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埋伏文化产业管理论文

从2003年底开始，《十面埋伏》渐渐超越了电影的局限，成为文化圈最大宗的文化事件：

2003年中，《十面埋伏》开始选角，初定梅艳芳、刘德华、章子怡等人；

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去世。她的逝去迅速和《十面埋伏》扯上关系，为这部尚未开拍的影片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2004年5月13日，张艺谋携《十面埋伏》参加嘎纳影展，国内媒体报道说观后掌声达26分钟之久，引起多方质疑；

2004年6月22日，继沈阳万名观众宣布将签名声援影片首映后，福建2.7万名观众也在当地院线的组织下，联合签名声援《十面埋伏》全球首映庆典礼。主办者称，这一行动将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一时引起不小的震动；

2004年7月10日，《十面埋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全球首映庆典，巨星云集、六个分会场、200个城市电视台的轮番轰炸，就连春节联欢晚会也只能自叹不如，张伟平更是给予了首映礼“观众一进来，保准傻眼”的不菲期望；

2004年7月16日，在美国大片《特洛伊》草草放映完毕，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空档期后，《十面埋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在所有影院独揽放映全的电影……

7月16日至8月2日，短短18天，国产大片《十面埋伏》在国内（不含港、台）狂卷1.503亿元票房，超过进口大片《后天》、《特洛伊》的票房总和。这似乎说明《十面埋伏》无论从商业宣传还是影片本身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有权威人士认为，《十面埋伏》的票房高涨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观众被之前媒体的四面炒作勾起了兴趣，电影本身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艺谋的名气和观众们被一波狂胜一波的宣传轰炸吊起的胃口。从网上和媒体的反应看来，现在对《十面埋伏》总体上来说是贬大于褒的。《十面埋伏》一面继续享受着成功宣传炒作后的票房奇迹，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骂声震天”，不少观众由高期望陷入巨大失望之后，开始对张艺谋产生了“炒作信任危机”。在《十面埋伏》之后，张艺谋和张伟平的这种“轰炸是宣传”是否还能让观众乖乖买帐？

对这些，制片人张伟平一直坚持《十面埋伏》既然是个商业片，就应该运用商业化的宣传手段，在商场上怎么宣传都是天经地义。然而，他忽略了一点，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但具有商业属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公益性尤其不能受到半点挑衅和质疑。

在现代产业经济学中，产业是指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和家庭）与宏观经济单位（国民经济）之间，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其二，文化产业是由企业群组成的，在现代经济学中，企业被界定为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因此，文化产业像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必然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特点，也使文化产业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如学术研究、学术性书刊、图书馆、博物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一，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因而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的属性。

柏拉图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即使是文化产业的商业维护者们也很难公开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虽然说文化产业的编造物并不是什么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是被商业鼓吹者们抬的高高在上的经济利益。它所大肆宣传的"一致同意"强化了这种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它的社会角色，它的质量，关于它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关于文化产业所表现的美学水准等核心问题没有被突出出来，或者说至少被排除在所谓的传播社会学之外了。即使它触击了无数人民的生活，某种东西的功能也不能保证它的特殊品质。美学与它残存的交流性的若干方面的混合，并不导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走向与所谓艺术家的势力相对的公正的位置，而是导致艺术以多种方式维护它的有害的社会后果。文化产业在大众的精神构造中的重要性，并非绝对不是由认为它自己注重实效的科学赋予的，这种赋予是对它的客观的合法性的反映，是对它的存在本质的反映。正相反，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反映变得必不可少了。像它的无可质疑的角色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地对待文化产业，意味着批评性地严肃对待它，而不是在它的垄断性格面前当懦夫。社会公益性和美学艺术本身应该占据文化产业的主导，商业利益虽然是文化产业的车轮得以转动的驱动器，但它也仅仅应该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而已。

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无疑同西方一样，也具有“消费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宏观的社会背景。在詹明信看来，文化消费乃是消费社会的孪生儿，是“消费社会本身的要素；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这个社会这样，为记号和影像和影响所充斥”。与消费社会相适应，在中国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不但通过消费来表达某种意义或信息，而且消费品作为符号所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也构成消费的对象。在匮乏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年代，消费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温饱，精神文化的消费的空间无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教育的普及，至少在中国当代城市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已经有中国相当一批人的消费已经超出了维持“生活水准”的标准并潜入了文化的精神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符号消费因此成为相当一批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风格和生存体验。这正是当代中国消费性、娱乐性、休闲性、益智性大众文化产品需求急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在当代中国，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受众，呈现出了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它既可能是对如街头雕塑、广场音乐会等人们无须支付价格就可满足的非商品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可能是对人们必须支付一定价格才能满足的商品性的娱乐性文化产品的需求；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等通俗文学和科普读物的需求，也可能是对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或享受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无疑需要社会“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技术的增长”因此，像西方一样，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消遣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即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美的需求，而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为社会，特别是成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内容。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在1994年就指出：“持续学习”将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要的需求，这种需求必将支撑起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根据需求分类，文化产业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唱片业、影视业、出版业、教育培训业、电子游戏等，由于多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各行业在载体和内容上的交融日益增强，从而不断产生出新的领域，如电子图书、MP3、在线点播等，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交融。由于各种行业大都是买方市场，在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如何获得消费者的好感便成为取胜的关键。

然而，文化产业的商业化是一只锋利的双刃剑，过分商业化将扼杀文化的高雅与魅力；没有商业成分，不进行产业运作，纯粹的文化将难以续存。

前两年冯小刚的《大腕》，应该说也是这样一部身份模糊的泛中国电影。这部影片由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刚刚在全球成功发行华语电影《卧虎藏龙》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出品。据报道，影片的投资规模为300万美元，哥伦比亚为主要投资方。虽然对于好莱坞来说，300万美元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制作，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它已经超过了国产电影一般投资规模接近10倍。正是这样一种跨国生产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腕》的文化定位：首先，它与目前大多数国产电影不同，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资金注入，因而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保证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中国国情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市场风险的最小化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为投资方换回成本和获得利润；其次，它的操作方式是市场化的，从成本核算到制作方式、从演职员阵营到市场营销方式，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设计的，例如影片将市场划分为中国本土和其他亚太地区、欧美地区不同市场，还计划了电视、录像等市场，并将中国大陆本土票房指标确定为3000万以上，由中国合作方负责发行，同时则通过哥伦比亚的国际营销资源开发中国本土以外的市场，来获得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成本回收和利润创造；第三，为了适应这样的市场规则，影片将放行档期定位在贺岁片档期，邀请中国最近几年来票房记录最好的导演冯小刚、既具有本土影响力也曾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头衔的葛优及其长期组合的班子为主创，同时邀请来自好莱坞的名演员DonaldSutherland和来自香港的女明星关之琳为男女主要演员，对中国化的贺岁片进行国际包装，一方面既通过这种包装使电影有一种西化的符号意义诱惑中国观众消费，同时也使中国以外的观众能够容易地与这部具有国际包装的华语电影更好地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腕》是全球化的结晶，其投资方式、制作方式和发行方式都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所谓中国电影、国产电影，它只能说是一部华语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部具有地域重点的世界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棋子。好莱坞跨国电影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将来可能会让人们所谓的与狼共舞、所谓的对抗好莱坞、所谓的民族电影事业繁荣都面临一种困惑，狼就在羊的血液中了，狼的基因也许最终将改变羊的属性，此羊早就非彼羊了，民族电影、中国电影的概念将被一种跨国电影或者泛中国电影的概念所冲击，中国电影文化也将改变它原来的面貌。

正是由于这种跨国生产模式决定了《大腕》的商业电影定位和本土与国际的双重市场定位。所以，《大腕》在文化上必然遵循大众商业文化的逻辑：模仿后现代的城市喜剧风格，叙述线形的故事，以落难男人与娇贵小姐、东方小人物与西方大腕为传奇故事，追求情节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在执行这些几乎已经世界化的娱乐产品生产程序的同时，这部电影为了完成所担负着的本土与国际的双重使命和双重献媚，一方面，它必须充分地调用一切资源来为中国本土观众提供娱乐服务，所以影片大量采用互文本的方式，将近年来中国最流行的语言、最火红的明星、最焦点的事件、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甚至最流行的广告都通过喜剧的改造融合在影片中，本土现实构成了丰富的喜剧资源；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将中国人、中国时空、中国故事改造为一种奇观来满足国外、海外观众对于中国的好奇和对于中国弱势地位的确认和同情，于是影片中用喝着可口可乐的小皇帝作为开场和收尾，有了所谓中国的喜剧葬礼，有了所谓"气势如虹的东方圣地"太庙的空间背景，有了烧香拜佛和境界的传奇，有了好莱坞大腕与东方美女及中国小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好莱坞大腕用蹩脚的中文喊"收工"、尤优用同样蹩脚的英文喊"Finish"的错位中，分明就是对本土与海外市场的双重述求的象征。

一位学者在谈到全球文化时曾经提出五种文化的迁移方式，而在种族迁移、技术迁移、金融迁移、录制文化迁移、意识形态迁移这五种方式中，金融迁移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影响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关键。资金的投入，在改变文化产品的同时也改变着文化的意识形态。所以，《大腕》的跨国生产模式，不仅从好莱坞得到了资金来源、市场操作资源，而且，这些因素的注入在为电影增加了市场竞争和开发实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了国际化包装，这一方面为正在试图国际化的中国观众的电影消费提供一种符号性的文化意义，同时也为正在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的中国本土以外的观众提供一种国际品味和国际形象。这样一种跨国生产模式，在中国本土电影市场上，应该说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目前，《大腕》在北京的票房已经突破1000万，全国市场也可以超过3000万，从而，一枝独秀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佼佼者。这种市场效果的获得，虽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上严重缺乏能够带动电影消费的影片，但同时也说明了《大腕》的文化策略在经济上的成功。尽管由于喜剧文化对于本土资源的过分依赖决定了这部影片不可能在欧美国家获得广泛认可，但是它也很有可能在大中华地区或者东南亚泛华文化地区获得一定的市场效果。《大腕》为全球化时期的中国商业电影文化模式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样本。

可以预期，这样的电影模式将来很可能改变中国电影的意义和格局，事实上，随着张艺谋的、何平等人的合资影片的陆续出场，中国电影的市场将成为好莱坞进口大片与这些具有好莱坞背景的泛中国电影的竞技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如果仍然在计划体制的模式下生产就将越来越被市场所遗忘。中国电影的文化概念也将获得一种亦喜亦忧的全球化意义。一位学者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的全部虚构节目是它的文化的生命线"，如果中国电影所有的虚构故事都是在好莱坞资金的控制下，那么中国人也许就会失去电影的文化主权，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保障将无从谈起。当然，即便与好莱坞无关，中国电影也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正是进口电影和这些泛中国电影维持着奄奄一息的中国电影市场，张伟平这些“好莱坞”式的炒作也不无道理，但是在华丽外表下隐藏的究竟是怎样的真面目，才是消费者们真正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