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对道德的批评

本文作者：曹喜博李丹丹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1920年1月1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即《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对纲常名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他认为，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人精神的儒家伦理，也就是所谓的纲常名教均是不平等、片面的道德观念，都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奉统治者。儒家修、齐、家、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以修身为本”，他们所讲的修身，不是使人实现个性，而是使人牺牲个性。他说：牺牲个性始于尽“孝”。而“忠”则是对“孝”的放大，因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家族制度的放大体。至于夫妇关系，完全是片面的要求，只要求女子守贞操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而男子却从来不从一而终；要求女子夫死不能再嫁而男子却可以再娶。还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女德，对女子的束缚尤其严重。总的来看，儒家的伦理道德在君臣关系上，只用一个“忠”字，便使臣的一方完全从属和听命于君；在父子关系上，只用一个“孝”字，便使子的一方完全从属和听命于父；在夫妇关系上，只用“顺”、“从”、“贞节”的几个道德，便使妻的一方完全从属和听命于夫。儒家伦理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片面的伦理[2]435。这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批判与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的思路大体一致，深刻揭露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不平等本质。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挖掘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根源，他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精神世界两千多年，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说本身有多大的权威，或者是永久不变的真理，适合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业经济组织的产物，作为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儒家伦理有着它的经济基础[2]435。把大家族制度、农业经济组织作为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这是历史唯物论解释历史的基本思路。陈独秀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泰戈尔学说的检讨上。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陈独秀对泰戈尔的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陈独秀指出：第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现在还流行于社会，中国有很多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都拥护它，这种思想并没有消失，用不着通过泰戈尔来复活它。这种思想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同乘一辆火车或电车。第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是东方独具特色的思想。泰戈尔以为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思想，超过了西洋的竞争理念，这其实是错误的。东方民族的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奴隶的和平思想，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印度、马来人还过着物质水平极其低下的生活，中国人还处在兵匪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亚洲很多民族长期在英、美、荷、法等强权势力压制下忍气自安。第三，在泰戈尔看来，重心灵轻物质也是东洋文化的特色之一。不客气地说，中国当时物质文明的程度几乎等于零，而那些提倡思想文化的人却遍布全国；泰戈尔如果再加紧提倡，只好废除轮船铁路，大家依旧使用独木舟和单轮车；只有废除机器印刷所，再用木板或竹简。泰戈尔所提倡复活的东方文化，如果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社会进步提出具体的办法所，还是不要高谈阔论扰乱思想界。1924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评泰戈尔在上海、杭州的演说》一文，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为科学和物质文明辩护。他指出，现代产生的众多恼闷来自于少数人控制物质文明的成果和弱势民族物质文明的极不发达，于是造成了民族间的侵略和阶级间的掠夺。然而，这些侵略和掠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恼闷，都不是科学和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

以上议论，反映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的鲜明阶级立场，他对泰戈尔思想的批评尽管有过激的成分，但不少是切中要害的。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把儒学看作中国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社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自从儒家学说在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占据了核心地位之后，中国的学术就始终没能跨越出儒家学说的范围，难说有什么进步。因为统治者以儒家学说取士，而所谓士人便只能研习儒家学说，把自己造成为统治者所要拔取的人才。所以一切知识分子，自童年以至皓首，都去钻研四书五经，希望在故纸堆中寻取“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统治者们乐不可支，说这班可虑的穷酸都入了牢笼，天下可以太平无事了。在儒家学说占据中心地位的历史情境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从事于四书五经的研修，进行艰苦的灵魂修炼，面向自己的内心做着“存、养、省、察”的道德修养工夫，自然而然对于心外客观世界的奥秘就很不在意了。事实上，儒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有人偶尔做起向外的格物工夫，涉及一些客观世界的知识，就会被斥之为“奇技淫巧”或“离经叛道”，而为学术界、知识界所不齿。所以中国的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可以肯定地说是受了儒学的重大影响。儒家是从四书五经中讨生活的。他们自比为君子，而被民众那些“小人”所养活。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从来不治生产。他们以言“利”为最大忌讳，若说到提高生产技术、增高劳动生产性，那便涉及“利”的范围，而成为孔子所指斥的樊迟那种“小人”了。所以儒家做官从政的时候，从不向政府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方法。宋代王安石的变法，在儒林掀起了极大的波澜，终于被所谓君子之儒打倒，新法也全遭废弃了。可以说，儒学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精神纽带，是中国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此外，艾思奇、刘少奇、等人还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辩证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指出其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中所包含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因素，主张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比如，艾思奇在他的部分论著中就曾经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态度，他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能够同时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本来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的子孙。共产主义者不但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且已经在继承和发扬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不论是一般文化方面的，或仅仅是道德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珍贵的伦理思想，是完全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体现出来并获得新的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单纯否定旧道德，而是对传统的精华加以提高和改造，从而使旧道德中的合理因素得到发扬，这是共产主义者和一切道德相对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譬如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范畴，曾经是封建道德的行为规范，而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些以及类似的规范，并不是绝对抹杀，在共产主义者的言行操作当中，这些规范的精华之处事实上是得到了重大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当中的糟粕的部分自然是要去除的。比如，对于君主的忠，是绝对要抛弃的，然而共产主义者应该坚持对于国家、民族的忠。家庭内小范围的孝，在当今的环境中是难以顾全的，就是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但是在民族、国家、社会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共产主义者也还是注重对于父母的孝敬的。妇女的片面贞节，吃人一餐饭，一定要有所报答，这样“有奶便是娘”的义气，而不分敌我、不论是非，现在也应该抛弃，因为这是有害的、危险的。然而，共产主义者为民族、国家、人民、事业而斗争时的那种坚贞不渝的节操，为民族利益而奉献一切的义气，才是节义精神的最高表现。以上这些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华的继承和发扬，虽然不只是共产主义者才能做到，但是它在共产主义者身上有着多维度表现。

可以说，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伦理道德的批判是承继了中国启蒙思潮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精神，其中体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论的特色，即站在以中国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苦大众一边，以他们的视域反思传统伦理道德，挖掘了传统伦理道德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包括经济根源，并表明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辩证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为我们当下进一步认知和理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