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转嫁金融危机的法律预防

时间:2022-10-09 05:30:15

当代转嫁金融危机的法律预防

本文作者:郝一达工作单位: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

一、近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美元本位制的确立

(一)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主要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三种形态,其中金币本位制是典型的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各国的货币发行以其黄金储备为基础,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由其含金量决定,而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则由其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来决定。这种制度下的汇率,因铸币平价的作用和受黄金输送点的限制,波动幅度不大,基本属于固定汇率。在历史上,自从英国于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以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金本位制。不过,由于金本位制并非国际协定的结果,各国并无维持金本位制的国际义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为筹集军费,纷纷发行不能兑换黄金的纸币,并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受到严重打击,并逐渐崩溃。一战结束后,金本位制虽有所恢复,但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各国又都抛弃金本位制,实行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通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以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44年,44国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即《IMF协定》),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确立了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但其仍以黄金为基础,本质上属于金汇兑本位制,或黄金———美元本位制。(二)美元本位制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特里芬难题”①,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将崩溃的结局。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各国中央银行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实际上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在牙买加举行会议,通过了《IMF协定第二修正案》,黄金退出国家货币体系,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各国可自行选择汇率制度。牙买加体系的确立,并未使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受到动摇,反而使美国摆脱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国际法义务。“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国根本不需要任何黄金作为储备就可发行美元,购买世界上它所需要的资源和产品,从而坐拥世界财富。如此,国际货币体系由金本位、黄金一美元本位制彻底过渡到美元本位制。”[1]

二、美国转嫁金融危机的途径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统计,过去60年来美国已经遭遇了10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但是几乎每次危机都能化险为夷。”[2]1971年,面对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美国政府断然违背其国际法义务,宣布中止黄金和美元挂钩;1985年,由于美元升值导致其出口受阻、贸易逆差严重,美国政府联合德英法等国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缓解本国面临的经济困难。“不难发现,美国主要采用向外部施压而非内部调整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金融危机。换言之,就是把危机的成本通过种种方式对外输出并成功转嫁。”[3]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迅猛发展,而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当此金融危机爆发之际,若美国政府谋求向中国转嫁金融危机,可能采取的途径主要有:(一)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元贬值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先后推出了两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QE2),大约向市场投放了2.3万亿美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表示,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走弱,不排除推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量化宽松”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贬值,该政策是否能够拯救美国经济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必将因该政策的推行而遭受损失。中国是当前美国最大债权国和世界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②,中国外汇的储备结构属于国家金融机密,没有对外明确公布过。据估计,美元资产占70%左右,日元约为10%,欧元和英镑约为20%。美国政府放任美元持续大规模贬值,一方面稀释了美国自身债务,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能力严重缩水,蚕食了其经济价值。“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表面上是美国‘自扫门前雪’,本质却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其后果是过量的美元将导致流动性泛滥,热钱冲击市场,汇率波动加剧,引发全球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并冲击他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全球范围的‘货币战’和‘贸易战’,搞乱国际金融秩序,打击全球经济复苏。”[4](二)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近些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之间争议的热点问题。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进行货币操纵从而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失业问题。在此压力下,中国政府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从2005年7月21日至2011年8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达29.4%。然而,美国对此仍未满足,据了解美国参议院拟于近期出台施压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法案。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问题将会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和转嫁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三)胁迫中国政府出资救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很快就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以赋予政府广泛权力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阻止金融危机加深。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制定的最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计划。然而,这7000亿美元并非来源于美国国库,而是将美国国债的最高法定限额从10.6万亿美元提高到11.3万亿美元。众所周知,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低,其国内根本难以消化这7000亿美元的融资需求。这时中国政府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反而成为美国用以要挟中国的砝码和战略资源。即使需要承担“用人民的血汗钱替美国埋单”的骂名,中国政府仍旧会成为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救市的重要力量,包括在美国救市计划发债筹资时可能进行的认购。因为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购买这7000亿美元国债,美联储不得不自行购买,而这无异于直接印钞票,可能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以中国央行为代表的美国国债持有者将会出现大量亏损。

三、防范美国转嫁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

(一)一方面应坚守人民币汇率主权,拒绝美国的无理干涉;另一方面应稳步推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缓解升值压力“在国际法框架下,汇率主权经历了让渡———回归———再约束的演绎,美国根据其国家金融战略不断主导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框架的变迁。”[5]现行的牙买加体系下,IMF的成员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安排,有权确定和管理其货币汇率,但必须遵守《IMF协定》第4条第1节所规定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即“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何谓“操纵汇率”?通常的解释是,“在外汇市场上长期、大规模、朝单一方向的干预”。我国2005年汇改,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对美元等货币的汇率每天都在变动,且变动幅度不可谓之不大③。可以说,我国政府已经履行了《IMF协定》下成员国的汇率义务。即便我国政府对外汇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对外汇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预,没有政府介入的完全竞争的外汇市场并不存在。何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公认的币值评价理论和方法。在此情况下,怎么认定汇率走势不代表汇价的正常变动,而是政府逆市场力量而进行干预的结果呢?又怎么能够认定什么是市场力量所决定的汇率水平呢[6]?”因此,我国应当坚守《IMF协定》赋予成员国的汇率自主权,在履行《IMF协定》成员国汇率义务的前提下,据理力争,坚决拒绝美国对我国汇率政策的无理干涉。同时,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我国还应保持灵活的态度,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中心,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适当考虑美国要求,稳步推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缓解升值压力。(二)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改变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局部的,那么,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金融危机就成为经常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因此,美元本位制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法律根源之所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主要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因此,“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7]事实上,关于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早已有之,不过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超主权储备货币既可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简称SDR),也可以是以IMF为主导发行新型国际国币,尤其是特别提款权的充分运用和扩大发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对中国而言,应当积极稳妥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可以获得铸币税,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还可以降低外汇储备的规模,有利于避免因外汇储备资产缩水遭受巨额损失。2011年中国政府授权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三)加强金融监管,优化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世界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各种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已经越来越脱离金融衍生品原有的避险功能,转而成为摆脱各种市场监管的金融工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便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因此,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迫在眉睫。对于我国而言,外汇储备结构单一,巨额的外汇储备主要都以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等形式存在,一旦发生债务违约或企业破产等情形,必将遭受惨重的外汇储备损失。因此,应当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增加欧元、日元及其他外币资产的比重,适当增持黄金,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和抗风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