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师德建设论文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取代的背景下，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都发生许多新变化，为顺应这种变化的要求，现代公民就需要自行培养出一种建基于时代精神并能够为之奋斗的理想系统和理论系统。同时，也力图能够构建一个与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思想上层建筑系统。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转型期的师德建设，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微观的职业道德改善的问题，而是教育领域与时代互动关系的一个切入点的展示。

一、师德内涵相关问题研究

（一）师德的基本内涵

从语义学的表层来看，师德即为“教师的职业道德”，也就是教师的职业道德。而按照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师德”有着三种不同的内涵表述：一是指教师在职业中形成的稳定的观念、规范和品质的总和。这层含义认为师德是已经形成的观念、规范和品质的总和，它强调的是一种已然状态而非应然。二是指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原则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等。这种观点在界定教师职业道德主体时，认为师德的主体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教师之外的党政、管理人员等；三是指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具备的品德。显然，第三种表述对“师德”的内涵界定最为科学，既强调了教师这个道德主体，又强调了“应然”的目标本质。师德，对教师的教育行为的规范基点自然是伦理道义层面，用以规范所要秉持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从而指导和优化教书育人的行为体系，以在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输出教育绩效和履职。道德本就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因而构建师德同样是在教育活动领域内部对师生、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个体与教师群体、教师个体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系统调整。师德体现了教师的个体道德和集体伦理、客观行为和主观意识、思想规范和思想品质的统一。对师德的科学、系统的理解需要注意这几个方面：从师德的主观性认识属性来看，师德是教师对直观的、现实的教学活动及其中的伦理关系的发生和改善的认知与思考，其本质是教师自觉总结形成于教学活动中的具有是非自省和价值判断意味的思想、观念体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师德是对教师各种教育行动的约束和规范，以优化教学效果、改善教学关系。师德通过明确的目标性对现存的教师道德常态进行改善性干预和导向性约束；正是这种能动性和规范性，师德才具备评价标准的资质和功能，能够对教师教学实践进行是非善恶的判断和评价。

（二）我国师德观念内涵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师德观念自然源远流长，内涵绵亘深厚。在同样久远的教育史上，传统的师德观念在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历程中不断展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和价值观念。早在西周之前所谓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官员即是教师，因而师德即是官德的分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勃兴，教育学术开始从政治分化出来，形成了民间私学，孔子便是民间私学背景下最伟大最典型的教育家，通过儒家思想体系系统承袭发展了周代的德教萌芽“五典之教”（五伦），奠定秦汉至宋明“德为教先”的基本格局。中国传统师德内涵包括君主、社稷对教师的道德要求，处理师生关系的道德要求，以及教师自身修养等，具体如下：1．“有教无类”的教育公正观。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就是不论贵贱、夷夏、贤愚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机遇，虽然是基于对当时贵族垄断文化的一种反对，但它在客观上倡导了一种可贵的教育公平理念。2．“以身作则”的教育示范观。以儒家思想为轴心的师德观强调的是一种基于现实行动示范作用的师德观。《论语》中众所周知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而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三四中也指出教师“为之是仁圣之道，诲之是以仁圣之道诲人”，反映出我国传统师德的实践本位。3．“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发展观。中国传统师德强调教师要永不满足的终身学习，继而对学生不知疲倦的勤奋教导，也较为明确的总结出教师对学生基于情感关怀的教育接受观。4．“循循善诱”、“格物致知”的教育科学观。《孟子•告子上》中“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指出教育必须从立志入手，强调要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朱熹“孔门教人甚宽，今日理会些子，明日又理会些子，久则自贯通”，强调教育要遵循规律，经历一定的过程阶段。这些都展现出中国传统师德朴素的科学观。5．“教学相长”的教育辩证观。中国传统师德强调教与学是互相促进、彼此包含的一对范畴，因而教师也要不断的刻苦学习钻研。清代学者段玉裁注：“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

（三）西方师德观念概述

西方世界对师德的重视同样源远流长，无论是现代教育中心的美国，还是传统教育基地的德国，都有着比较明确师德传统。西方国家都相继围绕各自国家的教育国情推进师德的制度建设，纷纷制定师德的伦理性规范以及行政法规以确保师德的操作性和可评价性。从特征来看，首先，西方师德的核心是师生关系，这与西方长久的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相符合。师生关系被认定为学校中的基础性关系，从而决定着其他关系的展开，也决定着师德的内涵。师生关系作为一种潜在的决定性因素往往影响学生受教育程度，影响着教育过程乃至整个教育质量和水平。其次，西方师德规范往往是结构性、层次感强。受西方思想界结构主义、分析性思维方式影响，西方师德原则的构建表现出极强的层次感。在西方学校里师德往往表现为具体的应该持有的基本目标，而师德规则是教师个人在教育实践中应达到的具体要求，具有操作性、个体性和实践性。西方师德观念往往表现为具体的行为规则而非空洞理想，往往能够直接制约教师个人的执教行为与教师群体的道德修养。而富于层次感和结构性的师德规范则发挥着多样化又极具针对性的结构性功能。最后，西方师德规范具有明细化、可操作特点。西方国家强调师德规范应用于学生教育的实效性，因而重视规范的操作性和明细化程度。在具体实践运用中往往是操作有抓手，实践有根基，评价有条目。

二、管理伦理学相关问题研究

（一）管理伦理学发展历史管理伦理学

（BusinessEthics）最早形成于美国。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频发的企业丑闻及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1962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个报告《关于企业伦理及相应行动的声明》（AStatementonBusinessEthicsandaCallforAction）。同年，学者威廉•洛德（WilliamRud-er）在美国管理学院联合会（AmericanAssemblyof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所属成员中，发起了一项有关开设管理伦理学必要性的调查，被调查者几乎一致支持管理伦理学成为管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74年11月在堪萨斯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全美管理伦理学研讨会，标志着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相应确立。此次研讨会所汇编成《伦理学、自由经营和公共政策：企业中的道德问题论文集》，此后一批有影响的管理伦理学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到了80年代，美国企业界一度开展有关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全社会尤其是高校意识到注重管理行为和企业行为中的伦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故而高校系统开设管理伦理和商业道德方面课程。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是最早强调管理伦理方面教育的学院之一。1988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在杰出校友约翰•沙德（JohnShad）的巨额赞助和倡议下，在商学院副院长和众多教授研究、创新、辩论与实验的共同努力下，首次推出“决策与伦理价值”（DecisionMakingandEthicsValue,DMEV）的新课程。截止1993年，美国九成高校开设管理伦理学领域课程。1996年，管理伦理学荣登全美最佳10所商学院开设的9门最受商学院普遍重视的MBA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继而向欧洲许多大学扩散。至于相关著作，美国知名学者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和海因茨•韦里克（HeinzWeihrich）在1988年出版《管理学》(第九版)中便新增“道德决策模型”与“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准则”等内容。美国多所大学用做MBA教材的罗宾斯所著((管理学》一书也加入大量有关伦理的各种实例和伦理难题，以提供MBA学生进行深刻的思考。美国学者詹姆斯•A•F•斯托纳（James．A．F．Stoner）等人在1995年出版的《管理学》(第六版)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管理理论的五个重点领域，即质量、小企业、企业伦理、国际化、多元化。国际著名的市场营销学权威菲利浦•科特勒在1997年出版的《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实施和控制》(第七版)前言中，把“重视伦理营销”视为营销管理的发展趋势之一。欧洲的管理伦理的问题同样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83年，荷兰商学院设立欧洲首个企业伦理学讲座。1986年，荷兰特温特大学商业管理学院也设立了相同内容的讲座。1987年，瑞士圣加仑州开设了相类似的讲座。1989年，荷兰两个最新的企业伦理学讲座在林堡省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基督教大学建立。另外，法国里昂高等商学院和一家法国公司合作，开设以《商业伦理和欧洲文化》为主题的讲座，主要目的是把企业伦理与欧洲最优秀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和德国也成立了管理论力学相关研究机构，各自独立开展工作并相互借鉴。而在出版的著作中，豪斯特•斯特曼（HoustSterma)）和阿尔伯特•卢安（AlbertaLion）在1986年6月编著的《管理伦理学》是较早较全面的论述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此外，意大利米兰的马利•乌尼亚（MaryWoolley）创立的《伦理学与公共事务》，是欧洲最早出版的管理伦理学方面的杂志。

（二）管理伦理学内涵体系

管理伦理学是管理科学与伦理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产物，其研究对象是组织管理、组织行为中的道德关系范畴。它的基本理论框架取自管理学体系，而分析框架和观点方法又来自伦理学，其实质是分析管理行为尤其是决策行为的道德完成度。管理伦理学的开创并介入相关领域的研究，其优势往往是深度和广度上引导对管理行为的整体绩效的进一步的反思，继而引导组织管理和组织行为，尤其是组织各种能动的规范化行为从伦理层面更加符合当代复杂化社会的要求，以推动社会进步。管理伦理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的道德现象、道德评价体系、道德标准及道德发展的规律，因而兼具实践的应用性和理论抽象性，继而能够对管理过程中的伦理构建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当然，伴随现代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综合化程度加深，社会现象呈现出整合、交叉、互构态势，因而对此的解伦理释、规范和指导则很难依靠单一学科门类完成。这就内在推动了管理伦理学的全面多角度发展，也就是要求探讨所有管理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不囿于企业管理。结合国外管理伦理学的发展历程、管理实践以及国内学术界、实业界的借鉴发展，初步界定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内容。1．管理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管理伦理学从本质上，就是揭示伦理在社会管理总系统和具体管理各个子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及发挥的途径和方法，进而揭示伦理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过程中的作用。2．组织行为中的伦理内涵、伦理取向和伦理影响机制问题。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角度、多维度系统，因而管理伦理学也就要研究复杂的组织行为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及其准则，从而促动整个社会系统的组织行为趋向于有序并符合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3．管理者行为中的伦理内涵。在组织行为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均是伦理的主体，但就其在组织管理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言，管理者的行为影响具有更显著、更主动的作用。管理伦理学就是要通过提供系统的、自觉的伦理内涵评价指标来导引管理者明确自身行为在组织伦理建设中所产生的作用。4．被管理者行为的伦理内涵。同为伦理主体，被管理者的行为同样会对组织伦理准则和伦理环境构建产生影响，而且一旦作出决策后，组织的具体行为很多都要靠被管理者来执行，其行为同样会体现出组织的整体伦理倾向。

三、管理伦理学与现代师德

（一）管理伦理学对于现代师德研究的理论适用性

1．基于转型期的当代社会时代背景。讨论任何理论体系的适用性，都不能封闭的就理论谈理论，必定要以开放视野、由外而内的看待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是社会转型的核心助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经济利益及其正当性得到了充分肯定，理性的个体利益最大化逐渐构筑现代人的常态处世规则。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开放式、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加速了外来文化的进入，西方化、后现代强调个体价值的思潮加速剥蚀了传统的强调集体至上的一元文化的裂变，使之逐步转变为以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尊重个体合理需求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人的价值回归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管理伦理学的兴起与现代繁荣也正是顺应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转型社会背景。首先，管理伦理学是对传统科学管理的一种扬弃，强调管理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考量和关照，将人本定位于管理价值的核心位置而取代物本。在管理伦理学的视野中，组织退居为人释放才智、整合资源、实现价值的平台，而人不再是单纯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的人格化工具、环节和流程。其次，作为管理伦理学探讨的基本原则，义利关系可视为以人为本价值理念在组织管理目标上的展开，是对组织运行的绩效和目标的要求体现。管理伦理学视野中的义利关系是统一的，这种义利统一的原则往往规定了的一个在常规下追求管理效益的组织行为，必须还要在效益规范的基础上符合管理行为背后乃至全社会的道德要求，从而将自身组织行为与其他组织行为、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乃至全行业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意识的整合协调，以义统利，超越扁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打造一种经济利益与社会公益立体共存的整体格局。现代教师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一分子，所面临的新背景下的新变化新形势，恰恰对管理伦理学所依托的社会时代背景是内在统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管理伦理学也揭示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教师身份地位及其思想状态的变化。2．基于现代师德的内涵重构。以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看，师德是教育活动、教育行为、教育事业的综合体系的反映。社会转型期给教育社会存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势能，引起了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社会阶层分化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自然会引发包括师德在内的教育社会意识的变革。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不断凸显的师德困境、失范等现象的压力下，现代师德除策略性、针对性的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顺应转型期的时代潮流重构其内涵。首先，现代师德要立足教育行为的特殊性、专业性，避免泛化。这里的泛化有两个倾向，一是泛专业化，一是泛伦理化。形成于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正统师德具有泛伦理化倾向，即混同于一般的道德规范，将教师的专业性边界模糊化。这种师德内涵界定往往过分强调教师的道德义务甚至将其边界扩大化，使师德承担的一般性伦理规范、教育领域之外伦理规范的额外负担，从而束缚压抑了教师的个体积极性。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代师德，伴随市场经济对个体利益的逐步释放，师德内涵界定则从泛伦理化又转到泛专业化，即将师德与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混为一谈，甚至将后者纳入师德内涵中。这种内涵界定往往是对前一种界定的矫枉过正，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引入改善教育行为的过度推崇，

（二）基于现代师德的现实困境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代师德必然遭遇现实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外引的，也是内源的。1．基于师德对象的不稳定性而造成的困境。师德作为一套规范系统，教师自是其施用对象，其约束、规范、评价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这个对象系统的稳定性。在传统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其职业身份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对其行为进行约束、规范和评价的师德系统也具有稳定性、效用性。而在市场经济成熟的时代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所带来巨大的社会结构分化效应下，全社会的人才流动范围和速度都在加大，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其流动性的加大也日益瓦解其以往的稳定性。高速的教师人才内外、上下流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师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的职责边界和底限效应，也造成了教师群体的模糊性，如教师兼任行政职务，有校外经营行为，其他人员兼职代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剥蚀着师德曾经硬性的、权威的约束性和适用性。2．基于教师道德行为的结构断裂而造成的困境。教师道德行为结构可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进行理解，即知行合一，彰显的是教师主体的完善人格。而这种结构的断裂则表现为教师的知行断裂，一方面“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是在市场竞争和消费社会的压力和感召下，慢慢将对现实的利益考虑作为支撑自身生活、事业所必需的信念信用，因而在教育行为的框架内尽可能的规避道德约束而贴近经济利益，客观上形成了对师德评价体系的蚕食渗透；一方面是“知其可为而漠之”，同样是处于对利益的考量，对自身个体价值的过度化珍视而对触及师德底限的行为漠然视之，客观上形成了对师德评价体系式微过程的放任和助推作用。现代师德遭遇的困境呈多样化，但总结起来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引起的个体利益意识崛起和价值多元效应形成的对师德的剥蚀作用。作为社会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改变，市场经济形成的个体利益崛起、价值多元的社会生态也不可取消，而需要变通的恰恰是师德本身，需要进行转型。而这种转型，管理伦理学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牵引是必要的。

四、管理伦理学解困重构现代师德的对策

（一）塑造转型期现代师德的时代性目标

从管理伦理学的角度，目标塑造是组织管理的首要任务，由此展开的目标管理才有效率。而传统师德的“义务型”、“约束型”目标在市场经济、个体利益意识和价值多元时代则有必要转型为“素质型”、“激励型”目标。长期以来对教师塑造的目标一直有着“德在才先”过度抽象化倾向，这种目标无法量化，而往往出现泛政治化趋势，造成对教师专业素养的某种程度的忽视，从而造成目标的扭曲。而现代师德转型就要塑造具有时代内涵的目标，表现为“德才兼备”的师德观，即在师德的目标内隐含着“师者，有才便具德半”的意义，从而避免“无才便是德”的消极取向。因此要通过构建这种目标，尤其是要对“德才兼备”这一目标进行量化，要对“德才关系”进行相对有操作性、实证性的解释和规定，从而明确师德是教师从事教书育人这一社会化劳动的职业道德，“育人”不能脱离“教书”，强调“学高为师”。虽然“才”不能脱离“德”而独立，但“德”同样不能脱离“才”而存在。而且，“才高”可以“德半”，但“德高”却丝毫不必然直通“才学”。因为现时代师德转型就是要逐步明确“德才”关系的具体的、可量化的关系，从而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师德目标。

（二）凸显转型期师德价值体系中的个体性价值

管理伦理学强调的是对组织管理中人的价值，并对人的物化、对人的科学技术化认知的一种解构和超越。从这个意义来讲，现代师德的解困，就必须要直面关于个体价值这个根本问题。道德说到底是一种用于调整利益关系的规范思想体系，因而也必然与一定的利益、需求和价值相联系，没有利益或需求也就没有道德内化为行为的发生。因而在促进现代教师师德转型的过程中，势必要变革过去在意识形态的过度干预下，过多地强调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和需求，而忽视或轻视了教师个人的利益和需求的现状。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效应下，个体利益意识和价值的崛起，而师德如果仍然高度强调对这种客观潮流的抵制态度，则很难找到健康转型和稳定执行的路径。这种对于教师个体利益和价值的尊重，既是对管理伦理学的正向顺应，也是对传统师德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逆向拓展。

（三）构建转型期师德管理体系中的“素质”、“激励”主线

如前文所说，传统师德是一种“义务型”和“约束型”，从本质层是对教师个体的自由意志的一种“去自由化”，这种师德塑造标准虽然在一定时期甚至很长时期有着正向意义，也符合一定的教育行为原则，但在转型期对这一标准的反思和适度调整则是必要的，这一点仍然是基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竞争机制、人才资源意识和现代管理制度中的激励机制。传统师德是将“道德”看成是与“素质”相外在的因素，是一种统摄因素，因此才会有“以德为先”的德育观，而从管理伦理学的诉求来看，“道德”本身就是一种素质，从而消弭了教师的“德”与“才”的对立倾向，而构建了融合趋势。将师德转型为一种特殊的、更为重要的“素质”，是现代师德转型的一个内在主线，这就需要在现实的师德转型建设中加强对这一素质的量化处理从而有助于其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同样，师德一旦被激活其“素质”本位，则对教师的“约束”就转变为“激励”，而激励机制正是基于现代管理制度和管理伦理学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体现。师德的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而促进其转型则是每个时代背景不可逾越也不可多得的重要机遇期。伴随教育宏观环境的复杂化和机构化，师德转型所面临的困境也更加趋向多维，从而增加了解困的难度。这就决定了师德自身的转型驱动，不仅要强调对教师个体内在自律的一种外在的、意向化的激励，而且要着力构建一套用以推进师德自身持续供给和发展的发生培养机制，从而确保转型期下全新师德潜质的现实化并转化为教师内在的、稳定的长效机制行为。

作者:郝一峰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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