道德观念会受到冲击,而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建立起来以前,会出现真空状态,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由于缺乏制约的力量必然在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主要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现象严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的公害;经济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原则被引人到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中等。实践证明,法律不仅能遏制由于市场本身缺陷而出现的社会丑恶现象,同时能够确认保障新的有利于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如:诚实、信用、自由、平等及公平等道德准则都是有关市场经济立法的原则。在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前,也可以采用超前立法的形式体现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

二、把握重点,完善促进思想道德建设的法律,并保障法的实施

我国现行宪法第24条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要求和方法,第53条将尊重社会公德确定为公民的基本义务。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现行宪法只规定采用教育手段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规定同时采用法律手段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由于宪法本身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和无具体惩罚性的特征,宪法中规定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必须由普通法具体化并规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否则很难落实到实处。我国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普通法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现行法律还远不能满足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完善现有法律中与思想道德建设有关的内容,同时制定促进思想道德建设的专门法律。1997年第3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制定、修改有关思想道德建设内容的法律时,应该体现从严、从细两个原则。所谓从严原则,首先是指扩大法律对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如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与国家公职人员执行职务有关的一般性的请吃喝、送礼品行为缺乏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双方都不能因此种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使这种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在社会上被普遍地认可,社会舆论及人们内心的强制力对此种行为失去了制约作用,廉洁奉公的人也只能同流合污,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这种行为不仅是构成行业不正之风的重要因素,又是诱发严重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与此有关的道德规范如果上升为法律规范,严格执法,就能够遏制住一般性的请客送礼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思想道德建设应该从小事抓起,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扩大法律的调整范围。其次,从严原则还表现在对违法者实施严历的制裁措施。我国唐朝时的法律对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受财而不枉法的,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当时是封建社会,对贪官的处罚是很严历的。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一些。我国的刑法中对受贿罪规定的制裁措施明显的轻。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比照贪污罪定罪量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2000元,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受贿达不到2000元的,一般不会受到刑事处罚。显然,受贿罪的起刑点太高。同时,刑法中对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仅限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对财物以外能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各种利益没有规定。在预防和制止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欺诈行为的法律中也存在法律制裁太轻的问题。法律有预测作用,行为人可预知法律后果,违法者不一定都是不懂法。法律规定的处罚太轻会使法律失去威慑力,一些人为了金钱或其它利益可能会不计较法律后果或轻信受不到制裁而故意违法。所谓从细原则,是指有关思想道德建设的法律应详细。如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国家公务员不得从事的行为中,有违反社会公德造成不良影响;弄虚作假、行贿受贿或者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益内容。同时规定有违纪行为未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也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种规定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在实践中处理类似问题时,会出现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使违法者逃避法律的制裁。同时,法律规定的界限不明确,执法者能够在模糊的界限内自由裁定,容易办人情案。法律不可能确认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全部内容,只能确认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同时,法律的制定还要受到立法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有关思想道德建设立法应该有重点。(决议)中指出了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干部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一是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二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及假冒伪劣、欺诈行为。三是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及封建迷信活动。四是制造和传播文化拉圾的行为。五是一些地方社会治安不好和环境赃乱差状况。在这五个方面中,应把立法的重点放在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方面来。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解决其它四个问题有重要意义。应对现有的同治吏有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同时还应尽快制定(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法》,详细地制定出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应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无论怎样完善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实施也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而且,消除法完善思想道德建设的法律调整机制的适用过程中循私枉法或其它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发扬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优良党风政风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要贯彻落实好《决议)中提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不仅需要制定出完备的保障和促进思想道德建设的法律,还要求保证这些法律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被严格地适用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