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完善

本文作者：谢常红工作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法系

腐败是一种对社会产生广泛腐蚀作用的“隐性恶疾”，在我国，腐败犯罪近几年来也呈现出了有增无减的发展趋势。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已成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最大障碍之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体现出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共同意愿和决心，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反腐败实践服务。

一、《公约》确立的反腐败法律机制的特点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国家不反腐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趋势，治理和预防腐败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目前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有多种机制，各国间展开协同一致的多边合作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经过长期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在反腐败法律和制度方面有很大发展，《公约》体现出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共同意愿和决心，也是国际社会开展反腐败合作的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之一。《公约》从不同角度对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从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做出了综合性的规定。《公约》明确规定了反腐败的预防措施、定罪与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实施机制。[2]作为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关于反腐败的国际条约，《公约》具有以下特点：犯罪主体广泛。《公约》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类型、各种身份的人员纳入到腐败犯罪的主体当中。明确界定腐败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本国公职人员，还可以是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既可以是单独主体,也可以是共同主体。《公约》对于公职人员的范围的判断标准是其是否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犯罪主体的广泛性直接决定着惩治对象的广泛性。腐败犯罪类型宽泛。《公约》虽未对腐败犯罪予以定义式的界定，但其在第三章“定罪与执法机制”中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腐败犯罪：贿赂型腐败犯罪、贪污侵占型腐败犯罪和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腐败犯罪。腐败犯罪方式多样。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贿赂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既有直接方式,也有间接方式。即可以主动受贿，也可以被动受贿。受贿行为还可能违背职务或者并不违背职务要求。《公约》所确立的贿赂行为方式的多样性能更好地打击腐败犯罪。预防腐败与惩罚腐败并重。在应付全球性的腐败形势下，各国已形成“预防为主”的反腐败策略共识。《公约》贯彻防止和惩罚腐败并重的指导思想。《公约》的特色之一是重视反腐败的预防机制，其第二章明确规定了预防腐败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涵盖了预防腐败的国家方针、政策、专门的反腐败机构、社会的公共部门的参与等多项内容。[3]《公约》要求各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和法律的一般原则，设立至少一个以上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并且保障这种机构相对独立，免受不正当干扰，并为该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强调要积极发挥这些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预防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多年的反腐败实践中，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和经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反腐败工作机制。我国在反腐败法律规制方面，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的涉及和预防反腐败内容的法律。前文已经综合分析了《公约》确立的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机制，再比较我国国内腐败犯罪的法律机制与《公约》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现有的法律机制离《公约》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问题主要体现以下方面：我国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种类不够全面。上述各类腐败行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型：贿赂型腐败犯罪、贪污侵占型腐败犯罪和其他类型的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与《公约》相类似的罪名有斡旋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但从这两个罪名在交易主体、贿赂对象和贿赂方式等构成要件上分析，并不能完全覆盖《公约》规定的情形。公约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罪并不要求行贿者与受贿人双方必须见面，更不存在向被影响者传递信息等，关键在于介绍人的影响力，而介绍贿赂罪的关键是向受贿人介绍行贿人。《公约》的规定较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关于斡旋受贿的规定尽管本意是遏制斡旋受贿行为，但其对恶意利用公职人员的影响力的其他腐败行为却无能为力。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利用公职人员的影响力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数不胜数。正是立法的疏漏让这些人产生了侥幸心理，来规避法律的制裁。某些罪名的构成要件规定得不科学。构成要件是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关于预防犯罪，贝卡利亚曾提出精辟见解，那就是尽可能把法律制度制定得明确而通俗。立法对于罪与非罪的区分必须综合考虑该罪的本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综合确定。恰当的做法应该是让既能反应罪行的本质，又能保障司法实践中便于操作。由于立法经验和认识的局限性，与《公约》相比，我国有关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界定还不够严谨。《公约》关于贿赂的对象为“不正当好处”，而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贿赂的范围仅仅囿于“财物”，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院重点查处的几类行贿犯罪也把非物质贿赂排除在外，比如提供商业信息，以及为他人子女上学、参加工作提供方便等。而随着腐败犯罪类型的多样化，实践中有些贿赂犯罪早已偏离传统的权财交易，并逐渐呈现出非物质化的特征。除常见的性贿赂外，还表现为间接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等多种形式，法律的相关规定与现实已经形成很大差距。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公约》的要求差距较大，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也大相径庭。尽管学者有不同意见，由于我国刑法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所以在实践中，这些除财物以外的贿赂行为尚没有得到很好的制裁。再如，我国刑法贪污罪中贪污的对象、挪用公款罪中挪用的对象范围明显窄于《公约》的规定。［4］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程序法中尚未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公约》创造性地确立了被转至境外的腐败资产必须返还的原则和腐败资产追回机制，但这种先进的国际法律机制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却难以在实际中得到有效运用，因为《公约》规定缔约国之间腐败资产的返还必须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前提，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缺位使得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死亡、缺席的情况下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无法解决。

三、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思考

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完善和修订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完善现行刑法对腐败犯罪类型的规定。增设贿赂型腐败犯罪中我国尚有“盲区”的罪名，可以增设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交易罪，将各类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入罪，减少法律的“真空地带”。为了避免与刑法中贿赂犯罪冲突，同时还为了避免不适当的扩大贿赂犯罪的外延，可以相对完整引入影响力交易罪，使其更好融入我国现有刑法体系。其次，修改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扩大贿赂型腐败犯罪的对象范围至“一切不正当好处”。《公约》中“贿赂”的内容都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前文已经分析到《公约》规定的贿赂对象范围明显大于“财物”。事实上，贿赂罪的范围不仅是一个可以体现立法技术的构成要件，还应当表达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治理念。综观世界各国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废除了犯罪构成要件中“财物”的限制。比如日本法律规定性贿赂也是贿赂犯罪的方式之一；德国法律规定的贿赂对象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意大利法律规定贿赂的范围是“金钱或其他利益”；加拿大、奥地利、波兰等国法律规定贿赂犯罪的内容为包括“金钱、有价物、其他利益”等在内的“非物质性利益”。扩大我国法律中贿赂对象的范围，将我国刑法中的贿赂范围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好处，能更好地保护受贿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修改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前文已经分析到，《公约》对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的界定比我国刑法的规定要宽泛。所以有必要对照《公约》要求，对刑法关于这种罪的构成要件进行适当扩大。［5］76最后，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缺席审判程序。在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可以立足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国情，并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模式和先进的立法技术，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其已经逃往境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缺席审判。缺席审判制度有利于快速、高效解决刑事案件中的财产问题。因为缺席审判制度与我国的刑事诉讼追求公正、强调当事人的参与的价值观存在矛盾。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上的缺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程序公正的法治理念。但在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冲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对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平衡二者的关系。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考虑到刑事审判的严厉性，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只作为例外适用，规定非常严格的适用范围和程序，以便兼顾法治所要求的公正与效率。

四、结语

《公约》是一部综合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它提出了科学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理念和策略。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善于学习的民族，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前提下，积极汲取国际社会反腐败的优秀立法成果，应以《公约》为指南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犯罪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