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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蒙古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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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近年来蒙古族电影中的人物,许多热爱故土、赤胆忠心、勇敢坚定、骁勇善战的民族英雄形象熠熠闪光,如《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等影片中的阿斯尔、博斯尔、阿布、博力克、车陵等血气方刚的英雄战士,又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的代表人物成吉思汗,更是一位顶天立地、具有卓越才能和超人的品德的历史巨人。虽然这些英雄人物性格各异,但他们在履行神圣使命时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以及所具有的热爱和平、崇尚自由、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共同彰显了蒙古民族英勇果敢、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和热爱故土、崇尚自由、敬慕英雄的民族心理。除了这些英雄人物形象,蒙古族电影中众多的女性形象也格外地引人注目,即使是在以驰骋于马背上的男人为主人公的电影中,许多刚毅、宽容、博爱的女性形象也同样令人瞩目。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妻子勃尔帖和《悲情布鲁克》中的卓拉等。影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可以说就是一部英雄成长的史诗。在铁木真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诃额伦作为崇高价值的化身,不断为其提供着价值的选择,对他最终成长为仁厚博爱、胸怀宽广的民族英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的妻子勃尔帖也正是出于对他真挚、圣洁的爱,为了使他坚定斗争下去的信念,才在敌人的部落里忍辱偷生。如果说蒙古族电影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体现了蒙古民族骁勇雄健的民族品质,那么纯洁善良、仁慈博爱又同样刚毅坚忍的女性则是这一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依存。它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民族文化,而且也是民族历史情结的象征。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蒙古族电影从对民族历史的壮阔书写转向为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思考,从2002年的《天上草原》开始,到后来的《季风中的马》、《长调》、《尼玛家的女人们》、《额吉》、《斯琴杭茹》、《天边》等,我们发现,女性形象在蒙古族现实题材电影中逐渐取代了马背上剽悍的骑手而成为银幕中的主角,成为了导演们着力刻画的对象。这些影片或让女性在家庭诸种关系中发挥凝聚和主导的作用,如《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或直接和在适当的时候让男性呈现为“缺席”,如《尼玛家的女人们》、《长调》、《额吉》等。这些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形象以其淳朴的生命观、高尚的人格、博爱仁慈的性格魅力深深地感动着观影者,在银幕上发散着令人夺目的光辉,同时也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她们博爱、宽容、仁慈、善良同时又不乏刚毅坚忍的精神与性格令人不禁想到了“水”的特征与品性。水是一切生命之源,它有源而不竭,流连不断,随物赋形,恬静柔性又可滴水穿石,“善利万物而不争”,“化身形于大地,融生命于万物”,中国文学很早就有将“水”和女性相比的传统。将女性的品质性格与“水”的特质和内涵相融已然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审美心理。如影片《天上草原》在开篇就以画外音的形式作了深情地表达:“达里湖养育着天上草原,它纯洁而美丽,充满母性的温柔,就像这位后来被我称作阿妈的蒙古族女人。”管仲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蒙古族女人正如阔深沉静的湖水,亦如草原的血液筋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地滋润养育着辽阔的草原,不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蒙古族儿女,也成为蒙古族男人的心灵归宿。

蒙古族电影中的女性多以母亲形象出现。她们不仅养育了儿女们强健的身躯,更以母亲的人格和精神力量引导着儿女们的成长,为他们成为博爱仁慈、胸怀宽广的蒙古人树立了崇高的价值标准。如前文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的母亲诃额伦。当丈夫战死、家庭被部族抛弃后,诃额伦以一个母亲的坚毅刚强带着孩子们艰难地生活着。她对生活的坚定信心深深地影响着年少的铁木真。当铁木真射杀了自私、不顾家庭整体利益的弟弟时,母亲严厉地教育了他,让他懂得了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兄弟,并为自己的行为而忏悔。而后当他无法接受历经千辛万苦夺回来的妻子竟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时,又是母亲使他具有了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妻子和仇人的孩子。诃额伦能在那个部族征战频繁、充满血腥屠杀的环境中依然坚持教育孩子仁厚博爱、善待他人,将生命的价值超越于武力之上,为铁木真能够成为胸怀宽广、坚定坦荡的成吉思汗不断提供着崇高的价值选择。“她所体现的不仅是宽厚仁慈的母亲文化,而且也是民族历史情结的象征。”[1]

再如《天上草原》中的宝日玛和《额吉》中的其其格玛两位母亲形象。她们都是最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正如“善利万物而不争”、“融生命于万物”的水一样,她们以超越了血缘关系的博大无私的爱接纳和温暖了异族的孤儿。如水滋润万物一样,她们珍爱、尊重一切生命,她们给予虎子、锡林夫和锡林高娃的爱抚,超越了非骨肉非血缘的亲情,让辽阔的草原成为来自异族的虎子、锡林夫、锡林高娃们的生命的摇篮。《额吉》中,母亲其其格玛总是在草原上默默地捡着牛粪,也总说:“有牛粪烧着,蒙古包才不冷;有爱撑着,生活才不苦。”当母亲苦苦劝说妹妹锡林高娃去认亲、狠狠训斥因此暴跳如雷的锡林夫,并含泪为跟随亲生母亲离开的女儿抛洒乳汁为她祈福时,她的善良、坚韧和博大的胸怀在锡林夫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母亲崇高的人格和精神品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锡林夫,使这个来自都市的“他者”最终成为了真正的草原之子。他善辨是非、正直刚强、宁折不弯,挚爱和依恋养育他的草原。在几次面临人生重要抉择时锡林夫最终做出的选择,也受到了草原母亲刚正不阿的品质和博大无私情怀的影响。在“文革”期间,善良的其其格玛仅因给被定性为“坏人”的桑杰喇嘛倒了一碗奶茶(桑杰喇嘛也仅仅是因为没能治愈贫苦牧民的病牛而被定性为坏人),就无端地背上了政治的“黑锅”。此事又连累到儿子锡林夫,使他被保送上大学的事陷入困境。在人生面临重要转折的当口,锡林夫宁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和美好的初恋也不愿额吉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认错,他始终坚持着“我额吉没有错”、“额吉,不要跟他们说好话”。沉默寡言的锡林夫以自己的行动彰显着蒙古民族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精神品质。而后,在额吉博大情怀的感召下,锡林夫终于放下心中的芥蒂同意回上海探亲。然而面对亲生父母的再三挽留,他毅然选择了回归草原,因为草原给予他的爱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灵,与他灵魂相伴的是额吉高尚的人道情怀及其做人的道德与尊严。蒙古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就是这样以“善利万物而不争”、“融生命于万物”的如水之品质,绵延不断、润物无声地给予草原上一切生命以爱的源泉。她们抚慰滋润着草原男人的心灵,更以高尚的人格和精神品质影响着一代代的“草原之子”,为之树立了崇高的价值标准。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山川颂》中对水的品质和内涵曾有过极为详尽的描述,文中赋予了水以人格化的力、平、察、智、知命、善化、勇、武、德等美好品质。如果说上文所述的蒙古族电影中女性形象之“善利万物而不争”、“融生命于万物”的品质仅仅涉及董仲舒所说的水之“德”品的话,那么其如水的随物赋形、随遇而安之品质也值得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蒙古族电影更多开始关注现实的人生,试图对现实境遇中蒙古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理进行深入地探讨。宁才执导的《季风中的马》是此类题材的代表作品。片中,失去了草场和骏马的蒙古族男人茫然不知所措,再也没有了自由驰骋在草原上的骑手之坚定信念和剽悍雄风。他为了被围起来的秋营盘和无奈被卖到酒吧里受辱的骏马而大打出手,然而这样的反抗与挣扎在残酷无情的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孱弱无力。我们在理解、同情他的同时也会觉得他已经有些不合时宜。相比之下,女主人公英吉德玛的选择似乎更为“顺应潮流”,虽然我们理解这也是无奈之举。如水之“随物赋形”、“随遇而安”,甚至能随气温之变化情况而变化自己存在的形态,具有“水”的品质的蒙古族女人显然比如山般刚强倔强的男人更能适应现实生存环境的要求。我们明白,她们也有对草原的不舍与深深的眷恋,也有对未知生活的茫然与恐惧。然而迫于生存的需要,如涧水冲过层峦叠嶂般,她们毅然做出了必须做的选择。即水之“智”、“知命”、“善化”及“勇”的品质。由此我们也坚信,蒙古族女人凭着她们如水之纯净圣洁、坚韧不拔的品质与滴水穿石的顽强精神,定能将其“赋形”的“物”有所改变,使之更纯净更美好,更适于人类的生存。

将中国文学中“水”的品质内涵与新世纪蒙古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相比相融,不知读者是否会觉得牵强。然而笔者在享受着《悲情布鲁克》中夕阳映照下那缎带般闪光蜿蜒的河水、《天上草原》中宽阔沉静、充满母性的达里湖水的视觉美感的同时,的的确确感受到了与之融为一体的蒙古族女人如“水”般的美好品质。她们对草原生命的滋养与精神教化,在生活中呈现出的刚强与执著,善良仁慈、宽厚博爱的品质和广阔坦荡的胸怀,均可与水之“善利万物而不争”、“化身形于大地,融生命于万物”及人格化的“力”、“平”、“智”、“知命”、“善化”、“勇”等美好品质相比。由此,笔者将新世纪以来蒙古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评论为“如水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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