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商品经济与法律调整

本文作者：王利明史际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人了一个关键时期。如何认其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借助法律形式操作改革过程,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的经济和法律秩序,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成败得失的关键。下面,我们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法律调整是改革的内在要求

社会经济秩序是与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相适应的。不同的经济生活条件需耍有不同的秩序和维持秩序的机制。从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厉史来看,自然经济往往与人治和任意的行政权对社会的支配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中世纪庄园经济条件下,上地之上的行政权是支配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以及经济秩序的主耍力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隶属关系转化为独立、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化削弱了行政权对社会关系的支配力,井要求建立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法律调整机制,否则,社会经济就会处于无序的状态。所以,即使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极力鼓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在不干预经济的同时,要制定市场规则,承担维持社会公正与秩序的职能。近现代的历史表明,哪个国家的法治完备,社会和经济秩序井然,宏观和微观管理水平高,哪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化程度和效盘就高,就能在各民族的竞争中跻于先进行列,否则就只能落伍。在20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更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无序状态中自然形成的。例如,日本的经济奇迹就是伴随着国家强有力的组织活动和法律的调整而实现的。南朝鲜的经济发展也是因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客观要求通过建立商品经济正常秩序而实现。在当代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法治已成为商品经济秩序的内在耍求和有机组成部分。法治即法律调整,指示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井规定违反规范的后果,其实施通过统一的司法予以保障。“人治”则等于长官或个别当事人的任意,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一事一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人治条件下,人们崇尚的是权力而不是普通遵守的规则,因而难以避免唯意志的强制命合和瞎指挥,必然造成国家权力对经济的损害。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建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规则,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因素,使经济稳定地发展。回顾改革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井没有充分发挥法津调整在改革中应有的作用,因而极大地妨碍了预定目标的实现。由于采取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人们存在着只要放开搞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心态,国家推出改革措施,往往不从法律和触会秩序的角度考察其可行性,结果出现了地方、团体和个人无度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经济活动当事人普遍无法律依据地进行活动,某些执法机关怠于履行职责,导致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甚至大量发生盗窃、哄抢公共和私人财产的现象。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人治”,缺乏民主和组织纪律性,郧视依法照章办事的落后传统造成的。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关于法律与改革措施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和观念,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新秩序,从而使改革获得成功。法不是束缚人的改革积极性的障碍物,而是按改革耍求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关系调整器。近年来无序状态之所以有所发展,一与许多人把法当成束缚人的手脚和妨碍改革的东西,是很有关系的。这种情况在立法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不能按照改革的要求和出台的改革措施及时地立法,而是强调“等一等、看一看,,,让人们在浚有法或必须违反已有法律的前提下去进行“试验、摸索”。这样,人们的手脚似乎是放开了,但等到把问题“看清楚”以后,因秩序已乱,法律的权威已遭破坏,再立出法来,重新整治秩序已经十分困难,而那些趁机“捞了一把”的人,也早已逃出法网,从而大大诱发了那种“捞得着就捞”的投机心理。上述情况在执法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国家机构随意改变法律的规定,开口子,放“政策”,为了开放、搞活,可以任意减免税,可以不执行合同法,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理论上,许多改革“理论家”完全把法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赘物,公然藐视法律。例如,企业法刚刚施行,就有很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在连篇累赎地为它唱送终曲了。殊不知,如果没有法的规范,企图依靠社会的自发行为来达到和谐的秩序,那将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现代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低效和无序,美好的改革愿望和措施不能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国外的改革教训也可供我们借鉴。民主德国60年代进行放权改革,推行新经济体制,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发挥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的作用而遭到失败¹,匈牙利党中央书记内梅特在总结形势认识到,改革中出现严重困难,是因为匈牙利经济缺乏组织性,价格、税收和企业改革等措施,没有与法律体制的相应调整结合起来À。法律调整不仅仅是改革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改革的前提,而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内容及其运行规则的必然表现形式。我国改革中出现违反法治要求的无序状态,与人们对法律调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片面认识不无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只是被动地反映和确认改革成果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必须进行超前立法,用法律来规划和指导改革。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没有将法制与现代经济的关系揭示出来,因而对改革都是有害的。按照前一种主张,法律永远只能滞后于实际生活,只是在经济关系相对稳定以后,法律才能对其发挥巩固作用。我国这些年正是这样做的。从每年出台的70件左右重要法律和法规来看,基本上折射出改革在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效果,其害处已如前述。而按照后一种主张,法律则可能成为纲领,看起来条条重要,但因不能规范人们现时的行为,结果只能与前一主张殊途同归:造成无序现象,损害法制尊严。我们认为,在有秩序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没有单纯的法律问题,各种经济活动都要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井且耍通过法权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说,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伴随着法律调整。法律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即使在改革条件下,也不允许任何人从事无法律依据的行为。一项改革措施戎熟,只有在相应的立法和执法手段的配合下才能出台。例如,价格改革措施耍出台,与价格相关的法律也应同时出台,以保证对措施的执行和实现进行有效监督,整治黑市和投机行为,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总之,旧体制的改变和新体制的形成,都应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法律应该把现行的新旧两种体制当作一个统一体加以维护。它不能仅仅着眼于新体制的形成和设立,而不考虑旧体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运行,也不能在新体制已经形成时,还继续维持着旧体制的规则而不加改变。法律规范是意志化了的经济关系的准则。反过来,它使经济活动摆脱自发性、偶然性和任意性。因此,法与经济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但如没有形式,内容便难以维持了。这就是我们认识法律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新旧体缸只有在法律的调整下才能实现平滑式的而不是动荡式的过渡,只有通过法律调整,才能努力减少和避免因新旧体制的冲突所造成的消极现象。

二、用法律手段避免和克服改革中出现的反序现象

经济转轨中采取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必然是对旧体制的冲击,对新秩序的促进。然而,这是以改革措施与法律调整的有机结合为前提的。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只是为了谋求一种可供操作的,能够在短时期内产生经济效益的方法,仅注重抽象地论证资产效益、市场运行等,而缺乏整体配套设计,特别是法律监督保障机制的设计问题。法学家参与论证改革措施可行性的机会太少。其结果是,频繁出台的改革措施,不仅无助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反而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反序状态。我国在改革中,通常采取先试点后普逗推广的作法。试点是为了在突破旧体制,创建新体制方面进行尝试,取得经验,这无疑是必耍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到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耍有统一的交换和竞争规则,给地方以没有明确法定范围的立法和行政权限,将损害统一的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本来就不稳定的权威和尊严,并且对新秩序的形成产生反作用力。目前,许多地方滥用行政和司法权,甚至借助地方立法,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割据,诸如任意减免税收,制订“优惠”政策,或抬价收购出口商品而低价向外倾销。这种倾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各项具体改革措施造成的反序,此较典型的是因实行承包、租货等责任制形式而日益加剧的社会债务纠纷问题。实行承包和租赁的企业中,有许多是亏损企业。按照商品经济秩序的要求,到期不能清偿债务的企业,除非其能同债权人达成减免或延期清偿债务的协议,或依法律程序限期进行整顿,否则就应破产或被兼井,以了结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经济和法律关系。倘若政府把严重亏损的企业发包、出租给承包者或承租者,完全不考虑债权人的意志和利益,把企业的转机寄托在个别“能人”的能力和品质上,企业承包和租赁以后,债务纠纷便难免发生。目前,逼及全国的债务纠纷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因租赁、承包而引起的占很大的此例,这就给转轨时期理顺经济关系和建立商品新秩序造成了障碍。国家在改革中提出的一般政策性号召,如果不考虑到法制的要求,也可能造成反序现象。例如,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种发展靠的是短时期内劳动力大量投入和政策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财会制度不健全、偷视漏税和经济交往中的请客送礼、贿路、回扣等不正之风,如果国家一般地号召国营企业向乡镇企业学习,国营企业近40年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点管理优势和财会制度势将被破坏殆尽。近几年来,每个新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之出台总是会给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以可乘之机。究其根源,除了法律不配套外,一个重耍原因在于,改革措施必然是对某些原有的法律、法规的否定,但是,我们在提出新的政策、措施以后,拜不去明确哪些法律、法规要废除,也不以新的法律、法规取代旧的。这样便导致人们误以为所有的法律和法规都毋需认其执行,从而使经济行为失去规则的制约,经济秩序紊乱,不法分子趁机混水摸鱼等。因此,避免和消除反序现象,是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但这井不是说某些反序现象的出现便说明改革措施的内容是不恰当的,或者改革是不必要的,而只是说,改革措施之设计应将法律调整机制包括在内,以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问题,这里需耍明确的是,改革只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还是具有综合性目的?有没有单纯的经济改革措施?我们认为,一项从经济运行来看是合理的,改革措施也可能不符合整体效益。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只涉及经济问题。物价改革、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等,便是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集于一身。改革措施与法律的关系表现在:1.改革措施既要冲垮旧体制,又耍建立新的秩序—法律秩序;2.改革措施必须不违背商品经济法律秩序的耍求,或至少不与之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法制的革命。为了避免发生反序现象,井使改革措施充分体现社会效益,我们必须使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借助法制来操作,在法律的规范下加以实施。对于已经形成的反序状态,我们更不应有任何姑息。如不解决官倒泛滥和合不行、禁不止等问题,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奏效。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改革失败。需要强调指出,以“人治”手段推行改革措施引起的反序问题,不应也不可能用人治方法得到解决。人治,形象地说是“个人说了算”,以某些领导人的兴趣好恶为转移,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结果只能造成不法分子互相攀此,违法乱纪愈演愈烈;一般群众因威到社会不公正而心态失衡,也会时时处处伺机违法谋利;社会经济将更加乱套。因此,只有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三、实现民主基础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条件既然法治如此重要,个中道理也不深奥复杂,为什么法治的推行和建立却异常困难呢?道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迄今尚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实践。而背离了这一法治原则,法律必然成为虚置,不能产生应有的普通约束效力。在商品交换中,平等原则本来应受到尊重,但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封建的官工官商遗风犹甚,民事主体在交换中的平等被官僚、行业、职务等特权所造成的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破坏殆尽。在社会经济管理上,上上下下的决策都可以由个别人“拍脑门子”,决策人井不受任何法律机制的硬性约束,往往怠于履行职责,或滥用权力谋取私益的行为往往不能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监督机制予以防止和纠正。法律被认为是“管老百性的”。仔细思索近年来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我们认为,简单地把无序状态归结为无规则是不确切的。改革以来,立法工作虽未能适应改革的需要,但立法机构毕竟做了大量工作。问题出在现有的规则不能被很好地执行。某些享有特权的团体和个人,每时每刻在直接地破坏着法律规则,并且可以超脱于法律制裁之外。“官倒”的行径已为群众所共愤,但迄今其正被法律治倒的“官倒”又有几个?特权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使交换赖以存在的平等、等价的基础发生根本动摇。它践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阻碍着法律秩序的建立,是商品经济秩序的对立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表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是在与中世纪的封建特权抗事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在“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秩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如特权不被彻底摒弃,便无法治可言,无平等的交换和公平的竟争可言,当然更无商品经济袂序可言。当前经济处于无序状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机构和行政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时缺乏制约,从而使得以权谋私、弄权勒素、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近几年来黑市泛滥,显然与那些为收取贿赂和回扣而乱批“条子”的掌管物资的官负有道接的关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理论界竟有人主张,要明确“回扣”的合法性和贪污的“正功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法治的嘲弄。改革绝不是要把事实上的非法占有变为权利。相反,正是耍消除这些非法占有现象。滥用权力的情况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权力也可能与社会相脱离,失去其社会性,从而需要社会制约。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便会导致公共权力的私人化,构成对社会利益和秩序的侵害。从改革的需要来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行政法律制度,如国家赔偿、行政诉讼等,对限制权力的滥用和不正当行使是十分必耍的。我们认为,无论是反特权还是限制权力的滥用,都必须切实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实现意味着任何社会成员和国家机关,均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实行法治,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浚有法治就没有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而法治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没有民主的基础。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亦根源于此。所谓民主,在我国应当是人民民主而不是个别阶层、集团的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治理社会和国家,即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社会戍员形成必要的共同意志,然后再由其中个别的集团和个人分别去执行,#由法制予以保障。然而,中华民族背负的封建和小生产的包袱太重,执政党也深受其害,以致新中国国家政权长时期不能摆脱统治型旧国家的阴影,人民代表大会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经济的角度看,人民既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参与国家管理:使国家的经济决策服从自己的共同意志,又无法在服从一种由自己参与制定的、反映自己共同意志的法律的前提一!:,充分自主地支配自己与之结合的那一部分共同生产资料,自由平等地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商品关系。可见,发展商品经济、引进市场机制,是改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但它并不能使旧经济体制运转的上层建筑发生质的变化,因而仅仅是治“标”。治“本”的方法,还在于把我们的国家(政权)改革成为能够集中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民主国、法制国,加强国家自觉地、科学地协调国民经济的职能。否则,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国度,我们只能造就出一个前资本主义的粗陋的商品经济。这种情况之发展只能促使官僚体制与商品经济弊端相结合,使无序状态不可避免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主义性质颇浓的国家结构和权力机制不改变,规范化的调节监督机制便无法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便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试图彻底“放开”市场,自然会导致新的比例失调,通货膨胀等,引起和加剧社会经济的无序现象。实践已充分证明,法治和民主是相互依存的。商品经济运行中的权利制约、宏观和微观经济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密切相关。国家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完善、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创造民主平等的社会基础,尽管井不是一墩而就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指望民主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因为从逻辑上说,民主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井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相依赖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平等和民主的发展,但又有赖于民主和法制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自觉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使二者齐头并进。否则,发展的一方受到滞后一方的消极牵制,商品经济新秩序也就难以实现。民主,耍求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和企事业的管理,自由地从事公共或私人劳动。为此,我们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社会自治,使人民能够切实参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和经济政策的制订,使人民在向自己参与制订的法律和向社会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自主地从事劳动和商品生产经营。我们尤其应该看到,实行民主要确立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正确关系,使人民能够通过其制订的法律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约束和控制,井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此,我们应当建立一定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人民代表机关、司法机关、法纪监督检查机关对法律执行和各级党政首长的行为,实行有效的监督,做到有法必依,对那些不严格履行职责甚至滥用职权的执法人员,严格追究责任。在程序上,允许公民和法人对不履行职责的执法人员进行控告或起诉,是制约行政权力的一种重耍的法律机制。当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建立,最终有赖于在法律的规范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产生的现实的基础”、刃。现代的平等观念和法律上的平等原则,均导源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条件。这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首先提出井加以论证的。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平等首先渗透到整个经济领域,而后必然表现为抽象的民主政治要求,反映到社会政治领域。因此,耍创造商品经济新秩序赖以建立的平等和民主的基础,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使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的规模不断扩大,使价值规律的耍求在社会上充分表现出来,平等观念深人人心。这样才能造就形戌商品经济秩序的社会条件。然而,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从未得到过充分发展,在进人社会主义阶段后应该补上商品经济的一课。补课井不等于让商品生产经营者盲目无度地去追求利益,“乱哄哄”地去干。在商品交换的一般准则和规则早已在历史上形成的今天,我们不能放任社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商品经济秩序。如果这样,特权和垄断、公共权力集团化和私人化的倾向,必然在商品交换中加进种种非经济强制的因素,具正的商品关系也就难以发展起来。古罗马的私法制度,已被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普遍吸收。我国也在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共中关于自愿、平等、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和,财产所有权和债权以及民事责任和制裁等规定,是对人类商品交换活动的一般总结,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时加以贯彻,即在法律的规范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否则,商品交换关系便会受到扭曲,力图通过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来促进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的设想就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