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道德精神探讨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是闭关锁国的发展，中国要向他国尤其是科技和经济强国学习，他国也在学习中国。在向欧美科技、经济强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多的知识、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互联网渠道传入我国，随之而来的是欧美国家的文化理念及其价值观。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可以学习任何国家的先进技术、经济模式以及管理方法，然而，面对西方的文化输入，面对其价值观以及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影响，则需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我们应当坚持积蕴着中华民族优秀美德精神的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之路。

一、坚持中体西用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一个国家有其立国之本，它是国家和民族不可动摇的思想和信念根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选择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形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定要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带领人民为之奋斗的价值取向，有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信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绝不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的道路上，在身处的全球化国际大环境中，面对来自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蛊惑和挑战，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之本，放弃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弃“中体西用”的原则来谈文化融合。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契合的立国之本，才能解决好学习与扬弃问题，不疑惑、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中国历来都有体用之辩。在北宋儒道释文化真正从精神意识上形成一体时，张载“尽弃异学”，“其学尊礼贵德、乐天知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1］，强调了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近代中国出现了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实现全盘西化，还是坚持体用结合、以本土文化为体、以西方先进的科技经济军事文化为用、实现二者融合？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严复、梁启超等人倡导中国应当走“中体西用”，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为本、辅之以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中西结合之路。为此，梁启超写作《新民说》，呼吁中国要有新的“国民性”。新“国民性”吸纳了西方文化的新思想、新内容，但主张以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为本，坚持中国传统“新民”思想的价值观。梁启超道：“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2］又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性。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3］按梁先生所言，愈是在民族、国家危难之时，愈是应当坚持其文化之本及“淬厉其所本有”的价值观，在其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在中西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与碰撞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体用智慧理顺了二者的关系，守住了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的地位，给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道德观的契合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发展的任何时代，都会有时代条件下的价值观，当代价值观不是与传统价值观割裂，而是在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内化中产生出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有着传统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源泉。

(一)传统道德价值观与道德政治观的内涵阐释

中华民族优秀美德是时代价值观的源泉，将始终对时代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华民族始终奉守和坚持道德文化传统，以道德价值观作为政治观的核心。《尚书•咸有一德》记述了伊尹还政太甲的政治事件，反映了贤相伊尹纯粹的道德政治观和先进的政治思想。伊尹劝勉商王保持纯一道德，杜绝二三其德的偏私乱政行为，其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4］孔颖达注曰：“行善则吉，行恶则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灾，是在德。”［5］故“德惟一”是纯粹的“替天行道”政治，“德二三”则是逆天而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这里所言的“替天行道”并不仅仅是商代天命观的反映，而且因其道德政治观的为民性，具有了古代道德政治的先进意义。《尚书•咸有一德》强调：“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6］孔颖达注曰：“非商以力求民，民自归于一德。”［7］政治不应驭民使民，以力害民，而要分利于民，以德化民，为民道德即是统治者为政的纯粹惟一的道德。“德惟一”的道德政治观倡导为民政治，强调为民政治的“终始惟一”、选贤任能、为官无私和恪尽职守。《尚书•咸有一德》亦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8］孔颖达注曰：“德行终始不衰杀，是乃日新之意。……官贤才而任之，非贤才不可任。选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奉上布德，顺下训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难无以为易，其慎无以轻之，群臣当和心以事君，政乃善。”［9］这里，为民政治的“终始惟一”性成为道德政治的根本价值标准，也成为为政者保持政治操守的根本规定。儒家倡导为民的政治要做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0］，为天下人树立德政的标准和榜样，建立德政的秩序和取信于民的道德准则。《论语•尧曰》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11］为民的政治要体现“节用”和“裕民”，为政者要廉洁自律，要心系民生国计，寻求生存发展之路。《荀子•富国》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12］由儒家思想者和政治家所倡导的先进政治理念和高尚道德观，历来受到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重视，这种对理想道德政治观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奉守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同时因其与人民大众始终站在一起的政治立场，将从根本上解决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实践问题。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道德精神内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内质。真正把握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意味着要深入探究和理解其精神内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积蕴着民族气质和道德理想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价值观念。中国传统道德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推行仁政的政治道德意义，二是敬天顺时、行“天地一体之仁”的道德观念意义，而后者影响着仁政的推行实践。陆九渊认为：“《尚书》一部，只是说德。”［13］强调《尚书》反映了古代仁政的道德思想。关于《尚书》的道德思想，《尚书•尧典》曰：“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4］孔颖达注曰：“尧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15］这里将推行仁政的道德阐释为：统治者执政应恭谦有礼，明察于世，亲睦百姓，造福天下万民。《尚书•舜典》曰：“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16］孔颖达注曰：“众人之难在于饥，汝后稷，布种是百谷，以济之，……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得人心。”［17］这里又进一步将推行仁政的道德阐释为：统治者执政，心系天下民生疾苦，贵在用人，功在教化；以贤官促民生产，发展经济，推行道德伦理教化，以德服人。《尚书•皋陶谟》曰：“亦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18］孔颖达注曰：“言人性行有九德，……如此九者考察其真伪，则人之善恶皆可知矣。……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19］这里以“明九德之常”反映出传统为民政治的用人标准，强调为政者应当具备超乎常人的道德品性。而《尚书•咸有一德》则进一步强调坚持以德治天下的道德价值观，坚持其“德惟一，动罔不吉”、“常厥德，保厥位”的核心价值意义，在传统政治道德思想中赋予了敬天保民的客观唯物主义精神。陆九渊称“知道德实难”［20］，纵观中国历史，大凡为政者坚持推行仁政、走德治天下之路，则天下呈现国泰民安、经济发达景象；反之，为政者背弃道德，与民为敌，实行暴虐政治，则民不聊生、国基动摇。《吕氏春秋•务本》篇论及臣子与君主关系云：“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21］这里反映出古代道德政治的民本思想，臣子与君主关系之根本在于，政治统治集团的为政者是否拥有以民为本的同一的道德立场。中国传统道德还包含敬天顺时、行“天地一体之仁”的道德伦理观。它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存在，赋予人的主体存在更为丰厚的精神意义，将人之主体分为内外主体，内为精神，外为行为。儒家历来重视人的内修与外行的“知行合一”，强调以内在深刻的道德修养影响外在的与世界万物共处的行为。《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2］这其中就存在两个道德转向的关系：第一个是由外向内的道德转向，外在的道德行为实践要依托于内在的道德修养；第二个是由内向外的道德转向，内在的道德修养要推及与扩展到世界万物中去，两个道德转向的中心衔接点为“格物致知”。朱熹注“格物致知”道：“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而不到也。”［23］按照儒家道德认识观，最深刻的道德修养恰在于人对自己所身处的宇宙世界———天地自然客观存在的真切认识；人接近客观，把握客观规律，按规律做事，才可能以天地自然万物和谐存在之精神化育人的世界观与主体存在价值。应当说，“格物致知”的两个道德转向的中心衔接点，将人对于自己与家国社会存在关系的表面态度，通过“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修炼，锻造为内化于心的内在自觉，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标准。王阳明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学不可分作两事。”［24］阳明先生以“知学不可分作两事”的“知行合一”认识，诠释了道德内在自觉修养对于道德实践的意义。因此，按照儒家道德观，人的主体存在的最为深刻的道德修养的获取，应当在于人对于天地自然客观存在规律的观照与把握，人应当在充分学习和了解天地自然客观存在的状态下知晓自身与世界万物的存在关系。这种基于对天地自然客观存在认识的道德伦理观，将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认识放大至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对天地自然客观规律的了解、把握，反观人类社会存在的规则意义，将自然生命的和谐与运化状态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存在状态的参照系，强调人对天地自然客观的尊重。据《尚书•尧典》载，尧推行仁政，“命羲和，钦若昊天”，尊重客观，顺应天时，“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25］，以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观察，推算岁时，制定历法，指导民众生产、生活，造福天下。《礼记•月令》亦记载天地自然与人类活动之密切关系：“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虫鳞，其音角。……东风解冻，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26］依孟春时日对日月星辰的观测，发现气候特征以及阴阳二气的变化，以观测此时令中土地及生物的变化，并依照春来阳气萌动气象，指出“春气和”，勿令燥乱。与此同时，要求太史官在“迎春既还”后，“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既要发现天象运行中的变化，又要依法度、守常态、不乱纪，以对天地自然客观规律的把握，推行人间政务，依时生产，积极作为［27］。故《吕氏春秋》在《月令•孟春》所载之后附以《本生》，进一步表明天地自然客观存在与人类行为之间的互参化育关系。《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言：“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28］这里表明天与人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并着力论证了人以天地自然客观存在为参照、化育生命并使之成长的政治作为观。这种依天而为的政治作为，恰恰是敬天顺时、行“天地一体之仁”道德伦理观的反映。敬天顺时、行“天地一体之仁”的道德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传统核心价值观中，人不是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人，人之个体，是依照天地自然客观秩序及其法则存在的个体。这种“个体”既富有个体生命意义，更将其生命意义融入与世界万物的和谐共处之中。《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9］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朱熹注曰：“子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30］人之“心”、“性”一理，此理合乎法则，故谓之“天理”；人性和人心须合乎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依“参天地之化育的‘三才’境界”修炼出的道德伦理观［31］，能够影响和引导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政治实践。

(三)传统道德精神内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构上的逻辑反映

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是培育人与天地自然共生境界的道德观念，是大的道德观。它使中华民族成为富有理想精神和远大境界的民族，使中国传统政治富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民的道德政治意义，使中国人富有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做人价值观。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纳并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它的国家、社会、个人的三个层面设计，恰恰是个人观与家国观融为一体的推仁德于天下的传统道德观体现；而在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高度概括中，既有对传统为民的政治道德理想的吸纳，更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型民主政治道德观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正确看待历史文化，正确理解历史文化中的丰厚精神资源对于当代思想观和价值观的内在化育作用，清晰诠释了中华传统美德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关系。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指出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内质和原动力，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修身、齐家、治国的价值要求，体现于当代，恰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上的全面而整体的价值要求。总书记说：“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32］十分清晰地指出，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就是个人修身立德、维系家国社会兴旺的道德观；而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一体化的道德观，正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构形成的内在逻辑精神。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所谓人的道德伦理，不是仅仅体现于对人的主体意义的反映，而是将人的主体意义放大到与家国、社会乃至天地自然共为一体的存在关系上，形成人的“推己及人”的“天地一体之仁”的价值观意识。《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可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33］孟子表明了推仁于人以保家国天下的价值观意识。在孟子的意识中，个人依然是主体存在，但这个“个人”主体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通过“推及”修养将个体与家国社会乃至天地自然融为整体的主体。在这个“个人”主体存在的内部，便包含了一个“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杜维明在讨论儒家“人学”时，也以儒家人学的“四层次”说论证了“个人”主体的天地道德境界。他说：“儒家所认识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包括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四层次的人，因此人能够以‘天地万物一体’，和自然乃至宇宙的生化大道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人还能由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及尽物之性以达到参天地之化育的‘三才’境界。以主体精神旁通客观精神，而且上契宇宙精神———这种陆象山所谓十字打开的大圆觉教，即是《中庸》所体现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人学。”［34］杜维明所谓的儒家“人学”，恰恰是对儒家个人化育于宇宙天地之中的主体意义内在价值的揭示。儒家关于人家国“天地一体之仁”的主体存在意识的道德境界，始终影响着中国人对个人与家国社会存在关系的看法，影响着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存在关系的看法，形成中国人立身做事的独特品质，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得以存在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发展自身，又要讲求与环境和谐共存，要在自身发展中解决诸多矛盾，包括：现代化建设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制中民族融合与冲突的矛盾等。要解决这些矛盾，唯有积蕴着传统儒家道德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领方向、拓展视野、提供智慧。杜维明认为，儒家做人的思想涉及到人格精神的锻造，涉及到人要不断发展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在一个扩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超越习以为常的结构，尊重具有不同信仰的承担不同使命的人们。这一种尊重，甚至应该扩展到非生物的存在，诸如山、河、树、石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自然”［35］。这种具有崇高精神和远大理想的做人思想，影响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气质，使其不会成为拥有文化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民族，指导其走一条与自然环境、与世界各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有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三、结语：弘扬传统道德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传统道德价值观和传统道德政治观的精神内质，其国家、社会与个人发展标准和存在关系，与传统“天地一体之仁”道德观形成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反映中华优秀美德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2月24日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36］的讲话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刘云山同志也撰文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思想道德营养，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阐发，既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37］这就意味着，解读和阐明中华优秀美德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传统道德精神内质，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唐帼丽 单位: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