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电影发展措施

时间:2022-09-05 11:02:05

全球化电影发展措施

电影是凭借现代科技而形成的、具有广泛传播效应的一门综合艺术,随着世界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它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应如何应对挑战,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本文拟从多学科视角管窥中国电影30年发展中所展露的富有生命力的新意向,并作点评式梳理或丛证式归纳,从而探寻其进一步发展策略。

一、艺术学视角:题材的创意处理

题材是艺术内容的重要因素,是作品主题所选用的一组有机的完整材料。根据本课题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发展之路》问卷调查统计(共有1358份有效问卷),55.4%的人认为中国电影的优势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题材内容的本土贴近,19.7%的人则认为在于电影语言的艺术特色。

(一)《英雄》:“注进新生命”的成功尝试

本世纪初,张艺谋导演推出了震撼人心的影片《英雄》,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回眸上世纪关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曾多次出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争论,而鲁迅则更早在《故事新编•序》中提出旧躯壳“注进新生命”的创作主张,其小说《铸剑》塑造了“予及汝皆亡”的英雄人物,颇能令人激昂亢奋。影片《英雄》则进一步“注进新生命”,其建立在艺术真实基础上的虚构,凸显了历史观的合理性。“英雄”成了双关语,不但肯定了具有统一天下历史功绩的秦始皇,而且赞美了具有悲壮献身精神的刺客们,影片绝妙地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项融合于“英雄”一词之中,既出人意料,又入人意中,其创意应予首肯。可见,选择底蕴深厚的古代史题材,在其旧躯壳中注进新生命,可以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当然,本课题调查中所说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古代英雄、侠义等丰富题材在内。

(二)《建国大业》:题材的多方开拓与创构

此片是主旋律电影的典范,显示了编导的大手笔。影片讲述了1945年抗战结束到1949年建国前夕这段现代史实。它在题材处理上有很多突破:一是对鲜为人知的故事的挖掘和表现,如对、蒋经国父子之间关系的精彩描写,特别是通过蒋经国到上海打击不法商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情节,真实地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多元性格;二是领袖的塑造更加人性化、生活化,充分显示其内心世界,将其还原成普通人……这些不仅再现了历史的本真性,而且改变了以往主旋律电影的定型模式。这种对现代史题材忠实而又出新的处理,也无疑显示了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意向。

(三)《金陵十三钗》:处理人性的新范例

南京大屠杀是众所周知的现代史题材,以此为背景的影片,必须大量充实生动鲜活的新内容,否则就不能吸引观众。2011年公映的《金陵十三钗》,其跌宕起伏的虚构情节感人至深:一个教堂里,为救人而冒充神父的美国人,一群逃避战火的女学生和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军人和伤兵,共同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些风尘女子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激发起侠义血性,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一场死亡之约……此片获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编导张艺谋认为,越是复杂的故事、宏大的背景,越要关注人物及其细节,而最为重要的是将其还原到人和人性的刻画。编剧刘恒认为,此片是“用人类之善向人类之恶宣战”,而观众之所以被影片感动,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善良的角落和土地,一旦种子播种下去就会开花结果”。《金陵十三钗》从旧事件中通过人性还原引发出动人的新故事,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四)《霸王别姬》:“国粹”元素有意味的杂糅

该片围绕两个京剧艺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穿插了京剧、昆曲、老北京及传统戏班等国粹片段,使影片古今对接,雅俗共赏,令人目不暇接。当然,作品意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领悟,特别是在人生与戏剧、背叛与忠诚的矛盾过程中回顾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影片同时又证实了中国电影的优势之一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国粹”系列的插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成其荣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五)《小武》:当代题材的底层化、非英雄化

此影片是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故乡三部曲”的代表作。其当代史题材的处理,显示出值得关注的倾向,即一反精英主题,而将艺术学视角对准下层非大众的“小众”。影片的主人公小武,是一个在县城游荡、“技艺”高超的小偷,一个在物质和精神上均飘移不定的卑琐人物。其隐含主题的情节是,小武以前的“难兄难弟”、现已“金盆洗手”当了老板的小勇结婚,小武送去婚庆红包,却因“脏”被拒绝……电影的叙事模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而化为开放性的“生活流”,客观地展露其原生态的生活景况和本真心态,如通过小武大量的游走呈现生活的自然流程,人物的精神世界虽交织着郁闷、挫折感、廉价的自尊和悲怆、犹疑、困惑……但又消融于木然无情之中。这些从一个侧面显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间化、底层化的社会风俗史。影片不显示叙事的目的意义,这反而能诱发观众在参与、接受中反思。新生代这种独具魅力的纪实风格,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另辟了新路。

(六)《黄土地》、《红高粱》:题材与本土贴近

如果不是从历史时间而是从空间地域的视角来考察,那么,题材的本土性就显得尤为重要。鲁迅曾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名言说明,艺术题材越是有与众不同的本土个性,就越能吸引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审美关注,因为他们对于此类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从未见过,所以倍感新鲜。第五代的影片非常注意乡土化的民俗展示,无论《黄土地》还是《红高粱》,都充满了西北乡土风情,如拙朴浑厚的黄土高原、浊浪滚滚的黄河、天高地远看不到头的高粱地、鼓乐齐鸣的迎亲队伍、炎炎烈日下的求雨场面、百余人组成的腰鼓阵……特别是《黄土地》中翠巧等人的西北民歌,既突出了独一无二的本土音乐特色,又和不同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而《红高粱》中的《酒神曲》,更表现出西北地区农民的粗犷、野性之美,加上唢呐等民乐的伴奏,形成别具一格的听觉冲击,令人耳目一新,其影响所及,致使“西北风”在歌坛上也流行了很多年。

二、学科交叉视角:经济与文化的磨合

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特殊商品,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强的文化感染力。电影的生产和消费,除了应遵循文化的自律性外,还受制于市场经济的他律性,因此,对其既应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考察,又应从文化学的视角进行剖析。

(一)《建国大业》:真、善、美和票房的有机统一

从总体上看,我国电影大体可分为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三类。主旋律电影主要追求宣传教育价值,侧重于“善”;艺术电影主要追求影片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侧重于“真”和“美”;而商业电影主要追求影片的娱乐价值和经济价值,侧重于“票房”。这三类电影过去往往各自为政,而作为主旋律电影的《建国大业》则不然,它除了题材处理上所显现的种种认识价值和审美特色外,还采用商业电影的营销策略,把受众的心理需求作为重要衡量标准,荟萃影坛群星,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吸引观众眼球,并选择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最佳档期,作为献礼片投放市场,从而以4.3亿的票房收入创造了主旋律电影的票房神话。该片在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搭起桥梁,使其走向商业化和大众化,这也促使主旋律电影的单一宣传教育功能同时向艺术、娱乐、商业等多种功能拓展。

(二)《失恋33天》:网络受众参与,促进电影生产

本课题组对几大城市电影消费群体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研,数据显示:从年龄上看,20~25岁居多,占62%,该年龄段群体消费欲强烈,关注时下热点,爱以电影作为消费娱乐;其次是25~35岁,占36%,该年龄段群体收入稳定,耳濡目染电影娱乐的时间较长,也是电影消费广大的群众基础。从身份看,学生比例最大,占58%,他们可自行支配的时间多,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有创意的影片必然受到他们的追捧。再看影片《失恋33天》。在开机前5个月,制片方就别出心裁采用传媒互动方式,开通网络平台与网友共聊此话题。这一方式引起了80后、90后青年的共鸣。这种网络的双向交流与互动,既为该影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又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应;既创新了电影生产方式,又创新了电影消费运营模式,这是破艺术片票房纪录的重要原因。这一中国电影史上的首创值得重视。

(三)《末代皇帝》、《英雄》:光影、色彩的文化意味

中国电影的优势还在于电影语言的艺术特色。电影的表现语言多种多样,而作为形式美要素的光影、色彩,也是一种重要的表现语言,它们可以表现影片深远的文化意味。一般说来,影片的光影、色彩,较多地表现为客观的写实性、主观的写意性。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影片,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主体的表情性甚至表现文化的象征意味。如《末代皇帝》中,溥仪曾三次称帝,时在清末、张勋复辟、“满洲国”;又三次投降:分别向民国、日本人、新中国投降。影片拍摄这三起三落的封建悲喜剧式人物,出色地运用了光影语言。在紫禁城,溥仪总处于阴影之中;稍后,他接触新事物,阳光开始照到他;日本人将其充当满洲国傀儡皇帝,他也梦想重返自己的帝国,阴影又笼罩了画面;后来在监狱里反思一生,光和影也趋于平衡……总之,他在光、影的搏斗和趋向平稳的影调里终结一生。编导拍摄的创意在于,以影片里的“光”象征开放、欢乐,而以“影”象征封闭、忧郁。影片《英雄》更将色彩语言的表情性、象征性发展为符号化。将秦宫及秦王的猜想用黑、蓝二色象征;赵国用红色象征,无名、如月两人均着红衣,残剑所写也是一个血红的“剑”字,在无名眼中,周围一切都变得血红;而无名讲述真实故事则用绿色、白色表示。影片将诸种色彩的意象符号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兼具划分情节、凸显人物、渲染悲壮气氛与激烈情怀的符号功能,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

(四)《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任重道远

当今,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片赞美之声,殊不知其中还残存着封建糟粕,如落后、迷信、野蛮、糜烂、凶残、思想禁锢、灭绝人性等,必须予以批判、摧毁。应该说,除了肯定真、善、美外,否定假恶丑也是电影的文化功能之一。陈凯歌的《黄土地》,在叙事中表现了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具有深沉的批判力量。影片主人公之一———作为新娘的翠巧,竟是十二三岁的女娃,这种极不合理的强迫性童婚,却成为当地世代因袭“庄稼人的规矩”,它残忍地毁灭了天真可爱、向往自由的优秀民歌手翠巧。该片通过一系列场面和叙述,鞭挞了当地的穷困、落后、野蛮、愚昧……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颂莲嫁给不可一世的陈佐千的悲剧,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的一夫多妻制以及封建大家庭里钩心斗角的阴险、争权夺势的倾轧。在目睹了一连串灭绝人性的事件后,颂莲疯了。这是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高高挂起的红灯笼,暗喻了被控制着的人性和权力人物的存在。影片对中国封建家庭结构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又继承了鲁迅刻画中国黑暗势力的笔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五)《末代皇帝》、《金陵十三钗》:电影文化的国际合作范式

《末代皇帝》这一文化事件举世罕见,故特由中、意两国政府合作拍摄。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在紫禁城取景拍摄故事片,导演贝托鲁奇拥有最大的拍摄自由,两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艺术优势,终于赢得了合作的成功。这是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成功,它开启了国际电影文化合作的先河,并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九个大奖。《金陵十三钗》则是张艺谋以国际化合作方式诠释中国大片的硕果。此片由好莱坞大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加盟,共计24个国家、600多人参与,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张伟平认为,这是一部全球化的电影,“技术部分是美国人,特效部分是英国人,视觉部分是日本人,服装是中国香港人,演员是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还有英国有名的爆破特效团队拍战争戏,可谓是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的‘多国部队’”。且在影片中,50%是外语对白,该片向世界开放的模式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