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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道德对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一、领导干部道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精神品格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关于国家、制度和公民的总体性道德构想:“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作为“个人的德”,即指公民道德;作为“一种大德”,即指国家道德和制度道德———制度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的德”实为制度的道德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领导力量,领导干部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践行者和榜样示范者。领导干部道德即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它与国家道德、制度道德和公民道德密切相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一)领导干部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的道德支撑。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建设之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制度离不开价值观的指导,价值观也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制度化是实现价值的一项重要机制:“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观念到实在的转化不仅需要宣传教育,更加需要制度安排。“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4]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制度是规范人们基本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则体系。正义是制度安排的根本要求:“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个思想体系,无论多么精致和简练,只要不具真理性,就必须予以拒绝或修正;同样,一定的社会和法律制度,无论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不公正,就必须予以改革或废除。”[5]由此,制度正义成为人们评判制度安排是否体现了正义原则的价值范畴———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制度正义是一种根植于广大公众之中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主要表现为制度安排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正义的制度能充分弘扬人们的主体性,而不正义的制度将会严重挫伤人们的主体性。领导干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制定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他们的道德水准与制度正义密切相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来说,领导干部道德是一种双重的道德支撑———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离不开领导干部道德的支撑。首先,只有具有正义美德的领导干部,才有可能领导人民制定出正义的制度。对此,尼布尔深刻地指出:“最高的道德洞见与个人良心的造诣两者与社会生活不仅是相关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果个人的道德想象力不寻求理解他的同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就不可能建立起最完善的公正。而且,如果任何实现公正的非理性手段不用道德良知加以控制,则它的运用就不可能不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仅仅作为公正的任何公正,不久都会变质而失去公正性。公正必须被高于公正的事物来保证。”[6]其次,只有具备正义美德的领导干部才有可能懂得如何贯彻执行正义的制度。《孟子•离娄上》曰:“徒法不足以自行。”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律,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需要靠人来实施,只有具备一定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准的人才能确保法律的贯彻执行。对此,麦金泰尔明确指出:“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7]因此,仅有正义的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正确执行制度的正义美德。(二)领导干部道德是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威榜样。《礼记•缁衣》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领导干部道德对大众道德影响很大。良好的领导干部道德会自发引起大众的敬仰,形成一种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20世纪60年代,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就是妇孺皆知的道德榜样,这种道德榜样具有某种权威力量。那么,领导干部道德又何以成为一种权威榜样呢?我们认为,这是由领导干部的特殊角色和领导干部道德的政治属性决定的。领导干部来自民众,又不是一般的民众,他们是由人民授权的具有特定身份的民众,即领导干部是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头雁,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领导干部道德从属于公民道德,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道德,它是基于领导干部角色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要求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领导干部道德承载着一定国家和政党的价值诉求。与普通大众作为道德榜样相比,权力的运用和特殊的政治使命相结合,使得领导干部这种道德榜样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权力的强制性使得领导干部道德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示范中具有了产生权威效应的条件。托马斯•戴伊认为,“权力是社会体制中职位的标志,而不是某个人的标志,当人们在社会机构中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时,他们就有了权力,一旦他们占据这种地位,不管他们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对其他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8]。权力的运用蕴含了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价值判断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譬如,某人欠债不还,法院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强制某人还债。领导干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导者。无论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领导干部的道德选择不仅为大众所关注,而且很容易为大众所仿效。从大众的道德期待来看,领导干部因为权力的运用往往被大众视为真理和正义的化身。由此看来,领导干部道德因为权力的强制性而被赋予了较高的权威性。然而,领导干部道德因为权力而产生权威只是一种可能,将这种可能转化现实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对权力的合法运用。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威来源不同将权威分为“传统的”“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三种类型[9]。传统型权威是一种对习俗的遵从而产生的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是一种依靠领袖个人素质而产生的权威,法制型权威是一种对法律的有效性和客观性的信任而产生的权威。我们认为,领导干部道德作为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威榜样,其权威性主要是一种法制型权威,主要依靠领导干部合乎法规地履行职责。如果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其道德将丧失权威性,不可能再充当道德榜样。村看村,户看户,老百姓看干部。只有领导干部自己正道直行,普通大众才有可能崇德向善。对此,习近平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10](三)领导干部道德是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道德、制度道德、公民道德三个层面描绘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愿景:一种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形象、一幅海晏河清的社会蓝图、一种崇德向善的公民品格。领导干部道德是影响国家道德、制度道德、公民道德的关键要素,自然成为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首先,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键少数”。一个组织要保持稳定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1]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领导责任。领导责任包括把握政治方向、制定方针政策、营造建设环境、组织协调管理等。身居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居于“龙头”地位,恰如《尹文子•大道上》云:“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领导干部的行为举止直接决定党风、政风,影响着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如果领导干部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能忠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其他的社会成员忠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领导干部道德理所当然地要成为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其次,领导干部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必然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它既是党的意志,也是一种公共意志。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领导干部既要服从党的意志,也要服从公共意志。可以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因此,领导干部道德必然要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导干部道德良好,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领导阶层内部得到了很好的培育和践行,社会就会呈现风清气正的局面;反之,社会难免出现正不压邪的冏态。再次,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中枢命脉。领导干部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所必需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内容。从道德视角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国家道德、制度道德和公民道德———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些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转化为国家建设的道德要求,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制度安排的道德要求,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转化为公民教育的道德要求。作为公民道德的特殊组成部分,领导干部道德在公共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国家道德、制度道德、公民道德的形成和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领导干部道德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个重要缩影,也是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一面镜子,通过考量领导干部道德的水准就可以基本预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成效。

二、领导干部道德失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严重危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据中纪委网站显示及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落马的数百名省部级干部中,大约10%分别被中纪委通报为“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毫无道德底线”或“道德沦丧”等等。从落马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事实来看,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确实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信仰迷失、权力异化、生活腐化等都是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的重要表现,而对领导干部规范力不强或完全失效是其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道德生态。(一)信仰迷失损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精神根基。政治品德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养。“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运行的主体,其政治品德状况直接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12]领导干部的政治品德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等。政治信仰是人们对某种政治理论及其价值目标的笃信与敬仰。相对于大众而言,领导干部是政治信仰的首要担当主体,信仰坚定是领导干部的首要政治品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出发,领导干部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即使是党外领导干部也应如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旗帜和政治灵魂,是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在金钱、权力和美色等的诱惑之下,一些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发生了剧烈的嬗变。有的领导干部为求仕途升迁,每天求神拜佛;有的领导干部为了祈福避祸,迷信命相风水;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对抗组织调查,聘请大师出谋划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国家行政学院曾做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中,“参与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以上的公务员中,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迷信,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13]这些毫无政治信仰的领导干部长期践踏党纪国法,总是担心劣迹败露,惶惶不可终日,只好幻想通过神灵的庇佑求得内心的安宁。导致领导干部信仰迷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政治鉴别力,陷入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泥潭中不能自拔。从主观上讲,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精神逐渐懈怠,忽视了理想信念教育,导致价值观念错乱,政治信仰逐渐让位于歪理邪说。信仰迷失严重损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精神根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精神支柱。每一种核心价值体系都需要一种政治理论的支撑和指导,这一政治理论既是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也是这一社会政治信仰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信仰的对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根基和价值旨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各级领导干部信仰坚定,人民群众就有主心骨;若各级领导干部信仰迷失,不仅导致领导干部自身思想颓废,而且还会惑乱人心,造成大众思想和行为的混乱。因此,领导干部信仰迷失将严重削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权威性和感召力,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自毁长城。(二)权力异化破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赏罚机制。权力是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按照纯粹的本质意义上的权力观点,权力应该是全体成员共同拥有共同行使,并能真正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政治力量。”[14]在我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领导干部与社会成员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领导干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根据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领导干部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将手中的权力用来保障公共利益。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5]权力的界限即法律———法不授权则不可为。只有依法用权,才能避免滥用权力。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职责。在工作中,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大多与权力的运用直接相关。因此,依法用权是领导干部基本的工作品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异化即存在与本质的疏离。权力异化即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以权谋私等致使权力超出法律界限的现象。不作为和乱作为是权力异化的两种基本类型。怠政懒政、拖延推诿、敷衍了事、漠视民意等是不作为的主要表现,贪污受贿、寻租索贿、弄虚作假、越俎代庖等是乱作为的主要表现。权力异化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权力本身天然具有腐败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16]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权力异化的原因归咎于权力本身,而要从领导干部自身和权力运行的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权力异化的原因。简而言之,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是权力异化的内在原因,而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则是权力异化的外在条件。权力是伦理的现实政治形态,权力的公共性是其合法性的伦理基础。权力异化使权力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从而丧失公共性,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权力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强制力量,权力异化严重破坏社会正义。任何权力异化都是一种渎职违法行为,领导干部渎职违法致使政策、法律和制度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社会正义难以伸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离不开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强力支持。政策、法律和制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赏罚机制。只有社会正义才能保证德福一致,只有德福一致才能充分调动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人类的道德生活经验表明,德福一致是人们崇德向善的动力,而德福背离是社会道德滑坡的诱因。权力异化滋生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导致德福背离。德福背离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赏罚机制,进而严重挫伤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加剧社会的道德失范。因为“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17]。(三)生活腐化腐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社会风气。领导干部生活在社会之中,也有自己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情趣,但作为政治公众人物,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谨言慎行,切实做好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首先,领导干部的行为举止、业余生活、个人嗜好等备受大众关注,往往容易成为大众聚焦的话题。与一般人相比,领导干部的任何违法背德之举更容易被大众察觉。其次,领导干部的生活情趣、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正如《孟子•滕文公上》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再次,大众对领导干部有较高的道德期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人对领导干部都有一种圣贤情结,期待领导干部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成为道德楷模。从领导干部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出发,必须承担起引领社会风尚的道德责任。因此,领导干部应该坚守正当的精神追求,保持高洁的生活情趣,这是领导干部基本的生活品德。据相关调查,“81.21%的受访者认为领导干部生活腐化是群众最反感的首要问题”[18]。生活腐化即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任性妄为、自甘堕落,其具体表现包括奢靡享乐、滥情贪色、玩物丧志等。奢靡享乐的行为有吃山珍海味、喝高档酒水、穿名牌服饰、住豪宅别苑、考察名山秀水、出入高档会所等。享受生活、追求生活品位本身并不是坏事,但这种生活必须与自身的消费能力相适应。一些领导干部将贪腐作为奢靡享乐的资本,在穷奢极欲中追求人生的“高峰体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滥情贪色的行为有与他人通奸、权色交易、包养情妇等。滥情贪色本来并非光彩之事,而少数领导干部竟以此为荣,相互攀比炫耀,让群众大跌眼镜。玩物丧志的行为有赌博、吸毒、玩电游等。休闲娱乐是一个人的正常生活需要,但休闲娱乐的方式和内容必须是健康合法的。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寻求刺激,沉溺于赌博、吸毒、电游等嗜好之中,必然玩物丧志。从领导干部自身来说,生活腐化是精神懈怠、放松思想修养的结果。从社会影响来说,生活腐化与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必要条件。道德的社会为大众见贤思齐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氛围。领导干部的生活品德既是评判社会风气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因素。孔子在《论语•颜渊》中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干部生活腐化不仅败坏党风、政风,而且严重腐蚀了社会风气。常言道: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干部生活腐化的种种不良行为易于被大众仿效。一些人以奢靡享乐、滥情贪色、玩物丧志为时尚,以勤俭节约、专一忠诚、兢兢业业为迂腐。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贪图享乐、是非不分的社会风气。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来说,无异于春天的花蕾遭遇霜冻的蹂躏,难免悄然凋零。

三、矫正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着力点

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常修为政之德,常怀爱民之心,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广大领导干部的谆谆教诲。但是,还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忘却初心,腐化堕落,在道德失范的迷途中渐行渐远。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示范效应,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矫正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一)坚定政治信仰,确保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精神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的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19]政治信仰是否坚定既是选拔领导干部的首要标准,也是领导干部能否承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精神引领重任的关键所在。面对一些领导干部的信仰迷失,坚定政治信仰既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是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根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夯实根基。一些领导干部信仰迷失,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缺失。要坚定政治信仰,必须重新确立理论自信。有了理论自信,领导干部才能在各种思想迷雾中找准历史方位,砥砺前行。要确立理论自信,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形成反映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20]63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用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日新月异的实践,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历史表明,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当今中国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原有的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理论创新迫在眉睫。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1]理论创新不仅是理论工作者的职责,领导干部的理论创新同样责无旁贷。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必须针对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做出理论回答,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理论。只有具有强大实践证明力的理论,才能真正使人们确立理论自信,内心变得真正强大而充实。在多种社会思潮的较量与争夺中,领导干部必须充当大众的精神导师。只有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领导干部才能旗帜鲜明地引领大众抵制各种歪理邪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严格依法治权,强化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政治领导干部履行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推动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执行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时所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22]从政治责任的界定看来,政治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二是指领导干部未能履行职责时应承受的谴责和制裁。本文所言的政治责任主要是指前者。从政治责任的内涵出发,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政治责任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贯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制定出符合大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良好政策导向和利益机制。权力异化严重背离了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政治责任。面对权力异化,我们要依法监督权力,确保权力的公共性和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责任。公共选择理论打破了笼罩在领导干部头上的神圣光环,为加强权力监督预防权力异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市场中,领导干部也是一种“经济人”,他们会根据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政策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领导干部自利动机的支配。因此,政治责任的落实不能寄希望于“好人”,而要寄希望于好的制度。正如波普尔所说:“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甚至使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23]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领导干部的私欲膨胀及权力异化的可能性制定有效举措,依法治权是防止领导干部私欲膨胀和权力异化的有效措施。所谓依法治权即依照法律规范和制约权力,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首先,要依法设置权力———用法律的形式把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予以明确规定,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为,杜绝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乱象。权力法定使领导干部能够准确地理解自己的权力界限,尽量避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不法行为。其次,要依法产生权力的行使主体。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干部只是权力的行使者。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有委任制、考任制、选举制、聘任制等多种方法,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必须程序合法并充分尊重民意。只有充分尊重民意,才能使领导干部关心民众疾苦,切实对民众负责。再次,要依法监督权力,包括人大监督、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等途径,监督必须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进行。需要公开的政务信息包括政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公共开支、干部任免等。政务愈是透明,对权力实施监督就愈是有利。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民主法治,而依法治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人民的幸福是领导干部的工作目标,只有依法治权才能真正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才能使权力运行更加符合公众利益,从而使领导干部切实承担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政治责任。(三)坚持言行一致,凸显领导干部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示范作用。所谓言行一致,即说到做到、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既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也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养。领导干部只有言行一致,才能取信于民,凝聚人心———如果言行一致,群众就相信你,全心全意跟你干;如果言行不一,群众就会远离你,想尽办法敷衍你。有的领导干部在公众面前鼓励别人遵守道德规范,自己私底下却不遵守道德规范;有的领导干部采用双重道德标准来评判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对自己宽容而对他人苛刻;有的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慷慨激昂地高唱主旋律,背后却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诸如此类,都属于言行不一的行为。言行不一是一种有善言而无善行的伪善,“优美灵魂它确实是很好的保全了自己的纯洁性,因为它并不行动,它是这样一种伪善,这种伪善只把判断当做行动,只以卓越心意的言辞,而不以行动来证明其正直性。”[24]领导干部言行不一不仅导致离心离德,还可能误党误国,“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25]。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言行一致的基本要求是说话要实事求是,做事要身体力行。实事求是不仅意味着要尊重客观实际———不讲空话、假话和大话,而且意味着要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内容———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历史经验反复警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胜利前进;什么时候虚报浮夸、讲假话,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败。”[26]身体力行就是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为官之要,重在实干。邓小平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20]35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而言,要充分凸显领导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必须切实坚持言行一致。首先,领导干部要坚持价值倡导与内心信念的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价值倡导,领导干部自身必须是真正的相信。有“真信”,才会有“真行”。如果领导干部自己都不相信,只倡导他人去做,口头上冠冕堂皇,心里头龌龊不堪,那么这些人迟早会因劣迹败露而遭大众唾弃。其次,领导干部要坚持宣传教育与日常践行的一致。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负有宣传教育的责任。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始终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如果口头上讲爱国敬业,背地里疯狂敛财、全家移民,那么大众不仅会嗤之以鼻,而且会恨之入骨。再次,领导干部要坚持政策、法律、制度的制定与贯彻实施的一致性。政策、法律和制度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领导干部是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有了相关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就必须真正贯彻落实,而不能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如果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套,就会导致核心价值观形同虚设。相关调查表明,领导干部道德是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键因素,“政府领导干部的伦理道德已经成为诸社会群体之间达成社会和谐,影响诸社会群体间价值共识和文化冲突,即核心价值观生成的感应器和关节点”[27],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部破坏力量,可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难言之痛。治国重在治吏,治吏首在立德。矫正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提升领导干部道德水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当务之急。

作者:喻文德 季轩民 单位:1.吉首大学 2.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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