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道德推脱研究情况与前景

时间:2022-06-09 11:01:51

体育道德推脱研究情况与前景

1体育道德推脱的内涵

什么是体育道德?对于这一问题,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Vallerand等人(1996)[1]研究了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的竞赛行为,从心理学角度对体育道德行为的本质内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体育道德行为的界定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1)运动员在所有的训练和比赛中都能够保持全力以赴,挖掘潜能,能够承认不足并努力改进;(2)尊重比赛中的规范:赛后与对手握手、承认对方取得的好成绩、输掉比赛也要保持良好风貌;(3)尊重比赛规则和裁判,即使裁判出现错误判罚;(4)真正的尊重对手和关注对手;不会在对手受伤时趁机获利;(5)体育道德行为的消极方式。因此,祝大鹏(2009)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体育道德的主要特征包括:关注和尊重规则和裁判、社会规范、对手,对比赛全力以赴,对所有体育参与者没有消极表现[2]。Bandura(1986,2002)[3,4]最早提出了道德推脱的概念,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对道德推脱的含义进行界定,认为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理解自己的行为以减轻其危害效应、最大程度地减轻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程度。Bandura(1986)认为,道德推脱通过8个相互关联的推脱机制使道德调节功能失效,这8个推脱机制分别是: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结果扭曲、非人性化、责备归因。Bandura(1990)[5]还认为,道德推脱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体做了违反道德行为而没有明显的内疚和自责等情绪反应。Bandura的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根据内部的标准和外部的证据建立了个人道德行为判断标准,这些标准对个体行为具有自我调节作用,可以激发良好的行为以及抑制不良的行为表现。因此,那些与个体道德判断标准相抵触的行为会导致个体产生内疚和自责等不良情绪体验。Bandura(1999)[6]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道德推脱在道德自我调节过程中可以使道德自我调节功能有选择地激活或失效。当个体违反其内部道德标准时,可以通过道德推脱使道德的自我调节功能失效,进而摆脱内疚和自责。因此,具有高道德推脱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杨继平等人(2010)[7]对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及相关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体育道德推脱是指运动员或教练员为了减轻因自己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带来的负面情绪体验而表现出的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认知评价(Boardley,Kavussanu,2007)[8]。Boardley和Kavussanu(2007,2011)[8,9]在体育运动领域对运动员道德推脱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运动员体育道德推脱调节机制包括6个方面,分别是行为重建、优势对比、责任转移、结果扭曲、非人性和责备归因。行为重建指个体对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重新进行认知评价和解释,使其变为合理的、有价值的和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从而使自己的违规行为被接受;比如把比赛中的恶意犯规解释为为了球队的利益或为了保护队友不受伤害等。优势对比指运动员把自己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拿来与那些表现更多或更严重的行为作比较,使他们的违规行为显得轻微或微不足道,以减轻自己的内疚感等消极情绪体验。比如认为在比赛中对对手吼叫相对于使用暴力就显得微不足道;相对于身体上的伤害行为,对对手语言上的挑衅就不算什么。责任转移指运动员把不良行为的原因归因于团队压力或重要他人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决定。比如把自己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归结于团队的决策、队友的鼓励或教练的要求。结果扭曲是指运动员在认知上将自己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造成的危害进行最大程度的淡化。运动员会通过否定其行为造成的伤害或者其行为伤害的严重性。比如运动员会认为比赛中对对手的语言攻击和嘲笑对手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队员相互之间恶意的玩笑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非人性指运动员将自己不良行为的原因归结于对手的违规行为,认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运动员会认同“有些对手在比赛中的表现活该受到非人性对待”、“如果对手在比赛中表现出非人性的行为,那么他遭受到这样的行为也是活该”这样的观点。责备归因是指运动员认为自己是没有过失的受害者,原因是对手强烈的挑衅而使自己被迫使用有害的行为。通过这个过程,违规行为变得是可以原谅的。比如“如果运动员对对手的犯规行为进行同样的反击,那么则是对手的错”、“如果运动员先遭到犯规行为,那么他就不用为自己的报复行为负责”。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推脱对于运动员道德能力的发展、对所从事项目的健康发展和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都会造成不利影响。研究者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消除运动员的体育道德推脱,提高运动员的体育道德水平。

2体育道德推脱的影响因素

2.1运动动机Nicholls(1989)[10]研究指出,个体定义成功和能力的方式决定了在成就情境中的动机,并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自我定向的个体认为成功在于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成就,力图超过别人,其比较的参照物是他人;任务定向的个体则把成功界定为个人努力、学习掌握以及在原有基础上的进步,其比较的参照物是自己。研究者对运动动机和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对篮球(Duda,1991;Kavussanu,2001;2003;Luke2008)[11-14]、足球(Lemyre,Roberts,2002)[15]、曲棍球(Dunn,1999)[16]、冰球(Tod,Hodge,2001)[17]等项目运动员的研究结果均发现了自我定向与反体育道德行为、任务定向与亲体育道德行为的正相关,自我定向与亲体育道德行为、任务定向与反体育道德行为的负相关。有学者对(Boardley,Kavussanu,2010)[18]针对男子足球运动员的研究发现,运动员的体育道德推脱对于其自我定向的运动动机与在比赛中对对手和队友的反社会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高道德推脱的自我定向的运动员报告了更多的反社会行为。这与其之前(Boardley,Kavussanu,2009)[19]针对曲棍球和英式篮球运动员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Nicholls(1989)[14]指出成就目标会影响到个体对可接受行为的认知,而高自我定向的个体则表现出更少的考虑公平和公正问题。在体育道德行为上,高自我定向的运动员在遇到竞争对手时会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对道德行为的尊重,从而表现出更多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最近的一项针对不同项目(足球、曲棍球、冰球、篮球)运动员的研究(Boardley,Jackson,2012)[20]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研究还发现,在高凝聚力的群体中,回避掌握和追求成绩的运动动机与运动员的道德推脱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2.2移情作用移情指个体在对事物进行判断和决策之前,将自己处在他人位置,考虑他人的心理反应,理解他人的态度和情感的能力。包括认知移情和情感移情两种结构。研究一致表明,移情能力高的个体表现出了更高的亲社会行为,更少的反社会行为(Gaines,2010)[21]。Fshbach(1975)[22]认为个体的移情能力取决于3个方面的能力:(1)对他人情感的辨别能力;(2)对他人观点的理解能力;(3)情感共鸣和情绪体验能力。Miller和Eisenberg(1988)[23]对移情与攻击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移情与攻击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Eisenberg,Miller,Shell,1991;Roberts,Strayer,1996)[24,25]。一旦个体出现了道德推脱,自责的心理调节机制就会失效,失去对自己表现出的攻击行为的约束。这样,个体即使做出了伤害他人的言行也不会感受到由于不良行为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反而认为自己的伤害行为归罪于他人,以降低自己行为的过错。

2.3道德意识道德意识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或者违背了他人或社会的道德标准的认识。尽管道德意识是道德决定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对道德意识的实证研究却很少。Tenburnsel和Messick(1999)研究[26]认为,如果运动员仅仅把体育比赛中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当做一个“游戏决定”而没有意识到涉及道德问题时,那么这类行为就更可能在比赛中被使用。类似的研究也一致表明,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问题的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对体育情境中的相似问题的认识(Bredemeier,Shields,1984)[27]。如果运动员没有意识到所处情境的道德成分,而是根据体育情境中的习惯为依据来指导行为,那么被抑制的道德意识会导致道德推脱使用的增加,尤其是在运动员表现出违反体育道德行为时。Gaines(2010)[21]对青少年运动员的研究发现运动员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推脱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Carrion和Long等人(2009)[28]对24名优秀篮球和跆拳道运动员道德推脱的访谈研究结果发现,运动员在体育情境中使用的道德推脱机制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推脱机制有明显区别,运动员在体育情境中使用责任转移和结果扭曲的频率显著高于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Traclet和Romand(2011)等人[29]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运动员体育道德推脱进行研究,被试为30名足球运动员,该研究首先对这些被试的比赛进行录像,把每个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进行剪辑,在对被试进行访谈时先给被试看自己在比赛中的反社会行为录像片段,然后要求被试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研究结果发现,责任转移的道德推脱机制使用频率最高,而欺骗和工具性攻击行为比敌意性攻击行为使用了更多的责任转移推脱机制。

2.4对重要他人行为的知觉由于运动员的道德推脱发生在体育运动这一特定情境,因此,在这一情境中的他人行为对运动员个体的道德行为会产生影响,这些情境变量也是体育道德推脱研究的常见主题。Kavussanu,Robert和Ntoumanis(2002)[30]对运动队道德氛围与运动员道德功能关系的研究发现,道德氛围主要指运动队的教练和运动员对比赛中的合理行为的认识和界定。当运动员认为其教练或队友同样认同某些不良行为时,其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实施这些行为的意向和行为次数。Ommundsen(2003)等人[31]研究认为运动队的动机气氛与运动员体育道德行为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掌握指向的动机与良好的体育道德意识和行为相联系,成绩指向的动机气氛与不良体育道德意识和行为相联系。Chow,Murray和Feltz(2009)的研究[32]发现运动团队规范对攻击行为的认同度是预测运动员在比赛中发生攻击行为可能性的有效指标。多项研究(Guivernau,Duda,2002;Stephens,2001;Stephens,Bredemeier,1996)[33-35]表明,如果运动员认为同队的大多数队友都认同比赛中的攻击行为时,其在比赛中则会更多地使用攻击行为。

3体育道德推脱的应对策略

对于运动员体育道德推脱的应对策略,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十分匮乏,这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问题。根据影响体育道德推脱的因素,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降低或消除运动员的体育道德推脱。

3.1加强运动员自身体育道德教育。首先,培养运动员良好的思想品德。李卫平(2012)[36]认为在运动员的训练过程中,一方面教练员和运动主管部门要加强运动员思想品德的教育,引导运动员建立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可以以道德训练课的形式对运动员进行专项教育,帮助运动员建立和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观念。其次,建立正确的对待比赛的态度和积极目标定向。在比赛中运动员的教练、父母和主管领导要淡化比赛结果的重要性,强调过程表现、运动员技战术水平的发挥以及比赛的精神面貌、拼搏精神。对于运动员积极拼搏却没有取得好成绩的比赛要给予充分肯定,引导运动员建立任务定向的目标定向。

3.2建立良好的体育道德氛围首先,教练员要以身作则,并在运动队中树立良好体育道德的榜样。教练员往往是一支运动队的绝对权威,教练员的言行对运动员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教练员通过自己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良好言行对运动员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运动员逐渐建立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等良好体育道德行为习惯,并能够自觉执行。其次,建立良好的团体规范并严格执行。对于比赛中表现出良好体育道德行为的运动员要给予表扬和奖励,而对于比赛中表现出的违反体育道德行为以及道德推脱行为要给予惩罚,在整个运动队建立良好的体育道德氛围。第三,包括观众、媒体在内的整个社会要建立一种良好的体育道德氛围,加强对良好体育道德行为的认识和宣传。同时要通过宣传使人们认识到道德推脱的危害性,以减少或消除体育道德推脱的使用。

4研究启示与展望

4.1加强体育道德推脱理论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对于道德推脱的研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1977)、结构发展理论(Kohlberg,1976;Piaget,1965;Rest,1984)和社会认知理论(Eisenberg,1986;Bandura,1999)。社会认知理论综合了个体自身因素和外部社会因素对道德推脱的产生机制。Bandura(1986)研究认为道德推脱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结果扭曲、非人性化、责备归因等8个相互关联的推脱机制是道德调节功能失效[3]。但Boardley和Kavussanu(2007,2011)[8][9]在体育运动领域对运动员道德推脱进行研究只发现了行为重建、优势对比、责任转移、结果扭曲、非人性和责备归因等6个道德推脱机制。导致两种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体育运动情境和一般社会生活情境中的道德问题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运动员在体育运动情境中使用了和一般社会生活情境中所不同的道德推脱机制。这一问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以更丰富道德推脱研究的理论内涵。

4.2完善体育道德推脱测量工具目前体育领域内关于体育道德推脱的测量工具仅有Boardley和Kavussanu(2007)根据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为理论基础编制的体育道德推脱量表(MoralDisengagementScaleinSport,MDSS)[8]。该量表包括6个维度共32个条目,该量表经研究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73-0.95之间,总量表信度系数达到0.85。后来Boardley和Kavussanu(2008)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得到包括8个条目的单维度量表体育道德推脱量表简化版(MoralDisengagementScaleinSport-Short,MDSS-S)[37]。量表采用Likert7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7分)。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80。首先,由于该量表在编制过程中使用的被试均为集体球类项目(篮球、足球、曲棍球、冰球)运动员,因此其条目主要描述的是这类项目中遇到的道德问题(如“如果是为了实现球队的利益而做出伤害对手的行为是可以的”)。因此,这一量表的适用范围就大大受到限制。今后的研究应编制适用范围更广的测量工具,为研究范围的拓展提供科学测量工具。其次,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其道德推脱具有重要影响。而社会文化是影响人们道德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道德的判断标准存在明显差异。目前国内还没有体育领域内专用的体育道德推脱测量工具,相关研究还是处在引用国外测量工具的阶段。因此,为了深入、全面、客观地研究我国运动员体育道德推脱的问题,首要任务就是要研制出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适用于中国运动员的体育道德推脱测量工具。

4.3构建体育道德推脱影响因素模型目前国内外对体育道德推脱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从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对运动员体育道德推脱的影响效应。这些研究只能从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特征或环境因素等某一方面探讨体育道德推脱的现象和规律,但对于深入、全面的把握体育道德推脱的产生机制和发展规律是远远不够的。今后的研究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从不同角度全面研究体育道德推脱的影响因素,准确把握其产生的机制和规律。

4.4加强体育道德推脱的干预研究体育道德推脱的干预研究是当前本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今后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干预研究,导致目前难以找到解决体育道德推脱的有效方案,只能是从理论上或研究者个人的经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今后的研究需要社会学、心理学和体育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展多学科的综合性干预研究,探讨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和计划,并通过实践检验其效果,寻找提高运动员体育道德水平的个性化的最佳方案。

5结语

体育道德推脱严重阻碍了运动员的道德发展、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以及良好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运动员应加强自身道德教育,提高体育道德修养,教练员要以身作则,树立良好体育道德榜样,加强对运动员和运动队的管理,社会和媒体应营造良好的体育道德氛围,树立积极向上的道德风气。另外,体育科学研究者应从不同学科积极进行科学研究,探讨消除体育道德推脱的有效措施,以提高运动员的体育道德水平。

作者:祝大鹏单位: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