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电影的另类演绎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快了步伐，全球化新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其内容由经济扩展至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一强大的潮流正在以极其强劲的势头冲击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生活的方面。尤其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在这一浪潮的持续激荡之下，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取得经济较为宽松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多元化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这必将波及政治尤其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层面。

其次，翻开自中国的近现代史以来，从1949年至“无产阶级”的前“十七年”、“无产阶级”十年、1976年至1999年、21世纪以来的这四个时期一路走来的历程，人们可以体味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尤其是自1978年代以来经济的相对较快发展，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发展。相对以往前三个时期而言，在全球化的冲击下，21世纪的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较为民主、自由、宽松的空间。在这一政治背景的前提下，在主流意识形态许可的框架之内，一些符合中国当前建设需要的境外意识形态，也被一定程度的认可、吸收，并借鉴进来，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这一意义上，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比较自由发展的空间。

电影这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着百年历史沉淀的中国电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晴雨表，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体制内外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建国以来，以“无产阶级”为界限的中国知青电影在历经上述相应的前“十七年”的知青电影、“无产阶级”时期的知青电影、1976年至1999年的知青后时期电影的流变之后，被卷入21世纪全球化新浪潮之中的后知青时期电影，在面对着国内外诸多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日益呈现多姿多彩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影视剧领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现象。按照社会发展历史的进程，后现代社会应该出现在工业社会实现高度发达之后，即后工业社会时期。而在中国尚处于现代化初步发展并且极为不平衡的社会里，高谈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似乎文不对题。然而，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潮流而言，后现代社会的某些文化特征和心理状态，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并且合乎当今高度全球化的现实。中国虽然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但后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无中心、无深度、零散化、商业化的特征却随处可见。当然，由于整个中国社会依然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而尚未全面实现工业化的状态，因此这些后现代的特征只是中国“现代化”主旋律的某些声部或者变异形态。

进入21世纪，由于更多的西方文艺思潮、商业、娱乐等元素渗透到中国知青电影中来，知青电影从题材的选取、主题的表现、拍摄技法的运用、艺术层面的创新等自身因素的发展都使得它必须采取全新的演绎角度以符合当下的国情，这就使中国知青电影开始朝着多元化发展，用了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叙述传统的知青主流故事。在当今的历史语境下，现代及后现代的诸多元素与传统的“主旋律”元素奇妙的结合在“主流知青电影”中，并对那段特殊历史岁月进行“另类”的注解与书写。众所周知，传统的“主流知青电影”是以“宏大历史叙事”来反映具有一定深度的主题，故事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真实，基本倾向是找寻并回归英雄的年代、重建崇高的英雄主义、实现曾经的革命浪漫理想、渴望得到现有制度的认可、寻求回归后的社会位置并实现所期待的人生价值等。因此，“主流知青电影”承载着自早期知青电影以来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精神渊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功利性，忽略了电影本身的属性。电影，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具有文化艺术性；作为商品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具有商品的特征。电影既是文化艺术又是商品，是文化艺术与商品的综合体。因此，从第五代导演群体开始，中国电影人进入“文化开放”的时代，西方各种艺术思潮、文艺理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涌入他们的头脑中，很快就填充了他们因十年动乱造成饥饿空虚的思想库，使他们很快跟上了世界的时代步伐。21世纪以来，中国第六代导演群体沿袭着前人的努力，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以自己较为独立的姿态开始以独到的后现代式的“另类”探索来表现知青电影。

电影是文学的延伸。一般认为，中国文学史中所谓的“主流”、“非主流”的“流”，是指文学运行发展的某种历史过程。“主流”文学是指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受体制支配和影响而形成具有被大众接受、肯定和推崇的相对“规范”的文学创作。“非主流”文学则是指那些偏离“主流”文学的文学创作。“主流”电影随“主流”文学相伴而生，符合当下体制要求。“主流知青电影”是“主流”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那些在某一时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的具有被大众所肯定、接纳和推崇的符合“规范”知青题材电影样式。笔者认为，这二“流”呈现动态状态，是相对的文学现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文学的历史运行过程中，除了“主流”、“非主流”这二者之外，还存在着“非流”的一种“流”，这种“非流”可能会昙花一现，一瞬即逝；也可能会在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沉浮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发现”、“挖掘”、“继承”并“发展”成为一种“流”--“主流”或者“非主流”。这种“变异”的“非流”文学，即不伦不类的“另类”文学，相对于“主流”、“非主流”文学而形成的与二者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文学创作，它穿越历史的迷雾或显或隐地呈现出来。文学和电影是相互呼应的，“非流”文学催生了“另类”电影。“另类”知青电影是“另类”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中国后知青的后现代主义的“另类”电影，指的是相对于“主流”的传统知青题材，进入21世纪时期以来的“另类”的知青题材电影运用了现代及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艺术表现方式进行重新诠释，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甚或悖逆了“主流”的“规范”，突破传统的“主流知青电影”的“常态”，并使之日渐处于消解或者消隐的“非主流”的“非常态”、“变态”的知青后时期的知青电影样式。

这一“另类”知青电影的创作者自身的创作意识日渐发生了改变和转向。21世纪的第六代电影的创作主体，体现出新的美学追求和艺术价值取向，在题材选择、拍摄角度、表现手法上具有极强的探索意向，是与“主流知青电影”的一种对立、反叛、颠覆。21世纪后知青电影一反“主流知青电影”主题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几乎没有明确的主题，或主题高度被削平。电影作品以轻松的无深刻历史意义、无深层指涉的荒诞形态存在，让观者毫无负担地沉浸在世俗的肆意狂欢之中，历史感和历史使命感随之消失，代之以一种更加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内涵；一反“主流知青电影”的情节的确定性，而精心构建一种迷宫式的情节结构；一反传统的有计划地安排人物角色的命运和遭遇的做法；一反传统的将生活编写成连贯集中、惊心动魄的形态，反对塑造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在叙述手法上也打破了传统的时间概念，把过去、未来、现在混为一体，将现实、真实、幻觉、回忆交织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与传统叙述方式不同的模式。“另类”知青电影直视现实、拒绝幻象、坚持民间立场、建立“民间档案”。“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在电影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与道德的批判精神，有着强烈的公共关怀，弥足珍贵。“另类”知青电影关注被“主流”电影叙事忽视和遮蔽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以及个人体验。“另类”知青电影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纪实风格、平民化倾向造就了一种朴实自然的形态，表达了对生命原生态的摹仿。

电影在中国一直是被看作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使得后知青“另类”电影对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表述不得不更加隐晦，更加具有某种策略性；它必须意识到它对历史深度的拆解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和一定的限制中进行。尽管中国几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上的“另类”后知青电影，但中国后知青电影却已经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元素的消解性特征。不过，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后知青电影中是与多种文化观念混杂在一起的。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共时性系统，在中国后知青电影中，颠覆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往往是与主流文化相互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