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与外包法律性质与区分基准

摘要：派遣与外包均为灵活用工方式，由于派遣与外包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不同，因此决定了在保护程度上派遣劳动者优于外包劳动者。许多企业为了规避对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责任，将派遣变相转为外包，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受到损害。因此，对两者加以区分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管理权基准对派遣与外包加以区分，大力发展合法派遣和外包，并通过制定法律政策促进外包向派遣的转化。

关键词：派遣；外包；法律性质；区分基准；劳动者保护

一、派遣与外包的特征与法律性质

外包是古典的用工形式，是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签订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外包合同，将自己的一部分业务发包给承包单位，由承包单位雇用的劳动者完成该业务。实践中,除了使用外包的概念以外，还广泛使用业务外包、产线外包、MSO（销售外包）、劳务承揽、全风险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概念。由于其本质属性相同，故本文以“外包”统括之。在劳动关系的发展中，无论派遣还是外包，对于用工单位（发包单位）来说使用这些与自己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可以及时应对经营环境的变化，在必要的时间、对必要数量的必要人员进行调配，以实现弹性化的生产经营。正因为如此，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派遣和外包都作为灵活用工的方式得到迅速发展。派遣与外包最大的区别在于用工企业（发包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指挥命令关系，在派遣的情况下,用工单位对劳务过程进行管理监督，而在外包的情况下，是以成果为标的并自行承担风险。在前者的情况下，劳动者受到有关派遣方面的法律保护规定;在外包的情况下，由于发包单位与劳动者没有使用从属关系，发包单位对劳动者没有劳动法上的保护责任，双方发生争议时由民事法律加以调整。显然，劳动法对劳动者实行的倾斜保护与民事法律对民事主体的平等保护相比，更有利于劳动者一方。所以,确认是具有劳动关系的派遣，还是民事关系的外包，对劳动者来说涉及到法律的适用和对自身的保护程度，因此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现实中派遣与外包的关系十分复杂，形态又十分相似，所以明确加以区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发包单位（用工企业）有时或多或少存在对劳动者进行指挥命令的情况，这是由其工作性质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于雇主隐瞒这种关系而有意规避法律责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明确派遣与外包的区分基准，这也成为各国劳动法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二、我国派遣的规制与外包的发展

在我国，以前法律上没有对派遣进行规定，所以派遣劳动者的法律性质难以确认，劳动法律的适用和保护也变得困难。我国《劳动合同法》第57条至第67条对派遣进行了规定，从立法目的来说，是为了使派遣劳动者得到劳动法律保护，但规定中并没有明确派遣的概念，使合法派遣与非法派遣在实践中不加区分的现象普遍存在，与外包的区分也变得模糊。同时，“派遣单位必须与劳动者订立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第58条第2款），极大限制了该用工机制的功能发挥，为以后派遣向外包的转移埋下了伏笔。而“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的规定（第66条），即模糊又刚性，因为这样的规定陷入了一个悖论，即如果对“三性”不加界定，等于模棱两可，实践中无法认定和操作，而一旦清晰界定，则不能回避“临时性”与前面规定的“订立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矛盾。此外，还产生了如何确认“非临时性的替代性”以及“非辅助性的替代性”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派遣并没有如立法者预测的那样有所减少，反而迅速增加。于是，2013年7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及2014年3月1日施行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对派遣进一步强化规制。在“订立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未被修改的前提下，对“三性”加以界定，并不分行业、企业性质，不分地域经济差别，不分用人单位现有人员构成和未来企业发展和人才规划，规定用人单位使用派遣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总数的10%。这样的规定并没有解决违法派遣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充分发挥该用工形式的功能问题。对于这些规制，企业如果完全遵守，则大大降低了用工灵活性，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如果规避或变通，则必然导致向外包的用工形式的转变。同时，造成了守法企业与违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发生“劣币驱除良币”效应。因此可以说，对派遣的不恰当规制在客观上促使了企业将派遣转为外包。

三、派遣与外包的区分基准

派遣的特征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在该劳动关系下，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并为该用工单位提供劳动，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不包含在内。外包的特征是约定当事人一方（承包单位）完成某工作，相对方（发包单位）就其工作结果支付报酬，而发生效力，由此，如果完成了工作，则外包合同关系结束。另外，双方当事人之间如果没有劳动关系，则也没有使用从属关系，这一点是外包与派遣的完全不同之处。这种使用从属关系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发包单位是否具有管理权，也就是说，“管理权”是派遣与外包的最为重要的区分基准（或称为判断要件）。“管理权”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并直接加以利用而行使的指挥命令权。该管理权的范围和界限如何，目前国内还没有深入研究。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些规定值得借鉴，他们将这种指挥命令权具体分为劳动实施上的指挥命令，劳动时间上的指挥命令，劳动秩序上的指挥命令。其中，劳务管理上的指挥命令，包括对工作的分配、顺序、缓急的调整等劳动施行方法的指挥命令，以及相关的技术指导、劳动态度的检查、计件的查定等；劳动时间上的指挥命令，包括出勤时间、休息休假、加班加点的指示和管理；劳动秩序上的指挥命令是指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指示和管理，以及保密义务的履行，劳动者配置的决定、变更等劳动秩序的维持、确保和人事管理上的指挥命令性。此外，日本针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建筑承包零工问题，厚生劳动省1996年提出了具体基准。承包零工是指“作为提供劳务的等价，根据提供劳务的实际业绩，按比例支付报酬，从事这种建筑业劳务提供方式者”。具体判断包括中心要素与补充要素,中心要素采取了日本使用从属性的基准，即劳动者是否在用工企业（发包单位）指挥监督下劳动，报酬与所提供的劳务是否对价;补充要素是指雇主是否具有经营者的性质，劳动者对雇主的专属程度如何。对这些要素持有肯定回答的则为派遣，持否定回答的则为外包。既有肯定回答又有否定回答的要以中心要素为主进行综合判断（见表）。但是，对于有些外包来说，存在发包单位因对生产安全、服务标准、产品质量控制等的客观需要，部分介入到外包服务或产品生产过程，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外包劳动者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和控制。此种情况下如何认定区分派遣与外包，成为十分困难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个案不同，可以考察该管理权的行使，是否超过了该用工形态在工作性质上所允许的界限范围。没有超过范围，则可以认定为外包；超过范围，则可能是派遣。属于工作性质决定的此种认定标准不明确时，一方面有可能造成真正有外包需求的企业因担心法律风险而不敢采用该用工形式，影响资源利用率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企业以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真派遣、假外包”由此而生。两者的结果都将会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造成伤害，前者使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影响就业岗位的创出；后者则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保护的程度更为减弱，甚至不能作为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受劳动法保护，而被迫由民事法调整，违背了劳动者保护的立法初衷。关于管理权的基准的研究和运用，上海人社局《关于规范本市劳务派遣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2015年1月1日施行的上海人社局和上海高院《关于劳务派遣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发包单位基于消防、安全生产、产品服务质量、工作场所秩序等方面管理需要而对承包单位的劳动者行使部分指挥管理权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要根据案件事实谨慎处理，不可简单判定法律关系已发生改变。在外包中，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可通过协议方式合理确定具体的管理界限。在外包协议未被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发包单位对承包单位的劳动者部分越权指挥且未对法律关系改变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进行整改；劳动者以此为由要求按劳务派遣处理或确认与发包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这是在地方性文件中对外包中的管理权界限加以明确的尝试。当然，这种管理权的界定，仍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四、与外包相类似的模糊情形的判断

一般来说，如果是《民法》上的外包，承包单位从发包单位独立出来，实行自主劳动，发包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不发生使用从属关系。可是，现实中的一些外包，属于民事上的外包与劳动者派遣之间的交错领域，发包单位和承包劳动者之间经常存在一定的雇佣关系甚至劳动关系。实践中，派遣劳动、民事关系与外包的界限有时十分模糊，常常存在难以判断的情形。这不仅关系到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问题，其从本质上来说更是与劳动法规的关系问题。以下几种常见的情形有必要加以明晰。

1.名为外包实为派遣。形式上看是外包合同，但实际上外包公司对自己雇佣的劳动者不进行指挥监督，而是由发包单位（用工单位）行使指挥监督权，雇佣和使用实质上分离。另外，如果是外包，支付的报酬与完成的结果相对应，而现实中，外包劳动者的报酬通常是基于劳动者人数和劳动时间来计算，实际支付额也大多基于一定时间内该业务使用的人数和时间的实数来支付，这种劳动关系的形态实际上是派遣（见图①）。

2.名为外包实为人事。如果是人事，其劳动关系是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从属下被使用，此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既存在劳动关系，又存在使用从属关系，派遣关系上的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在此合二为一。人事公司只是行使有关劳动者的人事考核、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社保缴纳等被的人事工作，这些工作是根据与用人单位民事合同来履行的。而如果用人单位规避雇主责任，将劳动关系转移为公司与劳动者的关系，将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转移为与公司的所谓外包合同，则形式上是外包，实质上的人事（见图②）。

3.名为外包实为正规用工。将劳动者以外包名义在用工单位与正规劳动者混岗作业，从事同样的劳动，接受用工单位同样的指挥命令，这样就使外包所具有的独立性的特征不复存在，比如，汽车制造流水线上发包单位的从业员和外包劳动者混同作业就属于这种情况。(见图③)。

4.名为外包实为转包。承包单位业务的分包、转包是受到法律规制的，但通过派遣的方式进行，即将承包（外包）的业务通过派遣合同（非转包合同）加以实施，由此规避法律制约。这种情形，其实是第一种类型的变形（见图④）。上述四种类型，不论其合同形式如何，都应从实质的履行情况考察其合同性质。就我国现状而言，上述第一种形式最为普遍，因此需要今后对派遣与外包的区分基准加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明确。

五、对我国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建议

在我国，如何解决派遣转为外包的问题，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即发挥灵活用工的市场机制，又使劳动者得到切实的法律保护，在弹性与安全之间做好法律平衡与政策调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要规范和发展劳务派遣，缓解企业将派遣转为外包的驱动意愿。当前，劳务派遣市场良莠不分，许多违法派遣与合法派遣混为一谈，在我们有关派遣人数为6千万人的调查统计数据中②，是否都为合法派遣笔者是严重存疑的。比如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派遣”，只是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以用工单位的身份出现，拿出所谓用人单位——某派遣公司的合同文本，而劳动者与派遣公司之间相互一无所知，对劳动者的招聘、录用和使用过程与派遣公司毫无关系，派遣公司只是为名为“用工单位”实为“用人单位”提供用来签订劳动合同的一个所谓主体。显然，这种“派遣”不是法律定义的“派遣”，这种行为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该用工单位应该视为用人单位，该派遣用工应为正式用工。

1.在规制违法派遣的基础上，要根据企业自身劳动者的报酬通常是基于劳动者人数和劳动时间来计算，实际支付额也大多基于一定时间内该业务使用的人数和时间的实数来支付，这种劳动关系的形态实际上是派遣（见图①）。

2.名为外包实为人事。如果是人事，其劳动关系是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从属下被使用，此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既存在劳动关系，又存在使用从属关系，派遣关系上的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在此合二为一。人事公司只是行使有关劳动者的人事考核、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社保缴纳等被的人事工作，这些工作是根据与用人单位民事合同来履行的。而如果用人单位规避雇主责任，将劳动关系转移为公司与劳动者的关系，将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转移为与公司的所谓外包合同，则形式上是外包，实质上的人事（见图②）。

3.名为外包实为正规用工。将劳动者以外包名义在用工单位与正规劳动者混岗作业，从事同样的劳动，接受用工单位同样的指挥命令，这样就使外包所具有的独立性的特征不复存在，比如，汽车制造流水线上发包单位的从业员和外包劳动者混同作业就属于这种情况。(见图③)。

4.名为外包实为转包。承包单位业务的分包、转包是受到法律规制的，但通过派遣的方式进行即将承包（外包）的业务通过派遣合同（非转包合同）加以实施，由此规避法律制约。这种情形，其实是第一种类型的变形（见图④）。上述四种类型，不论其合同形式如何，都应从实质的履行情况考察其合同性质。就我国现状而言，上述第一种形式最为普遍，因此需要今后对派遣与外包的区分基准加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明确。

作者:贾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