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利益的法律机制探索

本文作者：张雪强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法学院

一、参与社会分配的劳动者之界定

作为参与社会分配的主体，劳动者应当是包括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任何行业、任何职务以及城乡所有劳动人员，都应当被包含在内。对劳动者的界定，是对劳动者利益保护及其参与改革利益公平分享探讨的前提，否则主体的不确定就无法准确定位和深入分析。我们究竟对劳动者的定位是什么?是依据现有劳动法律上所指的与用人单位相对应的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者，还是全社会所有的劳动者?如果是全体劳动成员，那么农民是不是劳动者?如果是，那么现有的关于劳动者公平参与社会分配的法律机制就将农民遗忘了。因此，在讨论劳动者公平参与社会分配之前，非常有必要对社会分配语境下的劳动者进行范围上的划定。现有的劳动法律对农民此类劳动者公平分配权利保障不力。而包括农民在内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者是当前社会分配上的弱势群体。要充分体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性，我们应当站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这个角度，应该包括全社会所有的劳动成员。

二、劳动者参与社会分配的内容范围

在参与社会分配的具体内容方面，劳动者可以分配的范围应当是我们整个社会在改革以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物质利益。特别是经济发展后，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劳动者应当对增加的社会物质利益进行分享。我国劳动者覆盖着整个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因而劳动者参与的社会分配也应该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分配范围上说，劳动者能够参与的领域越多，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而言必将越有利，充分、全面地认识劳动者参与社会分配的范围和分配的内容，能够为社会分配法律机制的完善创造空间。劳动者自身组成结构的丰富，决定了劳动者参与社会分配的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在当前，劳动者参与分享的社会物质利益主要涉及的是就业机会、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的其他收益。但就目前而言，劳动者参与的社会分配范围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足。这些不足有的是社会发展遗留的问题，但在制度层面上，这也是法律保障机制的缺憾。

三、当前社会分配法律制度中涉及劳动者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

劳动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报酬，从而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劳动者要想能够充分、积极、平等地参与社会分配，首先要有获得劳动的机会，否则劳动者所谓的收益就无从谈起。就我国目前而言，劳动者在获得劳动就业机会上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例如，学历差别、性别差别、户籍差别、地域差别等等。当然，在劳动就业上，是允许存在适当的差别的，社会分工不同，不同的劳动对于从业劳动者的要求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或者差别应当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能假借这种所谓的差别要求来制造劳动者就业的歧视和障碍。因此，要让劳动者能够在社会分配中获得公平的收益，就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消除劳动者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对于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平等，国家还要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注重加强对全社会范围劳动者劳动前的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尤其是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培训，为劳动者公平参与劳动就业提供了平等的条件。

(二)劳动者收入上的不平等

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通过劳动获得报酬。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劳动者的收入上出现了差距———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分配不均衡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时期“大锅饭”的现象，反对平均主义，劳动者按照劳动量来获得报酬。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活跃了经济，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劳动者之间这种收入上的差距正出现越来越大的趋势，造成了某些方面社会矛盾的激化。我国当前劳动收入上的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不同地域间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以及某些部门行业内部不同职位和级别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例如:国家垄断经营行业与一般行业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较大、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以及有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大等等。应当说，适当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和积极的，但是当这种差距过大，就会影响到社会公平，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导致劳动者在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上的不平等。

(三)对于特殊劳动者群体的保护不力

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或者说有别于传统的劳动从业者，这部分劳动者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典型代表。由于我国是从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现代工业化国家发展，加之在农村经营方式改革之后，大量的农村劳动者转移到城市，农村进城务工者在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劳动过程中也受到许多不平等对待，大量农民工的利益被侵害，拖欠工资、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无法保障等现象非常严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我国社会劳动者中重要的成员，如果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合法、公平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劳动者公平享受社会分配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完整的。此外，对于全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农业中种植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所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国当前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的收入仍无法体现其作用和价值，存在着同为的农民的种植业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在社会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

(四)最低工资制度的不健全

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针对劳动者收入问题，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最低工资的标准划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制定的程序也过于体现行政色彩，并且最低工资的制定没有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同步，甚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因而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及通过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劳动者生活需要的目的等都无法实现(例如，我国部分城市的肯德基、沃尔玛等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单位时间的报酬就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对于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和暂时失业的劳动者来说，根本无法保障其在社会分配中获得最基本的社会分配收益。

四、对劳动者公平参与社会分配法律机制的建立

(一)完善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法律制度

劳动者参与社会公平分配，前提就是能够公平地获得劳动机会。只有在获得劳动机会上实现公平，才能有接下来的劳动收益及劳动相关利益的公平分配。加强劳动者就业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在《就业促进法》的主导下，建立配套的法律机制，构建全社会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平等环境，为劳动者公平地参与经济社会的利益分配创造条件。除了必要的、合法的劳动用工上的差别对待外，应消灭劳动用工单位对劳动者就业方面的歧视和不合法的差别待遇，这将是对劳动者参与社会公平分配的前提性问题，也是法律机制构建中首要的环节。

(二)保障劳动者平等收入的法律制度

对于劳动者的收入平等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包含几个方面:1．通过认真贯彻以《劳动合同法》为主的相关法律制度，让劳动者依法获得自身的合法劳动报酬，防止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况发生，同时，为劳动者在工资被拖欠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支持;2．通过有关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全体劳动者的收入进行法律监督，尤其是对一些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行监督，使包括国家垄断经营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企业高层收入进一步透明化、公开化。为防止类似所谓“灰色收入”、“隐形收入”等情况出现，国务院已经出台了相关限制国有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年薪的规定，这种作法值得借鉴，可以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进行相关的规定。3．通过健全《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制度，用税收方式对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防止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加大。例如，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情，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劳动者劳动之外的其他收益如投资收益等加强法制化管理。

(三)加强对特殊劳动者的法律保护

1．尽快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法律保障机制。针对我国当前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务工以及劳动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现实状况，建立起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对以农民工为典型代表的流动劳动者提供法律保障。包括取消户籍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标准的限制，放开地域间劳动就业的地方保护。2．完善对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保护制度。农民是我国经济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农民主要依靠农业种植和养殖为劳动收入主要来源的现状，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实施对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补贴措施。另外，严格规范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制定和执行，减少粮食收购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逐步放开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市场，提高从事种植业等农民劳动者的收入，减少城乡间劳动者收入差距。

(四)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法制化

最低工资制度是在当前行业发展不平衡，劳动者间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保障困难行业和困境企业的劳动者生存、发展的重要制度。应该加大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这其中应当对最低工资制度颁布立法，尽快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加大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充分发挥这项制度的功能。1．要将最低工资的制定过程严格程序化。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出台最低工资保障法，规范最低工资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和商讨机制，更要在最低工资制度中反映出劳动者的需求，使之真正成为劳动者利益需求的法律保障。2．要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监督。最低工资制度现阶段更多的是依靠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而行政监督权容易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地方经济利益的左右，行政监督可能流于形式而失去严格性和坚决性。因此，要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在劳动行政部门之外赋予劳动者个人或者劳动者组织更多的监督权利。3．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违法行为实行司法化。通过最低工资立法，使得当劳动者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时，劳动者能够通过法律方式寻求救济，增加最低工资制度的可诉性，使最低工资制度在实施上更具体和可行，这是最低工资制度制定的目的，也是最低工资制度法制化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