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教育途径与不足

“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古代一个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祖祖辈辈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在7000年以前，半坡人就有了稳固的家的概念。孝的文化不是从孔子的时候开始的，传说中的尧帝就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的母亲去世以后，他守孝3年。以孝著名的是舜帝。正因为舜很孝顺，才被尧帝选中做了帝位的继承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文化，孝悌是中华美德的根本。因此古代的道德教育在小学阶段就是孔子所说的“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而亲仁”（《论语•学而》）的家庭伦理道德和日常交往道德规范的教育。这是立本的教育。《周礼•地官•司徒》里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朱熹深得周代小学教育思想的精髓，亲手编定《小学》和《童蒙须知》等小学教材。他在《小学书题》中写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亲爱、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一个社会，到了父子成仇、兄弟相残、夫妻反目、朋友成仇的地步，道德的根本就彻底动摇了，道德就彻底堕落了。“”中，孝悌谨信被认为是必须铲除的封建道德，这对我们国家的道德教育伤害极大，伤到了根本。那时，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相互揭发，人伦关系被彻底撕裂。1978年以后拨乱反正，但无论从道德教育的目标到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没有把孝悌放在第一位，孝悌只在1988年颁布的《小学道德教育纲要》中在“爱人民”的主项下提到。

五千年“孝悌为根本，以孝治天下”的道德教育传统断绝了！根本动摇了，我们怎么可以期待学校的道德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呢？小学的道德教育要树立孝悌、谨信、亲仁的根本，大学的道德教育则要教育学生明道。小学的道德教育是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的教育，大学的道德教育则是道德理性的教育。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乡三物”是行，“四术”是文，是经典。六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培养人的和谐品格。《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以六经教弟子，是要培养弟子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的品性。中国古代的经典十分丰富，六经之外还有诸子百家、正史野史、文人文集、佛藏道藏，可谓汗牛充栋。如此巨大的宝藏蕴藏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伟大智慧，为学生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智慧提供了无限选择的空间。在西方也是这样，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倡者都主张用经典名著培养学生的理性。在美国最早提倡通识教育的赫钦斯发起了一场名著阅读运动［2］，对二战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我们的大学里，学生学习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很少接触探讨人生和人类社会的人文经典。作为必修课的人文社会知识只是西方某家某派的思想。中小学阶段缺少孝悌、谨信、亲仁的行为训练，大学阶段没有明道修身的经典名著教育，做人没有根本，做人缺乏理智，怎么可以期待我们的学生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呢？

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这是中国古代礼教的精义，通过礼仪和节俗教化百姓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乐文明的国家。余英时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礼乐传统上面，也可以单以‘礼’之一字概括之。”［3］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宗教文化的礼乐文化。礼教与宗教的最大区别是：它没有对唯一神的崇拜，只有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对尊者长者的恭敬；没有神秘的宗教仪轨，只有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和日常交往中的一整套礼仪；没有至高无上的宗教经典，只有《诗》《书》《礼》《乐》等世俗的文化经典。“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教的作用在于建立和谐的内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其化民成俗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应该说，礼教比宗教更加理性化和人文化。人的道德行为礼仪化、习俗化之后，也就真正地社会化和理性化了。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符合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他才是真正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夷夏之辨不在肤色，而在文化。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化的人才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历代都有移风易俗，唐与汉的风俗就很不一样，但无论怎么变，礼乐文化所体现的仁爱精神不会变。在礼乐文化中，存在于教育关系中的仁爱精神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师爱生”。这是一种有差等的爱，既维护了父兄师长的尊严，又要求父兄师长以一种仁慈、友好、关爱的态度对待晚辈、弟妹和学生。

比如大学的开学典礼。《学记》里说：“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天子派官员祭先圣先师，祭典上穿白色的皮弁服，祭芹藻之类的蔬菜，质朴简素，表示学生在先圣先师面前谦逊恭敬。先圣先师原就是志存高远，箪食瓢饮不改其志的人，死后也不会接受奢华盛大的宴请，祭祀时献上一把芹菜就行，他们仍在教育后来的学子，要淡泊，要谦逊，要敬重先圣先师之道。远古的祖先茹毛饮血，筚路蓝缕，所以要穿白色的素淡的皮弁服。这也是在教育学生要艰苦卓绝，质朴无华。《宵雅》即《诗经》里的《小雅》。开学即要学习《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这三篇是君臣宴饮的音乐，郑玄说这是为了勉励学生做官，并且要做上下和厚的官［4］。在鼓声中打开书箧，是警醒学生收心，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业上来，告诫学生对待学业要恭顺谦逊。夏楚二物则是告诫学生，如果有谁违反礼仪就要受罚，目的是收摄学生的骄纵散漫，教育他们专心学习。礼仪活动之所以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是因为礼仪活动将圣人的思想情境化和情感化了。受教育者身临其境，亲感其情，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被感化。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这是中国古代礼教的精义。再比如中国的节俗。节日里家人要团圆，要吃特定的食品。“每逢佳节倍思亲”，无论离家多远，到了春节，在外的游子就是想回家。孝悌不只是一种道德观念，更重要的它是亲人之间的一种深厚情感，没有节俗，亲情不会那么浓烈地被体验到。故乡的黄花麦果，那么让人回味无穷，是因为清明节里，存有古风的人家要用它作供的。所以无论怎么把传统节日当成“四旧”批判，节日中的情感依旧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不是那么容易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干净的。现在一些传统节日又有了假期，但节俗慢慢被人们遗忘了。还有人用黄花麦果作供吗？那蚕茧般大小的点心到底是什么味道？美好的心灵是从小在醇美的习俗中浸染出来的。课堂上的道德教育主要是传授道德知识，道德情感的培养离不开风俗习惯和日常礼仪的浸染。如何在新时代里创造性地复兴传统的礼乐文化，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大事。

个人私德要自修自得，用统一的、很高的私德标准要求每一个人，是对个体生命和个性的不尊重。用统一的、很高的私德标准要求每一个人，这是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的做法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伤害道德教育。但每个人自己则要持之以恒地、不懈地追求完美的人格。过有德性的生活，才能找到人生的幸福。社会公德要有统一的要求，是因为社会公德所规定的行为是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都能做到的。个人的私德则不同，有忠道，有恕道。“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道，是做人的底线，做人的底线是不害人。做人的上线是忠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要帮助别人，为他人谋利益。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在忠与恕之间行走。超过了恕道，就会是己所不欲亦施于人，坑蒙拐骗，专门害人。超过了忠道，就会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坑蒙拐骗的人是坏人，其实超过了忠道也不见得都是什么好人，很可能也是坑蒙拐骗。过犹不及嘛。“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孔子说，圣人我是没有见过的，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善人我也没见过，能够见到有一定操守的人就不错了。仁、善、君子、圣人都是一些理想的目标，通过努力可以无限接近它，但要持之以恒。孔子并不是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他觉得能持久追求就很不错了。能持之以恒地追求也很难，因为人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概括起来都是虚荣心在作怪。本来没有，却装作有；本来空虚，却装作充足；本来穷困潦倒，却装作富有得很。人很容易被虚荣心蒙蔽，不再追求更高的境界。人既有虚荣心，还有诸多的缺点与无赖，如果推行理想主义的教育，很容易把人培养成为虚伪无耻之徒。儒家的中庸之道，子思表达得最准确。《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有“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个性是千差万别的。“率性之谓道”，只有根据每个人的本性率性而为，才是符合人道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父母和老师，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在私德方面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做人。教育部门更没有权利在私德方面对学生提出统一的要求。“修道之谓教”，教育只能对率性之道作些修整。一是使每个人所具有的善良本性扩充壮大，二是制定公共的生活准则，避免每个人因个性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小学阶段的行为训练主要是公共行为规范的训练。而大学阶段则要自觉地养成中庸之德。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情感没有发出是“中”，发出来而不过分是“和”。“致中和”就是修得一颗平常心。人有一颗平常心，不凭个人的喜怒哀乐干预他人，天地万物才会处在其本来的位置上，按照各自的本性自由自在地生长发育。许多人因为有偏爱或偏恨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干预了他人的自由。大爱无痕。天地无私，万物生长。致中和，其情足以容物，故其功足以成物。中庸之德，是为大德。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更应该对他人的私德保持一颗平常宽容的心，因为网络很容易将一种情绪放大，让个人承受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要反复申论，是因为有很多的历史教训。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历史中，从容中道的理想有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某些时候部分教育思想家的思想中表现得非常浓厚，义与利的矛盾难以调和，个人的情感和需要难以取得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在两汉和宋元明清时期。教育应有止于至善的最高理想，但这样的理想成为一种普遍要求之后，只能导奖虚伪，因为没有人能止于至善，至善仅仅是一个人类永远追求而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目标。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教育一方面导致文质彬彬“、不愧于屋漏”的真君子圣人一般高高在上，不可企及，另一方面导致天下率以为伪而不知耻，见不到人真实鲜活的一面，而人的欲望却又在阴暗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或在内心纠结成阴险毒辣，最终使教育走向了理想的反面［5］。中国文化最要警惕的是理想主义。一要警惕理想主义的伪装，二要警惕理想主义的浪漫。其实，我们日常的道德格言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智慧。对待他人，要隐恶扬善“：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朱子家训》）不要揭人家的短，而要多多夸奖他人的善言善行：“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弟子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但对于自己，我们则要持之以恒地不断追求完美的人格。这叫“严于律己”。大学阶段明道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理性完美的过程。在中国，个人自我修养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儒家、道家、佛家都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养方法。儒家的修养方法有：安贫乐道；反身而诚；推己及人；动心忍性；保其赤子；持志养气；惩忿窒欲；格物致知；戒慎恐惧；以物观物；识得东风；民胞物与等等。道家的修养方法有：致虚守静；见素抱朴；柔弱胜刚强；后其身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齐物；逍遥；材与不材之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等等。佛家的修养方法有：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般若；净观；不净观；破差别智；破执着等等。孔子告诫学生，不要画地为牢。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佛家说：“人皆有佛性。”自修自得，时或不至，曾经努力过，不愧此生；一旦豁然开朗，成就人生，则不枉过此生。

社会风气容易被金钱和权力败坏。一旦社会风气败坏，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有所不能。做人的底线要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教育只能在人的道德完善的过程中锦上添花。一个法度废弛的国家，无论怎样加强道德教育都是徒劳的。因为道德教育是导人向善的，法律制度是阻止人为恶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坑蒙拐骗、欺行霸市，这些行为已经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制问题，法律和制度惩处不了这些为非作歹的行为，由政府主导的道德教育就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由学校主导的道德教育也会因无法解释理想和现实的荒谬反差而缺乏合理性和说服力。“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社会生活缺乏正义，老百姓的价值信仰就会动摇，产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疑问和冲天怨气［6］。一旦价值信仰出现危机，就没有了必须要这样做和一定不能这样的事情，丛林法则就会取代道德准则。当丛林法则盛行时，受苦受难的总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可以收买权力的金钱，总是在无序的竞争中失败。而那些在丛林法则中取胜的人，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丛林法则中失败的人会因为不公平引起的失败而产生仇恨，一个被多数人仇恨的人没有尊严和安全感，总是担心仇恨的火焰会燃烧到自己的头上，只能在醉生梦死中麻痹自己的灵魂。“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众目所视，众手所指，其严乎！而最终的结果是，被压迫的老百姓起来造反，推翻腐败的政权，重新建立新的秩序。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发展过来的。没有哪个腐败的政府最终不被推翻。在这一问题上，儒家“仁义”皆内的思想是存在缺陷的。孔子做过鲁司寇，抓的是鲁国的法制，但他并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认为这样会“民免而无耻”，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因为这样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西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分别用两套制度来管理贵族和平民。到春秋时期，贵族统治开始衰落，孔子主张用礼来整齐老百姓，将礼乐文化推广到所有的人身上，这是一个进步。但孔子把更多的热情倾注到了仁政和德治上，并没有同等重要地强调刑政的作用。子思明确提出仁内义外，主张内外双修，但他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他的继承者孟子的认同。孟子明确提出仁义皆内的观点，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尽其心知其性就够了。儒家中，荀子最为重视外在法规和制度对人的规范作用，但他的学生直接转向了法家，他自己也被排除在正统儒家之外。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完备的法律和制度，总是诉求于内在的良心，正义的原则常常遭到践踏，一个朝代到了后期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崩溃，以至有千千万万窦娥那样的感天动地的奇冤。人作不了主，最后只能是天来做主。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始终是正统，其实，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是因为在推行儒家思想的同时加强了制度建设。秦代的一整套法制被汉代继承，汉家的传家宝是“霸王道杂之”。北魏和隋朝有很多的制度建设，这些制度也悉数被唐代继承，包括教育制度史上著名的科举制度。礼乐与刑政，同为国之大宝，不可偏废。

做人的底线是不犯法，做人的底线当然要靠法制来维持。道德的底线是遵守公共道德，道德的底线同样需要法制来维护。作为道德的底线，确立公共道德的原则是不损害公众的利益，所定的公共道德的条款是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能做到的。公共道德要从小培养，但在未成年之前，对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而对于已经成年的人，发生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就应该给予严厉的处罚，这是文明国家维护公共道德的通行做法。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村生活的公共空间很大，个人的行为能影响的人很少，没有城市生活那么多的公共行为准则。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很多在农村养成的不良习惯带到了城市。此外，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暴露出的问题很多，城市管理者无暇顾及那些公共道德行为。再加上家长对孩子的公共行为习惯的培养不力，使中国人的市民素质出了名的差。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大力宣传外，恐怕只有加大处罚力度了。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希望国民的道德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单靠加强道德教育很难取得更大的成绩，只有首先加强法制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同时继承传统，加强立本明道的道德教育和敦风化俗的礼乐文化建设，在个人私德上让人自修自得，文明的中国才是可以期望的。

作者：姜国钧单位：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